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课程论文

题目名称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课程名称史源学课程训练

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6月20日

课程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院（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5 月20 日

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摘要】《史记》与《汉书》是我国史学上的辉煌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著。《史记》和《汉书》是各自带着它们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者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之烙印的。因此它们的写作动机也有不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写作动机；比较

《史记》与《汉书》为中国正史二十五部中首要之两部史书，亦为中国传记散文中首要之两部作品。《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书》是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其间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101）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而且班固在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又没有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编写，而是不避嫌疑地直接袭用、或是改编袭用了《史记》中的许多东西。这一来就使得《汉书》与《史记》有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写作技巧、史学观以及个人感情等许多方面的差异。《史记》出自前汉司马迁之手，《汉书》主要成于后汉班固之手。两书自问世以来，两千年左右，始终为读书人学史学文的典范，其中的许多篇章一直为一般人喜读称道的传记作品。此两书很多重复的篇章，但究竟是相异独立的两部。一部是纪传体通史之鼻祖，一部是纪传体断代史之典范；一部为文，多行散句，以其气势称；一部为文，趋于骈偶，以整炼著。历来许多人都喜欢将两著并称，亦喜欢将两书合称。而有些人，将著者与其书合称，或谓马《史》班《汉》，又或称迁《史》固《书》。此正反映后人对两人与两书之推崇和比较。

一、《史记》的写作动机

司马迁从十岁以后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亦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这些书基本上是经书，但其也是史书。他二十岁以后，游历探访各地历史古迹，而观看遗物、遗风，搜集遗闻。[1]（卷九，p94）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之特殊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

基于这种兴趣，然而这也是他的家族遗传的，更确切地说，直接引起写作《史记》的动机是父亲之遗命。他三十六岁时，受父亲的遗命。父亲的遗命包含了三个内容：其一，希望他复为太史，秉家世，续祖业；其二，勿忘自己所欲论著之承成；其三，论著应绍继而且效法孔子《春秋》。他父亲并以“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之话勉励他。往后他下狱时，不自尽而忍辱下蚕室之原因恐多在此。司马迁不但流涕答应：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卷一百三十，p711），而且后来回顾父亲之言云：“小子何敢让焉。”可见父亲之遗命在司马迁的心中播下了写作《史记》的种子。

受父命之后，司马迁心中一直蓄积这要做第二个孔子，要写一部绍继《春秋》之书。《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日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卷一百三十，p711）司马迁在自序中屡次强调《春秋》之精神、内容、作用。他所认为的孔子著作《春秋》之动机与精神如次：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不知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丈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卷一百三十，p713）由此可以推知《史记》著作之动机与精神。《自序》又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也。”[2]（卷一百三十，p714）这亦说明《史记》该有的作用。《春秋》精神之继承，不但为《史记》撰做动机，而且为《史记》撰做之基本精神。

以上二者可谓《史记》撰做之基本动机，以下则可谓遭李陵之祸后所引起的动机。

司马迁四十八岁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心中有不可消解的郁结与愤恨。故继撰之时，往往欲藉著《史记》来抒发一己愤恨。

至此，《史记》写作动机便添上了一层深刻的意义---藉舒其愤。其实，司马迁已得“竟能作到既不违背史实，又能以‘微言刺讽’、‘舒其愤心’”之评。《史记》的撰作的最后动机，亦为最后目的。《报任安书》云：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卷六十二，p456）

首二句为自谦之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所著一部史书的动机，进一步成为著作一部阐发天命人道哲学及历史哲学的巨著之理想，则不可否认。司马迁的史书能成为“一家之言”，良有以也。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

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5]（p456）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

二、《汉书》的写作动机

父亲逝世后，班固曾于《幽通赋》中表示念念不忘祖业的心情。他云：“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济。咨孤矇之眇眇亏，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亏？愇世业之可怀。”班固如此之心情，在发现“彪所续前史未详”之时，马上转移“潜精研思，欲就父业”之动机。而且，他作《汉书》的动机便是欲承接班彪作《后传》。《后汉书·班彪传》云：

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

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4]（卷四十，p312）

班固承父亲之意，有感于《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连自己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亦曾批评《史记》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可知其动机何在。班氏甚斥《史记》将高祖以来六世汉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如此不能彰显汉之与众不同处。故以前汉为断，述一代之功德，名曰《汉书》，欲与唐虞三代之书比美之意甚明。班固之写作动机固然在于尊汉，但也可能是受诏后更强化的尊汉立场之表白。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班固作《汉书》也可以说是“用于当时，列炳于后世”。班固在《幽通赋》中，多表其意曰：“保身遗名，民之表亏。”[3]（卷一百，p643）他又在《汉书·司马迁传》，同情司马迁“陷极刑”，而叹息曰：“‘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他的明哲保身的想法若固属于消极，然“用于当世”以及“列炳于后人”之动机则属积极。《汉书·叙传》引用《答宾戏》中主人曰：“用纳滹圣德，列炳于后人，……故密尔自娱于斯文。”[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