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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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史记》与《汉书》

浅谈《史记》与《汉书》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浅析《史记》和《汉书》

浅析《史记》和《汉书》

浅析《史记》和《汉书》【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体通史,记载了西汉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结束。

《汉书》所叙述的西汉两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一半和《史记》重叠,因此自古至今,有很多人把《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也许这更是两种不同时代环境的比较、两个家族的比较、两个人物思想意识的比较。

通过比较更深刻的把握他们写作的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对写作的影响,进而造成写作上的差异。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迁班固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闻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本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作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于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

思考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

思考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

思考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价值追求:司马迁是一位重视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的
思想家,他希望通过史书的创作,传承先贤的智慧,倡导
道德修养和正确的统治观念。

他认为历史是人们学习和反
思的重要资源,通过记录与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指
导当代的统治者和社会伦理。

2.审美追求:司马迁对文学艺术有高度的追求和热爱,他希
望通过创作《史记》这个规模宏大的著作,表现自己的文
学才华并留下千古传世之作。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
自己“行文苦寡而不敢使久”,说明他追求文学的更高境界,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广泛传诵。

3.个人遭遇和复仇心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被当时的权臣
李斯下狱,这一事件对司马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迁渴
望通过撰写历史来纠正或揭露时人的不公与冤屈,并为自
己的父亲申诉和平反。

《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马
迁的复仇心理和对历史的重新诠释。

综上所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主要是出于思想价值追求、审美追求和个人遭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希望通过史书的创作,传承先贤智慧,倡导道德伦理;同时,也希望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留下千古传世之作;另外,个人的遭遇和复仇心理也促使他通过历史的记录和揭示来为父亲申诉。

《史记》
成为了司马迁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古代史书写作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引言类史文学作品《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还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它们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史记》的历史意义1. 多元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志体结合的真实历史性著作。

在文字选材上,它涵盖了自上古时代到西汉末年这个广泛且漫长的时间段,记录了各类人物、政治事件和社会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2. 知识源泉《史记》不仅包括一般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地理、医药、音乐等各领域内容。

它成为后来传世典籍中最重要的学科百科全书,为后代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知识。

3. 思想启示《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例如,司马迁强调“史无常非”,揭示历史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他还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矛盾斗争推动前进的。

二、《汉书》的历史意义1. 体系化《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纪传体完全叙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并按照各个皇帝进行了详细编写。

它总结了中国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2. 政治典范《汉书》着力描述当时官僚制度与禅让制度,并将王朝兴衰归因于沟通正统与道统之间是否保持平衡。

这一观点进一步规范和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在后世影响深远。

3. 文学价值《汉书》的文学风格独特,相比于《史记》更加细致入微。

它以平实、煞有介事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这一文学特点使得《汉书》在后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参考。

三、两部作品的异同点与互补关系1. 不同视角《史记》侧重于整体性而不顾个别人物,注重揭示历史大背景和思想意义;而《汉书》则更注重个人传记,从宏观到微观展现了当时各界人士的丰富故事。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两部作品在辨证法上存在差异。

汉书史记区别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汉书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汉书

A.《史记》和《汉书》比较《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

《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

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

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 [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史记》与《汉书》解析

《史记》与《汉书》解析

项羽本纪
留侯世家
报任少卿书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班 固 ( 公 元 32——92 年 ) , 字 孟 坚 , 扶 风 安 陵
(今陕西咸阳)人。明帝永和元年( 58年)开始私撰 《汉书》。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
班超上书解释,明帝召为兰台令史。继续编著 《汉书》,经 20 余年,至章帝建初七年( 82 年)基 本完成。班固死后,一部分“志”、“表”由其妹 班昭和马续续成。
作品选析:一、《苏武传》
二、《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它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上,它创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 “正史”中能被后人称之为 传记文学 的是 ——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 《新五代史》中若干篇章。
《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经 典之作。
鲁 迅 赞曰 : “ 史 家 之绝 唱 , 无 韵 之离 骚 ” (《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诞生 随着大帝国的形成,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 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的、历史的解释,就成 为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 司马迁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上述需要最充分的一种 表现。
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
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日者列传,……
货殖列传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 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 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 秦楚之 际月表》)
《汉书· 司马迁传赞》: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 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 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为《国语》。又 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 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 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 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 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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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题目名称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课程名称史源学课程训练学生姓名刘锋学号1040403021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指导教师薛政超2011年6月20日课程论文开题报告书题目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学生姓名刘锋学号1040403021院(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指导教师薛政超2011年5 月20 日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摘要】《史记》与《汉书》是我国史学上的辉煌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著。

《史记》和《汉书》是各自带着它们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者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之烙印的。

因此它们的写作动机也有不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写作动机;比较《史记》与《汉书》为中国正史二十五部中首要之两部史书,亦为中国传记散文中首要之两部作品。

《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书》是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其间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101)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而且班固在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又没有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编写,而是不避嫌疑地直接袭用、或是改编袭用了《史记》中的许多东西。

这一来就使得《汉书》与《史记》有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写作技巧、史学观以及个人感情等许多方面的差异。

《史记》出自前汉司马迁之手,《汉书》主要成于后汉班固之手。

两书自问世以来,两千年左右,始终为读书人学史学文的典范,其中的许多篇章一直为一般人喜读称道的传记作品。

此两书很多重复的篇章,但究竟是相异独立的两部。

一部是纪传体通史之鼻祖,一部是纪传体断代史之典范;一部为文,多行散句,以其气势称;一部为文,趋于骈偶,以整炼著。

历来许多人都喜欢将两著并称,亦喜欢将两书合称。

而有些人,将著者与其书合称,或谓马《史》班《汉》,又或称迁《史》固《书》。

此正反映后人对两人与两书之推崇和比较。

一、《史记》的写作动机司马迁从十岁以后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亦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这些书基本上是经书,但其也是史书。

他二十岁以后,游历探访各地历史古迹,而观看遗物、遗风,搜集遗闻。

[1](卷九,p94)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之特殊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

基于这种兴趣,然而这也是他的家族遗传的,更确切地说,直接引起写作《史记》的动机是父亲之遗命。

他三十六岁时,受父亲的遗命。

父亲的遗命包含了三个内容:其一,希望他复为太史,秉家世,续祖业;其二,勿忘自己所欲论著之承成;其三,论著应绍继而且效法孔子《春秋》。

他父亲并以“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之话勉励他。

往后他下狱时,不自尽而忍辱下蚕室之原因恐多在此。

司马迁不但流涕答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卷一百三十,p711),而且后来回顾父亲之言云:“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父亲之遗命在司马迁的心中播下了写作《史记》的种子。

受父命之后,司马迁心中一直蓄积这要做第二个孔子,要写一部绍继《春秋》之书。

《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日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2](卷一百三十,p711)司马迁在自序中屡次强调《春秋》之精神、内容、作用。

他所认为的孔子著作《春秋》之动机与精神如次: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不知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丈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2](卷一百三十,p713)由此可以推知《史记》著作之动机与精神。

《自序》又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也。

”[2](卷一百三十,p714)这亦说明《史记》该有的作用。

《春秋》精神之继承,不但为《史记》撰做动机,而且为《史记》撰做之基本精神。

以上二者可谓《史记》撰做之基本动机,以下则可谓遭李陵之祸后所引起的动机。

司马迁四十八岁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心中有不可消解的郁结与愤恨。

故继撰之时,往往欲藉著《史记》来抒发一己愤恨。

至此,《史记》写作动机便添上了一层深刻的意义---藉舒其愤。

其实,司马迁已得“竟能作到既不违背史实,又能以‘微言刺讽’、‘舒其愤心’”之评。

《史记》的撰作的最后动机,亦为最后目的。

《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卷六十二,p456)首二句为自谦之辞。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所著一部史书的动机,进一步成为著作一部阐发天命人道哲学及历史哲学的巨著之理想,则不可否认。

司马迁的史书能成为“一家之言”,良有以也。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5](p456)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

二、《汉书》的写作动机父亲逝世后,班固曾于《幽通赋》中表示念念不忘祖业的心情。

他云:“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济。

咨孤矇之眇眇亏,将圮绝而罔阶。

岂余身之足殉亏?愇世业之可怀。

”班固如此之心情,在发现“彪所续前史未详”之时,马上转移“潜精研思,欲就父业”之动机。

而且,他作《汉书》的动机便是欲承接班彪作《后传》。

《后汉书·班彪传》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

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4](卷四十,p312)班固承父亲之意,有感于《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连自己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亦曾批评《史记》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可知其动机何在。

班氏甚斥《史记》将高祖以来六世汉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如此不能彰显汉之与众不同处。

故以前汉为断,述一代之功德,名曰《汉书》,欲与唐虞三代之书比美之意甚明。

班固之写作动机固然在于尊汉,但也可能是受诏后更强化的尊汉立场之表白。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班固作《汉书》也可以说是“用于当时,列炳于后世”。

班固在《幽通赋》中,多表其意曰:“保身遗名,民之表亏。

”[3](卷一百,p643)他又在《汉书·司马迁传》,同情司马迁“陷极刑”,而叹息曰:“‘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他的明哲保身的想法若固属于消极,然“用于当世”以及“列炳于后人”之动机则属积极。

《汉书·叙传》引用《答宾戏》中主人曰:“用纳滹圣德,列炳于后人,……故密尔自娱于斯文。

”[3](卷一百,p650)可知班氏“以著述为业”之动机不尽在续父业或尽史臣之责,而亦在于“辅世成名,可述于后”。

其实,他在章帝时用于朝廷,参与不少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且作成《汉书》,扬名于后世,目标可以说是达成了。

三、结束语历来对《史记》、《汉书》加以评论和研究的人颇多。

其两者的写作动机之比较不少。

二者的写作背景对两人的写作动机之异同颇有影响,从时代背景看,《史记》可谓对司马迁的时代(西汉初)要求知识分子解答问题的综合性的答复;《汉书》可谓是班固的时代(东汉初)要求知识分子解答问题的综合性回答。

[6](第五章,p382)但马班的具体立场不同,写作动机亦有所不同。

《史记》、《汉书》中所显示之精神思想也多有不同。

《史记》主要追求的是“通古今之变”,而《汉书》主要潜心颂述汉室功德;《史记》甚为重视孔学儒术,但亦多加肯定黄老之术,可谓兼尊儒道;《汉书》坚持独尊儒术的原则,而对道家等其他诸子持排斥或严正褒贬的态度。

总之,司马迁著《史记》与班固作《汉书》的写作动机或有类似,但各有各的不同,两本不朽的传世之作,亦值得大家更深地研究。

参考文献:[1]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M].卷九.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司马迁.史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3]班固.汉书〃叙传[M].山东:齐鲁书社,1998.[4]范晔.后汉书〃班彪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6]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致谢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课程论文的写作。

俗话说,付出总会有收获。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薛政超副教授的指导和教育。

拿着打印出来的自己的论文,心中充满了欣喜之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翻看自己论文,心想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承诺,自己也终于可以给老师一个交待了。

掩卷之际,想起在写作期间的点点滴滴,感觉都是那么的亲切、美好。

当然,这一切不得不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薛政超副教授对我的帮助,从选题到初稿、定稿,无不体现他的严谨与耐心。

这次论文的写作,是我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相信三年后的毕业论文,我会写得更好。

再次感谢指导老师薛政超副教授对我的指导。

邵阳学院课程论文评阅表学生姓名刘锋学号 1040403021 系中文系专业班级历史学题目名称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课程名称史源学课程训练一、学生自我总结二、指导教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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