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
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析
【内容提要】小说读者是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读者的心理需求与阅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刊刻的类型、风格、形态等等，这在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日益显著的明代小说刊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小说通俗化趋势的影响，阐述明代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合刊等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探寻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关键词】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作为古代小说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在明代书坊所刊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书坊与书坊主而言，读者阶层的喜好、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编撰及刊刻。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分析小说盛行的原因时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
”①由此可见，读者阶层的喜好以及参与传播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影响着小说作品数量与艺术水平的提高。
明代万历时期谢友可介绍《国色天香》在南京刊刻的缘由时也强调读者的因素：“具劂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搜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仅仅若干篇，盖其寡也……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
”②因为受到读者与市场的热烈欢迎，所以金陵书坊万卷楼聘请江西文人吴敬所在旧本基础上重新编辑之后刊刻出版，以飨读者。
关于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文献资料数量较少，散见于小说序跋、识语、凡例以及相关文集、笔记之中。
就明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整体来看，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对于小说传播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的研究却往往忽略。
本文试图讨论明代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意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小说审美趣味、刊刻形态的关系，读者心理对小说刊刻的影响。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序跋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多达一百三十七种，序跋中保存的第一手数据，为我们研究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小说序跋，从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以及明人的自觉传播意识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传播的问题。
一、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一）小说地位上升通俗小说创作开始阶段地位并不高，这和明初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有关。
洪武二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被凌迟处死，因该案牵连，“坐诛者三万余人，69“其中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7908“且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7908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处死，“列侯经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3866“族诛者万五千人，为《逆臣录》，布告天下。
”3866明初政治气氛紧张；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文人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这里可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较低。
但随着大量层次较高的文人涉足通俗小说创作领域，表明通俗小说地位日益上升。
为《于少保萃忠全传》作序的林梓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延平知府与云南按察副使。
为《云合奇踪》作序的徐如翰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进士。
官宦名士普遍乐意为通俗小说作序，并且毫无顾忌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表明通俗小说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
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认为通俗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并能起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这里指出通俗小说的重大社会作用，从而肯定了通俗小说的地位。
陈继儒《叙列国传》云：“与经史并传可也”，这里就将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文学正统的地位。
天都外臣作于万历十七年的《水浒传序》云：“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晦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
明代书坊主的推销手段在通俗小说传播上的运用
主 的作用是 不容 忽视 的 。 方面 ， 一 在逐 利本 能 的驱 使
下 ， 合阅读 市 场 的需 求 ， 酌 利润 ， 迎 斟 刊刻 大量 广 受 群众 喜爱 的通俗 小 说 。 同时 ， 书坊 主 与当时 的文学 团 体 、 名作 家保持 密切 的联 系 。 知 如袁宏 道等 人与苏 州 种 德 堂 主人 袁 无涯 关 系很 好 ， 贽 评点 的《 浒 传 》 李 水
作用 。 ‘
【 键词 】 书坊 主 ；推销 手段 ； 关 通俗 小 说
【 图分 类号 】 Ｉ０ ． ０ ． 【 献标 识码】 Ａ 【 中 ２ ７ ４Ｇ２ ６ ２ 文 文章 编号 】 】 ７— ７ ４ ２ ０ ）４ ０ ３ — ３ ６ ３０ ０ （０ ６ ０ — ０ １０ 明 中叶开始 ， 官方 对通俗 小 说 的束 缚逐 渐放 宽 。
斗 等 是 明 朱通 俗 小 说 荣 局 面 形 成 的不 可 忽 视 的 因 素 。另一 方面 ， 了扩大通 俗小 说 的传播 ， 为 书坊 主们 通过 多种段 打 开销路 ， 大市场 。其 具体 措施包 括 ： 扩
一
是 从 通俗 小说 本 身 人 手 ， 运用 多 样 的设 计 方案 吸
明代 书坊 主 的推 销 手 段 在 通 俗 小 说 传 播 上 的 运 用
芦 宇苗
（ 州工 程 学 院 ， 江 苏 徐 州 ２ ｌ ０ ） 徐 ２ ０ ８
【 摘 要 】 明 中叶 ， 俗 小说泛传 播 ， 通 书坊 主 的作 用是 不容 忽视 的。 了扩 大通俗 小说 的传播 ， 为 书坊 主们通 过 多种 手段打 开销路 ， 大市场 。 扩 书坊 的这 些做 法在 客观 上起到 了扩 大通俗 小说 影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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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小说创作中的文本通俗化策略
论明清小说创作中的文本通俗化策略【本文作者】陈才训，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要为便于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家自觉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通俗化。
缘于特定创作目的或时代背景，为适应特定读者群的阅读水平，小说家们多将浅近的白话作为首选语体。
为迎合特定方言区的读者，一些小说家还创作了更为“适俗”的方言小说。
为将文本进一步通俗化，许多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采用了具有导读功能的随文注疏或评点。
而传奇小说作家不仅有意使其小说外在形态向通俗话本靠拢，更将世俗审美趣味融注于小说文本。
关键词明清小说；文本通俗化；白话；方言土语；小说评注；审美趣味明清时期，随着市民读者群的崛起，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文化商品属性日益突出。
读者的审美趣味往往会影响到小说作者，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其中小说文本的通俗化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有自己预期设计和希望的读者，即隐含读者。
就明清通俗小说家而言，其隐含读者被定位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如冯梦龙就自称其《新列国志》面向“村夫俗子”；[1]熊大木也自言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庶便俗庸易识”，可“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2]由于“愚夫愚妇”多“文理不深，阅历甚浅，若观佳制，往往难喻，费心则厌”，[3]因此明清小说家、书坊主或评点者在传播意识支配下，几乎都将“通俗”视为“演义”的应有之义，[4]大力倡导通俗易懂的小说文本，以适应庶众的阅读水平。
像林瀚所谓“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5]林从吾所言“田夫野叟”可“一览了了”，[6]等等，都体现了这一创作趋向。
基于这样的读者定位和创作导向，明清小说家积极主动地以多种方略致力于小说文本的通俗化，促成了明清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繁荣。
对于明清小说创作的通俗化倾向，学界多有讨论，但在明清小说文本通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策略，并无专门总结和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试论之。
冯梦龙画像一、白话：明清小说家的语体策略中国古代最早成熟的白话小说当属宋元话本小说，但当时的话本小说作者并无明确的语体自觉意识，作为文化地位低微的书会才人，他们以白话编创小说乃属无意识的自发行为，根本谈不上语体策略。
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
大量出现 ,可见它们多么受读者的欢迎 ,满足了人们 志 。本书很可能是受书坊主所托而写的 。万卷楼是
日益增长的消遣娱乐的需求 ,如郑振铎先生所说 , 明代出版通俗小说最多的一个书坊 ,其主人周曰校
“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 ,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 颇具商业头脑 。他请了明代万历乙未 (1595) 的状元
部小说用绵纸印刷 ,手写上板刊刻的〔7〕,这在通俗小 增补和插图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其结果繁荣了通俗
说中比较少见 。谢肇氵制云 “: 金陵 ,新安 ,吴兴三地 小说的出版市场 ,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声势 ,也为后世
剞劂之精者 ,不下宋板 。”〔8〕有些学者往往引用这句 流下了许多形态不一的版本 。例如周曰校万卷楼于
《天缘奇遇》和《钟情丽集》。关于本书编撰的动机 , 这是世德堂主人唐光禄购买的书稿 ,翻阅之后 “, 奇
谢友可序言中说得很清楚 “, 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 , 之 ,益俾好事者为之订较 ,秩其卷目 ,梓之 ,凡二十
毋论江湖散逸 ,需之笑谈 ;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 。 卷 ,数十万言有余 。”唐光禄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他这
万历二十五年重版了该书 。 在此影响下 ,金陵世德堂不久刻印了赤心子汇
说史 研 究 中 ,‘出 版 ’的 重 要 性 常 常 更 甚 于‘问 世’。”〔5〕
辑的《秀谷春容》。建阳书坊主也不甘落后 ,善于把
除了《西游记》外 ,金陵书坊主还出版了其它不
握出版风气的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六年推出了《万锦 少新书 。如周氏万卷楼刊刻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因南京清溪而起 。然则方汝浩固寓南京者矣 。”〔6〕方 由金陵文润山房刊印 ,署东鲁落落生撰 ,真实姓名不
汝浩可能为科举不第的下层文人 ,这类为书坊主服 可考 。该书虽追摹《金瓶梅》,但故事生动曲折 ,人物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作者：陈丹丹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第18期摘要：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多达一百三十七种，这些序跋形成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宝藏。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文字入手，可以得出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主要有：小说地位上升；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通过通俗小说传播获得某些利益；发表政治见解的途径与工具。
通过大量的通俗小说序跋还可以洞察出明人的自觉传播小说的意识。
关键词：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小说传播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39-04序跋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多达一百三十七种，序跋中保存的第一手数据，为我们研究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小说序跋，从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以及明人的自觉传播意识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传播的问题。
一、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一）小说地位上升通俗小说创作开始阶段地位并不高，这和明初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有关。
洪武二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被凌迟处死，因该案牵连，“坐诛者三万余人，[1]69“其中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2]7908“且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2]7908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处死，“列侯经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2]3866“族诛者万五千人，为《逆臣录》，布告天下。
”[2]3866明初政治气氛紧张；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文人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3]这里可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较低。
但随着大量层次较高的文人涉足通俗小说创作领域，表明通俗小说地位日益上升。
为《于少保萃忠全传》作序的林梓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延平知府与云南按察副使。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与其传播
第20卷第2期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0No.2 2010年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0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与其传播黄卉（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摘要：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念，是影响通俗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制约或促进着通俗小说的发展。
在以诗文为正统、雅文学的传统里，明代通俗小说地位十分卑下，因此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刊刻者、评论者要为通俗小说张目，首先是“尊体”、“正名”，论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文体卑下的通俗小说，与史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鼓吹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阐释通俗小说的“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的社会功能。
再次是着力宣扬通俗小说的消遣、解闷、新听睹、佐谈谐的娱乐功能。
关键词：明代通俗小说；编创观；传播中图分类号：G206；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842（2010）02－0011－06综观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无论编创、出版、评论、接受等哪一个环节，都反映着当时人们对通俗小说的认识过程。
从编创环节说，由书坊主主宰小说编创到队伍的文人化，是文人们小说观念的反映；从出版环节说，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传播中心由嘉靖、万历年间的福建建阳转移到江浙地区，也是人们通俗小说观念的作用；从流通环节说，评论者对通俗的批评或鼓吹，接受者对通俗小说的冷漠或欢迎，也无不透露着当时人们对小说的认识。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是其传播的基础，明代通俗小说编创环节的承担者是编创者，编创队伍的成分、思想、编创意图、编创方法、编创风格与水平不仅决定着通俗小说作品的质量，也影响着之后的每一个环节。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们创作小说的初衷，充分体现在各部小说的序跋之中。
无论这些小说的序跋是作者自序、延请他人作序，还是假托名人的序，序跋的作者们面临的是当时通俗小说地位的卑下。
在以诗文为正统、雅文学的传统里，要为小说张目，首先是“尊体”、“正名”，即论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文体卑下的通俗小说，与史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明代白话小说的文化传播与影响
明代白话小说的文化传播与影响明代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它以普通百姓的语言和生活为题材，表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性，成为明代文化传播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本文将从白话小说的定义、历史背景、文化传播和影响等方面，剖析明代白话小说的地位和价值。
一、白话小说的定义明代白话小说是指以往书面文学中“文言小说”和“说话小说”之外，用白话口语书写的小说形式。
其特点是文风真实、通俗易懂、叙事生动、情节曲折等。
白话小说包括《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二、历史背景明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崭新时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开始加速。
同时，社会矛盾和变革也为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在明代，文化传播从彩陶、石刻、纸张等物质上方式的进步，形成了一举十头，是字画、诗文、曲艺、小说等文艺形式争相发展的时期。
而提高文化向下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白话小说的出现。
三、文化传播白话小说在明代的出现和风靡离不开文化传播的作用。
明代白话小说主要通过曲艺、说唱、书刊等形式的传播。
这些传播形式被广泛地应用于市井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早市、晚市、坊市、村庄等地皆会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传媒活动，其中包括小说的各种演出等附属互动。
曲艺便是白话小说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曲艺民间艺术的内容有很多种，比如评书、相声、快板、独角戏等。
其中评书是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的曲艺形式，而评书的选题和故事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白话小说。
书刊也是白话小说在明代的重要传播方式，它们通过印刷广泛传播，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
明代小说流行的盛期，由于文艺汇聚一堂，起到了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四、影响明代白话小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文化领域，在以后的时间里尤为显著。
首先，白话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逼真，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和模板。
其次，白话小说的情节曲折，往往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使小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最后，白话小说中蕴含的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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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申重实陈梓歆导致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昌盛的诱因有很多，比如印刷术的发展和造纸业的进步降低了小说的印刷成本，文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小说传播的队伍中来，提高了小说的质量等等。
但是本文关注的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
明代中后期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消费，小说从作家的案头作品真正成为了广大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从而使得小说在那个以诗文为标准文体的时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来了它的昌盛和繁荣。
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在这篇被誉为传播学纲领性的文件中，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
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五W模式从理论上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作品完整的传播过程是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内容（讯息）、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对象（接收者）和传播效果（效果）。
而其中传播渠道（媒介）作为一个作品完整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和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
正因为传播方式对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1］。
王一川先生的话可能被人认为是偏执的，但是它也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文学作品最终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传播的方式。
297明代后期，当小说即将迎来繁荣期时，小说作者和小说书坊主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让小说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一般民众的读物。
通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降低书籍成本以适应普通民众购买力的需要固然是小说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般民众来读懂小说。
所以，小说作者和生产小说的书坊主们就不得不对小说的文本进行合理的改造，依靠多种传播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有效传播。
一、评点传播评点是古人研读文章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指古人在阅读书籍的时候，在书籍旁边的空白处对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方法进行评论与分析的文字。
评点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更有效地阅读。
现存最早的小说评点是南宋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
而通俗小说者较早的评点者是明代嘉靖年间有名气的书坊主人余象斗。
余象斗所刻小说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刊出像补订参史鉴南宋传通俗演义题评》，从题名看均有评点。
评点最初是为了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看懂小说，这种的小说评点以扫清小说文本的阅读障碍为己任。
如明万历仁寿堂版《三国演义》封面识语：“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通过对小说中的某些字词注音释义，帮助一般民众接受小说，从而扩大小说的传播范围。
依靠评点这种方式传播的本子还有：万历年间双峰堂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年间朱鼎臣辑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万历年间万卷楼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天启崇祯年间宝善堂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298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等。
当然大多数书坊主把小说读者想象得比较高明，但是这些书坊主还是照样用评点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小说的传播，只是这个时候评点的重心有所变化罢了。
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所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
”虽然评点的内容从注音释义变为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但是通过评点促进小说传播的目的却始终如一。
依靠评点这种方式传播的本子还有：万历年间叶昼评点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陈继儒评点本《陈眉公先生批评三国志》、天启间积庆堂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在明代，套版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套版技术虽不肇始于明，但在明代却大放异彩。
明人利用套版印刷的异色特点，用黑色大字印刷正文，用彩色小字印刷评点，在文本中通过色彩的对比突出评点，吸引读者，增进了通俗小说的传播。
二、托名传播如果说评点传播是通过扫清文本障碍扩大小说传播范围的话，那么托名传播就是通过“名人效应”为小说招徕顾客了。
从这个角度看，托名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更具有商业化色彩。
书籍依靠“名人效应”传播并不是明代书坊主们的创造发明。
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
”［2］到了明代，托名之风日重，那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和追求商业利益的书坊主联手合作，为了使自己的小说不至于湮没无闻，遂多假托名人的手笔，以此来促进小说的传播。
周曰校在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就强调说：“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雠。
”所假托的这些名人大都是声动天下的才子文人，妇孺皆知，故而小说借他们的名气自然能传播广泛。
明代书坊喜欢假托的名人主要有李贽、冯梦龙、袁宏道、汤显祖、李渔、金圣299叹、陈继儒等人。
如李贽，因其卓绝的才华、狂狷的性格、奇异的经历很容易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对象，但是聘请像李贽这样的名人来参加小说的创作评点对一个普通的书坊无疑会增加投资，这和小说书坊主获利的目的背道而驰。
但是书坊主都看出了像李贽这样的名人的商业号召力，所以托名传播成了明末小说出版的一大景观。
一时间托名李贽的小说就多达8种，较著名的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托名传播是小说书坊主充分利用了传播中的“名人效应”对小说进行的商业化操作，通过人们对名人的认可度扩大小说的传播范围。
时人对这种托名现象评价不高，但是那些默默无名的作者的作品却通过托名传播的方式得以流传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图文传播在小说中配上插图，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
古时，图书并称。
宋人郑樵云：“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
索象于图，索理于书。
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3］可见古代书籍配图的现象相当普遍。
就小说而言，小说文本配以插图的情况并非明代才有，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里就说：“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
”［4］可见小说配以插图在宋元就以为常事。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小说的昌盛，小说书坊主对于小说插图更是力求精美，以招徕顾客。
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明代著名书坊主余象斗所刊刻的小说时，就被余氏小说中精美的插图所吸引，他描述道：“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碑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
’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遮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5］明代小说普遍重视插图，形成了当300时小说无书不图的情况。
小说文本和插图分栏刊刻，以上图下文为最主要的形式，但也有上评、中图、下文形式。
如双峰堂万历二十二年刻题罗贯中编辑《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重刊余邵鱼撰《列国志传评林》、万历刻罗贯中《三国志传评林》，都采取三栏形式。
也有单面独图的，如苏州叶敬池刊刻于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共有插图200幅，全都是单面独幅。
该时期的通俗小说多讲求图文契合，主张插图对小说阅读的引导作用。
还有些小说的插图非常讲求艺术性，让阅读者耳目一新，如明代徽州画工所刻画的插图。
前面提到过的苏州叶敬池刊刻于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插图中所见刘君裕、郭卓然等画工就是徽州人，其所作插图集中体现了徽派艺术的风格，插图画面以景色风物为主，画中人物虽然较小，但是画面精刻细镂，呼之欲出，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金陵人瑞堂本《隋炀帝艳史》出于徽派板画工黄子立之手，也穷工极巧。
明代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关于明代文人画的布局，文震亨在《人物志》中总结道：“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
”［6］。
可见《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隋炀帝艳史》等小说插图中突出风景而以人物为配角的现象和当时的画风不无关系，从而可知当时的绘画艺术对小说插图的影响。
明代小说，继承了古代图文不分的书籍传统，充分利用插图所具有的形象直观的特点，给小说增色不少。
插图因此也成了通俗小说的重要传播手段，对此时人评价道：“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也。
”［7］其作为传播手段的功用可见一斑。
四、选本传播通过小说选本来传播小说作品是明代书坊主常用的一种有效传播方式，选本是对作品的甄别，也是对读者阅读的引导。
301一般读者阅读作品，大多数是依据选本而不是作家的别集。
选本的传播影响力其实是大于别集的传播。
在选本传播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冯梦龙的“三言”，“三言”就是一套经过精选而出版的系列小说集。
“三言”一出对当时小说的出版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后又有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其《叙》言：“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因索笔而弁其首”。
“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就说明了他是想通过选本而立足的。
自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六年（1506—1572）67年间就出现了44部小说选本，如《六十家小说》《今古奇观》《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幻影》《三刻拍案惊奇》《警世选言》等。
明代后期随着小说文体地位的提高，很多文人都开始自觉地加入到小说的创作选编活动中，如陈继儒编选有《香案犊》《闲情野史》《珍珠船》《古今奇闻》等小说选本。
选本传播大大增强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影响力，使得一些不太知名的小说作品通过选本得以传播和保存，加深了普通民众对小说的认知。
所以选本传播成为了明代后期书坊主们所广泛采用的有效传播手段，郑振铎也说：“以各书的残卷，杂凑成书，随便题一书名者，在明清之交几乎成了一个风气。
”［8］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曾说过：“大众媒—介既是了不起的信息的增值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输送管——传播机器能够收集大量信息，能很快增值和被极其广泛地利用，以致使控制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出现了量变，聚集了人数的注意力。
”［9］明代后期的小说通过评点传播、插图传播、托名传播、选本传播等传播方式增强了通俗小说的传播效果，扩大了通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最终提高了通俗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1］王一川.文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11.3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2.［3］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M］.上海：中华书局，1995：1825.［4］鲁迅.鲁迅全集（第6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2.［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1.［6］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522.［7］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58.［8］郑振铎.西谛书话［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7.［9］［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6-17.（作者：申重实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师甘肃兰州730030陈梓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老年博览杂志社编辑甘肃兰州73003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