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苏童叶兆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
（ 商丘 师 范 学 院 文 学 院 ， 南 商丘 ４ ６ ０ 河 ７ ００）
摘
要： 江南温润多情的地理文化氛围造就了江南 的青年才子们梦幻感伤的叙事风格 。 那种伤感 、 旧、 怀 精雅 、 女性 化的方式使
得他们几乎都成为描写女性的高手 ， 女性在他们 的笔下各 自显现 出富有魅力和 意味的侧面 。作为江苏作家领军人物 的苏童和叶
苏童和叶兆言是 江苏作家 的两个领军人物 ，费振钟 在其 童 偏 爱 写女 性 的原 因 。当然 ， 仅 从 这里 去 分 析 苏 童 的女 性形 仅
“ 专著《 江南世风与江苏文学》 ， 里 曾把他们称 为江南“ 最后 的文 象 远 远 不够 ，艺 术 作 品的 本 质 在 于 它 超 越 了个 人 生 活 领 域 而
的想 象 图式 。
在 苏童 的大多数作品中 ，都有一 个 、两个或多个女性形 童几乎用一种凝 固不 变的叙事腔调 ， 典雅哀婉地讲述那些 发
于塑造女性形象的表 象之后 ，我们看到 的却是两种完全 不同 象 ， 红颜薄命 ， 孤独飘零 ， 是苏童 为她们设计 的生命轨迹 。苏 描写女性形象是苏童擅长 ， 因此 ， 苏童在文坛上被人 戏称 生 在 江 南 那 块 热 土上 、在 深宅 大 院 里 生 活 的女 性 的种 种 悲剧
人” 的确 ， 。 他们那种伤感 、 怀旧 、 精雅 、 女性化 的方式很大程度 以艺 术 家 的心 灵 向全人 类 的心 灵 说 话 。”［ ２ １ 苏童 在 一 次 访谈 上 承继 了江南文人 的风格特点 。 而在他们 的创作 中， 给我们留 中也谈 到 自己塑 造 女 性 形 象 的 本 意 ：我 首先 关 注 的是 人 的 问 “ 下深刻 印象 ，也是最 能够体现江南文人特点的是他们对 女性 题 、 性 的 问 题 ， 的 生存 处 境 ， 别 特 征 是 裹 在 里 面 涌 现 出 人 人 性 形象 的执着刻画和对女性心理 的细微体察 ，女性在他们 的笔 来的 ， 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下各 自显现出富有魅力和意味的侧 面。 然而 ， 他们同样 热衷 在
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的另一种叙述——重读苏童小说《红粉》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的另一种叙述——重读苏童小说《红粉》黎晶 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摘 要：苏童的小说《红粉》以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为背景，书写了一段不同于正史的“娼妓改造史”。
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述，《红粉》将叙事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呈现了这场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同时暗指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
此外，作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红粉》，以其独特的民间和个人立场消解和颠覆了“正史”和宏大叙事，令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小写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
然而，作者苏童终究不是要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
关键词：红粉；娼妓改造运动；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14-03苏童是公认的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或柔美或哀怨或温婉或热烈或妩媚鲜活的女性形象。
诚如苏童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
”[1]在苏童众多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中，由《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组成的“红粉”系列格外引人注目。
“红粉”系列中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极具特色，她们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极力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
《红粉》这篇小说延续了苏童描绘女性形象时一贯的细腻与生动笔触，但小说发生的背景显得尤为特殊。
在《红粉》中，苏童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再读《红粉》，探讨苏童在其作品中对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时呈现的特殊性与某种颠覆性，并结合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疾病死亡视域下的苏童小说性别书写——以“红粉”系列为中心
疾病死亡视域下的苏童小说性别书写——以“红粉”系列为
中心
温琳舒
【期刊名称】《黑龙江社会科学》
【年(卷),期】2023()1
【摘要】疾病与死亡贯穿苏童小说创作各时期。
“红粉”系列小说中,苏童借人物的疾病与死亡刻画了一群悲剧化女性与去势化男性形象,以此表现对两性间的依附与对抗、同性间的争斗与戕害的人性拷问,对人的生存处境、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深刻剖析,小说呈现一种“颓美”的风格。
然而,在“悬置历史”“反启蒙”等虚构想象基础上建构故事的书写方式,使小说出现男性形象概念化、边缘化,女性形象命运单一雷同倾向,人物行为逻辑也多有欠缺等问题。
【总页数】7页(P115-121)
【作者】温琳舒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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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下的女性命运\r——苏童小说《红粉》主题探究5.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人性书写与影像呈现——论苏童和李碧华的“新历史小说”及电影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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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
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王钟屏【摘要】苏童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饱受男权文化制度的压榨,其心理普遍带有强烈的社会受虐倾向,但在受虐的过程中,为了寻找精神平衡,其心理又具有强烈的施虐冲动。
在施虐受虐的循环中,她们反复演绎着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人性悲剧。
%Most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u Tong＇s novels are deeply exploit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 and thus they have a strong mental tendency of social masochism. However, in order to find spiritual balance,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psychological impulse of sadism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sochism. In the cycle of sadism and masochism, they repeat the human tragedy of females as the second sex.【期刊名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7)002【总页数】4页(P128-131)【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父权制;施虐;受虐【作者】王钟屏【作者单位】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宜宾644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1］有压迫的出现就有权力运作的空间。
“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使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
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异化为非人，成为有价值的物。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者：庄丽芬庄智群郑丽凡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4年第02期摘要：苏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
他的作品充满灵逸而生动、优雅精致的柔性美，刻画出丰满的女性的内心世界。
在男性作家对于以女性为主题探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体现出神圣感和隐秘感，缺乏现实深度。
苏童作品中女性不仅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种人性的矛盾性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和特点，深入剖析、解读和展现。
关键词：文学；女性形象；男权社会；悲剧原因一、女性形象来源苏童在谈及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来源时，提及的是他的母亲。
童年的经历与成长的氛围，苏童接触的是许多普通市井故事，而那个时代的印象不断吸收孕育，慢慢成为他笔下每个文学形象培育来源，由此，塑造出了他小说里各个饱满的女性形象。
二、苏童眼中的“女性”苏童笔下有形形色色的女性：新教育下的女学生，传统旧思想的女人，悲惨命运的普通女性，也有身份低贱的妓女，她们都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悲剧。
苏童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
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遇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
”[1]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悲剧一词是紧密联系的，这个灰暗的词，似乎昭示着每个女性命运的真实归属。
2.1悲剧形象之一——扭曲的人性苏童的《妻妾成群》是写四个女人之间无硝烟而又血淋淋的斗争。
在贵族阶层的男权主义，妻妾成群是身份和男性尊荣的体现，一个屋檐下不同的女人各自生活，但相同的是她们都为同一个男人的附属，还有的是对于金钱、地位以及生存的追求。
在这样纯粹女人的斗争里，她们表现出的是阴毒、无情的一面，外在却表现的是温婉、高贵、善良。
在这样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都是悲剧收尾。
而就在我们以为四个女人的斗争结束时，第五个女人却在命运的轨道上娓娓而来——悲剧永不会是终结，却是每个女人的归属。
在苏童的笔下，这些女人都是普通人性的女人，而放在一个残忍的环境中，生存使她们的人性在扭曲中苟延残喘，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比起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从《黄雀记》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黄雀记》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者：郭济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02期【摘要】本文从苏童的小说出发，重点描述《黄雀记》中白小姐的形象，阐述并讲解女性在男权统治时代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男权的依附意识。
苏童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现代文学中传统的描绘女性的方式，没有任何的美化或者丑化女性，将女性最真实的一面用文字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来。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白小姐苏童，成名于80年代后期，先锋派作家代表，而他的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在于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打破了现代文学中传统的描写女性的方式，没有任何美化，将女性最真实的一面用文字形象生动地描写出来。
其代表作《妻妾成群》《红粉》和《罂粟之家》等。
小说《黄雀记》是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一起真实发生地强奸案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憨厚老实的邻家小男孩不幸被卷入了一起强奸案中，最终被判入狱的故事。
此书最初地名字叫《小拉》，是那个时代流行于南京地一种交际舞。
但是作者觉得大家对小拉不甚了解，于是改名为《黄雀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情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古往今来，女性描写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命题，在文学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因为女性在男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一起努力去构建这个社会，默默无闻地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文学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生活这个主题，不论对女性的歌颂还是同情，还是她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情感发展的描绘等等，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地位，女性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沉浮挣扎也好，极尽享受也罢，都是在男权主导的时代显得毫无地位，结局大多凄凉。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很多都被塑造成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或者是贤妻良母，都是男人们想象中的光辉形象，但是她们无法代表大众的女性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但仍然是男性社会下的附属产品。
在士大夫笔下，由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言论，导致女子形象一度处于负面状态，比如强行将朝代灭亡归咎于“红颜祸水”；实际上这是封建礼制和教条主义对女子个性的无情压制和摧残，在民间，百姓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认为女子必须要“三从四德”，他们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扼杀女性的自由。
论苏童小说中女性悲剧根源
论苏童小说中女性悲剧根源作者：田明缘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15期摘要：蘇童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他还原了女性身上的真实性、丑恶性以及原始性。
苏童一直坚持探索女性自身，作品往往揭示了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自身原因。
女性的绝望、痛苦、孤独在他的笔下得到释放，这种沉重的情感也使读者感到压抑甚至拒斥。
他者化的生活造成他笔下的女性多是悲剧收场，对生活的恐惧使女性呈现出各种病态，最终不得不走向自我消亡，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乃至异化。
关键词：女性悲剧;依附意识;病态美苏童的作品，对女性的塑造几乎占据了一大半，即使是以男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中，女性也得到了大量的笔墨。
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一直处在一个依附、挣扎与逆反的困境之中。
“我们注意到，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最令人耳目一新和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极力地抒写了许多女性凄艳的命运及其无法避免的毁损，同时还从这一角度毫不隐晦地映现出男性世界的颓败的生存境况。
”[1]这也就是说，很多女性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来自男性世界的打压，一方面也源于自我意识的薄弱，最终不得不走向消亡。
一、依附的焦虑源于他者化生活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多数都是依附男性而存在，即使有个别女性摆脱了男性这一靠山，最终仍然无法走出自我，不得不再次陷入依附的焦虑中。
“女性对文化赋予的角色的认同的一个突出而又根本的反应是人身依附意识。
”[2]小萼（《红粉》）在翠云坊被封后被迫参加改造，强力劳动使她怀念从前倚靠男人生活的日子，当“阶级姐妹”劝她站出来控诉妓院的时候，她并不觉得以前的生活是一种压迫，反而为以前的生活辩解，“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他们凭什么打我呢？”依赖已经成为像小萼这样女性的一种习惯，她们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迷失了自我，一切依靠他人使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依附的焦虑因此产生。
冯敏（《已婚男人》）面对生活的压迫与丈夫的“失常”选择了逃避焦虑，由于所依附的丈夫失势，作为女性的她也随之消沉。
论苏童笔下的＂颂莲＂式女性
Ｚ ＨＯＵ Ｑｉ ａ ｎ， Ｗ ＡＮＧ Ｙａ ｎ ｆ ａ ｎ ９
（ Ｓ ｃ ｈ ｏ ｏ ｌ ｏ ｆ Ｃ 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Ｌ ａ 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ａ ｎ ｄ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 Ｊ ｉ ａ ｎ ｇ ｓ ｕ Ｎ ｏ ｒ ｍ ａ ｌ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 Ｘ ｕ ｚ ｈ ｏ ｕ Ｊ ｉ ａ ｎ ｇ ｓ ｕ ３ ３ ０ ０ １ ３ ， Ｃ ｈ ｉ ｎ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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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摘要：苏童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本文依据心理学上的观点，分别从依从型、攻击型、离群型三种神经质性格，来分析她们病态的心理特征和表现，进而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
关键词：苏童；红粉系列；病态；童年；女性苏童“红粉系列”小说包括《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四部小说。
因这四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红粉》是其中的力作且篇名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因而评论界以之命名，称这四部小说为“红粉系列”。
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出现的大都是一些在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具有“神经质性格”的神经症患者。
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认为，“所谓的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1]，她将所发现的各种神经质，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性格。
依据卡伦.霍妮对神经质人格的分类，并结合苏童小说中这些病态群体的具体表现，将这些病态女性进行类别化分析，并进而探究苏童擅写女性病态心理的原因。
一、依从型病态女性形象依从性格：指个体缺乏独立，强烈需求别人的关爱，依赖别人情感支持的性格；在表面上是亲近人，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焦虑感[2]。
这里所说的依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赖，适度的依赖并不是病态，也不成为神经质的性格，尤其对女性来说，适度依赖常被视为小鸟依人，惹人怜爱和疼惜。
依从性格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过度地依赖别人，只有依靠别人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表面上看是在依赖人，心理上却是对人的一种极端的“占有”，当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便会极度痛苦。
在《红粉》中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对妓女进行改造，于是两人便被送到劳动训练营，秋仪途中跳车逃跑，小萼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旅程。
从小依赖于秋仪的小萼感到无所适从，“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
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
”[3]小萼在心理上习惯了依赖别人，不能独立的生活。
在劳动营里她因为缝不完三十只麻袋而要上吊自杀，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
她一个人时总是暗暗的哭泣，总是感到生活的灰暗无光。
“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已满，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城市去了。
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无足措，她消瘦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
”[4]她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的，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生活。
从这些可以看出小萼对于男人的依附已经过度。
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并以悲剧收场，这与特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有关，但她的这种依从性格是造成老浦和她自己苦痛的最大原因。
在《另一种妇女生活》里，讲述的是一群香椿树街的女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便是简少芬。
书中写到“她当时十六岁了，却无法离开姐姐单独睡眠”[5]这是一个似乎发育迟缓的女人，她一直和自己的姐姐住在一起，没有姐姐的时候她面对一切都是那么恐惧和害怕。
她的一生是忍让、依从，这种压抑慢慢积淀在她的心里，最后她进行了反抗，并对姐姐的行为感到愤怒，这是她自己心中多少年来蓄积的怨恨的爆发。
面对姐姐的死亡不仅没有怜悯，反而是恶语相对。
她最后脱离了姐姐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却无法摆脱姐姐的阴影。
无论是小萼，还是简少芬，都是过度地依赖别人，表面上看他们与所依附之人甚是亲密，但其实是为了消除自己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当另一种焦虑出现时，他们还是选择依附他人。
二、攻击型病态女性形象攻击性格：指个体对人持敌对攻击态度，借以攻为守策略来取得别人的重视。
攻击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可以表现为多种症状：报复性，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猜疑和好偷窥......[6]这种攻击型性格的女性是苏童的“红粉系列”之中最大的一个病态群体，她们对别人不是依赖和逃避，而是敌对和斗争,这种斗争的矛头直指别人和亲人。
在《妻妾成群》里，颂莲、梅珊、毓如和卓云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是陈家风起云涌的根源。
她们通过争取自己的权利来博得别人的重视和亲近陈佐仟。
为了赢得在陈家的地位，她们不顾一切地争斗。
“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
”[8]这是她们对自己的评价。
她们这种自我憎恨和蔑视转化为对他人的仇恨，颂莲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同样是一只全身长满了刺的“刺猬”。
《妇女生活》讲述了三代人—娴、芝、箫的故事，“这是一个悲剧不断延续的家庭，三代人便是三个痛苦史”[9]。
“多少年来她已经习惯于把悲剧的起源归结于那次意外的怀孕。
”[10]因为那次与孟老板的意外怀孕，她害怕痛苦而没有堕胎,她把自己人生悲剧的开始归结于这次意外，因此她对芝是讨厌和愤恨，从来没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好好对待。
“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
她很少哺育，也很少给女婴换尿布，她想女婴也许活不长，没有必要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候娴总是在芝的哭泣声中安然入睡”[11]娴把自己对孟老板的仇恨宣泄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她把芝的哭泣声当成是冲淡自己怨恨的最好方式。
她不仅怨恨自己的母亲，同时也自我憎恨，最后她选择吃安眠药告别这个世界，虽然被救回来了，但她的心理疾病更加严重，直至变成了疯子；在《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顾雅仙、杭素玉、粟美仙这三个女人关系十分微妙。
三个世俗市井女人，同在一个酱香园里工作，却总是喜欢以口舌之争为乐。
“这是一个典型的香椿树街的精神病院”[12]这顾雅仙是机灵的，会看人看事，也喜欢管闲事，粟美仙和杭素玉大动干戈后建议调走一个的是她，撮合少芬和章老师婚事的也是她。
粟美仙比杭素玉要老成些，但却没有顾雅仙的精明；在酱园，她是资历最老的，爱摆架子，却又总顺手牵羊；手很巧，嘴却惹人讨厌，很多纠纷都是由她而起。
她没抓到杭素玉偷钱，但终究成功地抓到杭素玉偷情，最终导致了杭素玉的惨死。
她们这种争强好斗，总是以揭人之短为乐的性格，最后害死了杭素玉，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波澜，但是这种性格却依然存在，她们与别人之间的斗争也在暗暗地进行着。
三、离群型病态女性形象离群性格：指个体不与人亲近的性格；表面上是独善其身，而潜意识中却是对人际感情敏感，借离群以保安全[13]。
这种离群性格并不是现代女性所追求的独立意识，而是不只在生活上深居简出，而且在心理上对外界存有一种恐惧和排斥，对一切的人际关系感到深恶痛绝。
在《另一种妇女生活》里，有一对姐妹的出现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到“整条香椿树街的居民们都知道简少贞和简少芬从未婚嫁，多少年来姐妹俩一直离群索居在酱园楼上。
只有卖酒酿的人经常看见她们，他知道她们喜欢酒酿，每次在酱园前敲打竹梆时他会看见姐姐或妹妹的苍白模糊的脸在楼窗上一闪而过，然后是一只同样苍白模糊的手，从窗内放下绳子和吊篮，吊篮里放了一角钱和一只蓝花细瓷的小碗。
”[14]她不仅自己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同时对自己妹妹和外人的接触也感到恼火。
她十分痛恨那些你往我来的礼节，她把这些本来很正常的交道看成是别人对自己的图谋不轨。
当自己的妹妹受邀要去参加顾雅仙儿子的婚礼的时候，简少贞十分不悦地说“你以为那喜酒是随便喝的吗？你要去是要送礼的，我生来就讨厌这种拉拉扯扯的应酬。
什么喜酒丧酒的？都是想从别人的口袋里捞钱。
”[15]由于顾雅仙的介入，她们姐妹俩的生活受到了干扰，简少芬因此而陷入了爱情，借此逃离了这种生活，而姐姐简少贞却因此而失去了最后生存的希望，她用无数的绣花针扎破了她的动脉血管，她就这样坐在绣花绷架边，等待血液流光直至安静的死去。
简少贞是典型的离群性格，她对外面的人际关系十分敏感，她唯有此来保全自己，当别人介入了她的生活，自己的妹妹嫁人了之后，她选择了自我迫害。
这种性格的人只有远离人群自己一个人独自生活，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活下去，当生活被打破自己被卷入之后，会感到不适应和烦恼，甚至选择以死来逃避这种生活。
四、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每一个作家总是有自己擅长的一种艺术形式，就像每一个读者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审美视角一样。
除“红粉系列”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之外，苏童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了病态的人物形象。
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既与其特殊的童年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又与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一）苏童特殊的童年生活体验苏童的童年是在与病魔的搏斗中度过的,长期的病痛使他变得寡言少语，孤独敏感。
“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
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
”“因为早熟或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街头孩子的这种游戏，我经常遭遇的是这种晦暗难捱的黄昏。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使我休学在家，每天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药，那是折磨人的寂寞时光我不能去学校上学，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
”[16]可以看出，孤独不可避免地成为苏童最早的心理积淀之一，这种积淀对作家今后的文学创作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正因为苏童少年时期的多病孤独，造成了他的心理的压抑，苏童对童年的这种压抑寻找的突破口就是在作品中表达对死亡、暴力、病态的描写。
（二）特殊的审美追求“我们难以把审美经验直接地与大脑中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不太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观者比另一些人更加偏爱某些艺术品，以及为什么某些艺术家选定了一种特殊的风格。
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也说明不了艺术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打动或唤醒我们情感的力量”。
[17]每个作家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形成自己的审美倾向，苏童也不例外。
在他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里，都有一条主线——人物为生存而不择手段的竞争，最后都不得善终，作品里充满了死亡和暴力的气息，人物的精神都呈现一种病态的特征。
无论是《米》中的五龙，《罂粟之家》中的刘成草，还是“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等等，这些人物无不是带着暴力、欲望、变态引领着故事走向凄惨的结局，这种定性的表达方式似乎已成为苏童的审美定势。
就像苏童自己说的那样“我把这种强烈的敌意与仇恨安排在亲人之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自己说不清楚。
好像是我身上有个来历不明的恶魔驱使着我这样做，它把敌意和仇恨传染给我了”[18]这种对敌意、仇恨、暴力和死亡的渲染下，必定是各种病态的人生和悲惨的结局。
参考文献：[1][2][6][14]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性的成长［m］.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02-114.[3][4][5][7][8][9][10][11][12][13][15]苏童.苏童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2-139.[16]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5:64-69.[17]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20-29.[18]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