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院关于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延伸审判职能加强综合治理

——陕西省高院关于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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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毒潮撞击国门，毒品问题侵袭大西南和东南沿海之时，西北地区也逐渐沦为毒品犯罪的重灾区。近年来，陕西省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审结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并以审判工作为依托，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为禁毒工作的开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西北地区控制毒品犯罪的发展，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不仅对全国禁毒工作是有力支持和巨大贡献，而且为经济落后地区打击毒品犯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为此，陕西高院通过统计分析、走访座谈、案卷调阅等方式对近三年来各级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出了毒品案件的特征和成因，提出了遏制毒品犯罪的思路和对策。

审理情况概述及毒品犯罪基本特征

2008年度，陕西省各级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13860件、判处案犯22261人，其中毒品案件770件、案犯1122人，占刑事案件总数的5.56%，占判处案犯总数的5.04%；2009年度，审结刑事案件14793件、判处案犯23609人，其中毒品案件1105件、案犯1641人，占刑事案件总数的7.47%，占判处案犯总数的6.95%；2010年上半年，审结刑事案件6145件、判处案犯9494

人，其中毒品案件542件、案犯750人，占刑事案总数的8.82%，占判处案犯总数的7.9%。（见表一）

陕西高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主要呈以下特点：

◎零星贩毒突出，大案要案增多，呈现双向增长之势

毒品犯罪分子将购得的大宗毒品分成小包后再进行转手交

易牟利的零星贩毒案件非常突出，特别是以贩养吸，坐地贩毒较多，占据毒品案件的绝大多数。由于毒品交易小包微量，目标小，便于携带，交易不易引起注意和怀疑，迅速交易后容易逃避罪责，这种方式的贩毒越来越猖獗。2008年审结的毒品案件中，贩卖10克以下毒品的案件占全部毒品案件的45%，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9%；另外，受毒品贩卖的高额利润诱惑，毒品违法犯罪呈现出“家族化”趋势，犯罪分子以家族成员为主，既有夫妻搭档，也有兄弟配合，还有叔侄结伙，其内部人员相对固定,分工明确，既有专门负责联系毒品货源和送货者,又有专门负责分送、收缴、回笼毒资的成员。例如，咸阳市杨爱荣等23人贩毒集团案，咸阳市东风织布厂内退职工杨爱荣与同居男友梁伟杰组织手下马仔20余人对从河南等地贩入的毒品在咸

阳市向多名吸贩毒人员贩卖。其中，杨爱荣掌控贩卖毒品犯罪的所有环节，以提供吃、住，免费吸食毒品为报酬管理其他成员贩毒，还安排家庭成员为贩卖毒品管理毒资。在6年时间里，

杨爱荣共计贩卖海洛因2638克，梁伟杰共计贩卖毒品海洛因2348.8克，其他案犯贩卖毒品海洛因从几百克到上千克不等。

◎涉案罪名集中，涉案的毒品以海洛因为主，新型毒品不断增多

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及由前四种犯罪组合而成的毒品犯罪共2182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90.28％；非法持有毒品罪共177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7.3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1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0.04％；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5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0.21％；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45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1.86％；容留他人吸毒罪6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总数的0.25％。2008年以来，陕西省查获的毒品主要以海洛因为主，但冰毒、K粉、摇头丸、麻古等苯丙胺类衍生的新型毒品逐年增多。如2008年全省审结的770宗毒品案件中，有586宗是海洛因毒品案件，只有63宗新型毒品案件，所占比例为8.18%；2009年全省审结的1105宗毒品案件中，有762宗是海洛因毒品案件，新型毒品案件117宗，所占比例为10.59%。2009年以后，全省的涉案毒品已由过去鸦片、海洛因等常见毒品，演变为以海洛因为主，冰毒、K粉、摇头丸、麻古等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的局面。2007年，陕西省出现了首例制造新型毒品案，韩城毒贩郑建峰等3人在韩城市试制毒品失败后，乘飞机从云

南省出境到达缅甸果敢县聘请制毒技师。3人回国后，前往珠海、西安等地购买了香精、色素等制毒原料返回韩城，在韩城所住宾馆内配置了麻古，侦查人员抓获郑建峰时，当场查获加工好的麻古3000余粒，尚未加工好的麻古粉250克，咖啡因5912克。（见表二）

◎毒品贩运主要线路明晰，贩毒重点区域集中，同时向周边蔓延

陕西地区毒品案件贩运的主要路线有：

一是省内以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为依托的毒品集散地，构成了与省内其他地市之间毒品贩、运、销的内循环网络。如西安市的户县、周至、新城、莲湖、碑林，咸阳市的秦都、渭城、兴平、武功，宝鸡市的凤翔、金台、渭滨、宝鸡等县、区。既有专事营销毒品的中转站，将省内外进入的毒品转销、扩散，又有兼容毒品买卖交易的消费市场，以及为数不少的吸毒窝点；

二是以铁路公路沿线大中城市为轴心，辐射甘肃、河南、安徽、山东、新疆、云南、内蒙古等省际之间毒品贩、运、销的外循环网络。省内外毒品贩子通过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有的采取单路单向长途贩运，有的采取多路多向贩出贩入。西安、咸阳、宝鸡3个大中城市，既是单路单向贩运毒品的起止点，

又是多路多向贩运毒品互为利用的中转站，这种格局的形成，使陕西成为境外毒品渗透内地、迂回贩运西北并通往华东、华北网点的重要集散地。2008年至2009年，西安、咸阳、宝鸡、汉中四市的毒品犯罪案件占全省毒品案件总数的78%，毒品犯罪活动具有中心城区多，周边城区少的特点。但随着陕西省农村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毒品犯罪活动近年呈现出以老城区为中心，向新城区特别是外来人口聚集地、城乡结合地带辐射的发展状态。省内毒品案件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是西安市，西安地区吸贩毒现象很快辐射到其他大中城市，向全省各地市蔓延。目前，陕西境内的10个地市都不同程度存在毒品违法犯罪问题。

◎犯罪人员以男青年为主，成分趋向多元，毒贩之中前科再犯、以贩养吸者占据很高比例

贩毒者以中青年居多，26至35岁的人占50%以上，贩毒人员中以小学文化、初中文化比例较高，且大部分为无业人员；性别结构以男性为主，在2753名涉毒犯罪被告中，男性被告有2492名，所占比例为90.52%，但近几年女性毒品犯罪数量增长较快，已由2008年的101人上升至2009年的139人；职业结构上，农民占47.73%、个体劳动者占1.38%、工人占2.83%，无业人员占44.13。2008年，有毒品犯罪前科的人员占55%，以贩养吸人员占50%以上；2009年，以上两种人员的比例分别

为56%和52%，同比增加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2010年上半年，以上两种人员比例提高到60%和56%，同比分别各增加4个百分点。

陕西地区毒品犯罪成因分析

◎地理和经济成因

陕西是西北地区工农业和交通较发达的省区，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海、陆、空交通设施不断更新，对外交流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旅游业兴旺发达，这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地理上看，陕西处于甘肃、河南、宁夏、四川等“重灾区”的包围之中，甘肃、宁夏的农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外流贩毒，人数多，范围广，危害大，四川与云南相连一直是境内外向西北贩毒的大通道。陕西地区的贩毒线路除从云南经广东中转至西安的通道外，还有来自云南的海洛因经北京、安徽等地进入西安市场以及河南、甘肃等地直接从新疆引进毒品，再将毒品转至西安的通道。

◎破获的毒品案件大多系中间环节，延伸破案、堵源截流工作不到位，刑罚的威慑作用未能得到有效体现

目前我国刑法将毒品数量多少作为毒品犯罪量刑轻重的基

本依据，从审结的案件看，全省查获的毒品案件大多数属零星贩毒，个案涉及的毒品数量相对少，因而判处的量刑自然较轻。2008年以来，全省判处的毒品犯罪人员中，被处以3年以下的占41.527%，且刑期为1年以下的占大多数，这样的处罚还不及劳动教养或强制戒毒等行政措施的力度大，刑法的威慑作用难以得到有效体现。从审结的毒品案件可以看出，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为贩卖毒品的中间环节，除极少部分案件外，在案的被告均非贩卖毒品网络的最上线。据公安机关反映，贩毒案件幕后真正的老板往往非常隐蔽，追查困难，幕后组织者大都采用遥控指挥，不与毒品直接接触，不与携毒者直接接触，不告知真实的身份，有的甚至没见过面，因此被查获的贩毒人员，对毒品上线知情较少，公安机关查清案情难度大，延伸破案困难。另外，少数侦查单位对毒品案件满足于就案办案，在发现毒品上线犯罪分子的线索后不进行深挖彻查，对毒品案件的处理简单粗糙，没有尽全力摧毁贩毒销售网络、从源头上堵截毒品来源。

◎综合治理措施不到位，戒毒禁吸工作、社会帮教措施还需要加强

刑罚只是遏制毒品犯罪手段的一种，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解决毒品犯罪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只有将打击和预防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才能使毒品犯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毒品的成瘾性使人一旦接触毒品，往往难以摆脱，吸毒者为了使自己在较长时间内能吸食毒品，遂将自己买得的毒品一部分加价贩卖，换取毒资，从而走上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贩毒人员因为有了犯罪前科，通常不易被社会接纳，不具备稳定的生活来源，一些人从监狱出来，极易融入原来毒品犯罪的圈子，重操旧业。因此，禁吸戒毒是遏制贩卖毒品犯罪的重要举措。但是，因为地方财政紧张，陕西省的戒毒所能容纳的戒毒人员数量远远少于全省在册的吸毒人员，一些区县戒毒所人员不足、设备房屋等各项条件简陋的问题突出。党委、政府、检法等相关部门对刑释、缓刑涉毒人员帮教工作重视不够，缺乏对吸毒人员的关爱、感化和挽救，缺乏给重返社会的毒品犯罪释放犯、缓刑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没有建立起吸毒人员排查、登记、戒治、康复、帮教、回归等监控环节一体化的平台。另外，政法部门在打击、严惩毒品犯罪活动方面工作突出，但在参与禁毒综合治理方面还不够积极；禁毒的宣传工作往往只重视“6.26”等特殊日期的集中宣传，忽视平时的经常性宣传，难以保持有力的舆论声势，没有做到使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的要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基层组织最贴近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动态，但在禁毒工作中，社区、居委会及村委会的作用却没有很好地发挥，无毒社区的创建也因此受到影响。

◎司法机关没有充分适用、发挥好财产刑的作用

一些侦查机关对毒品犯罪分子的毒资来源没有深挖查找，犯罪分子在经济上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其再犯的能力和条件仍然具备；有的案件对毒品犯罪分子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没有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导致犯罪分子及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或者逃避追缴财产，削弱了判决的可执行力；一些法院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导致刑罚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作用无法得到发挥。

治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思路和对策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遏制毒品犯罪

坚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对毒品犯罪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价值评判功能和引导功能，既有力打击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预防犯罪、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坚持轻重有度，充分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原则，严格执行好死刑政策，全面衡量从宽和从严情节，努力找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确保罚当其罪。对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予以重点打击，并加大对财产刑的执行力度，摧毁毒品犯罪分子再犯的经济基础。同时，准确把握毒品犯罪危害行为及相关情节整体的社会危害程度与刑罚

严厉性的对应、匹配关系。量刑时，既考虑毒品的数量标准，又结合案件的具体情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综合因素，权衡利弊，深思熟虑，谨慎处断。

◎以审判工作为依托，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

法院应及时主动向当地党委、人大和政法委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对毒品案件审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良好的工作互动机制，保证公正、及时地审理毒品犯罪案件。要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无业人员、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的拒毒、防毒意识。以“6.26”世界禁毒日为宣传契机，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及时宣传报道法院审理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扩大毒品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使毒品犯罪问题引起社会重视、关注，形成全民参与禁毒的舆论氛围。

◎落实对吸贩毒人员的帮教措施，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教育和预防

毒潮泛滥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控制毒品的需求市场。吸毒贩毒人员中，以

贩养吸、复吸毒品者占据较高比例，关注这类人群，积极帮助他们获得治疗，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努力降低吸毒人员的复吸率，开展对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控制吸毒人员滋生，巩固戒毒成果，是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的重要措施。对于中小学生等容易沾染新型毒品的人群，以“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为工作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不断增强中小学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严防毒品侵入校园，危害学生；针对社会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高危人群，要增强他们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努力减少新吸毒人员的滋生，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强化对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

预防和控制毒品犯罪，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朝一夕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需要全社会上下努力、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司法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劳教戒毒工作，切实做好吸毒人员与劳教人员的戒毒和预防教育工作；民政部门应强化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做好社区预防工作；工商部门应加强流通领域的禁毒执法活动，严肃查处各类娱乐场所中的贩毒吸毒行为；铁路、民航部门应严把铁路、航线关口，严格履行安全检查职责，阻断毒品犯罪的运输路线；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体，要把禁毒宣传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掀起禁毒宣传高潮；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中小学校禁毒教育，

做好青少年毒品犯罪的预防工作。党委、政府要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投入，改变公、检、法、司、戒毒康复中心、卫生防疫、教育、宣传等部门经费投入不足、设施落后、工作人员不足、科技能力不强的局面，要通过资金的投入和物质的支持有效改善禁毒工作在设施、人员、科技、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落后状况。

（课题组成员：曹建国杨明德广文革尤青赵学玲王磊任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