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申重实陈梓歆导致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昌盛的诱因有很多，比如印刷术的发展和造纸业的进步降低了小说的印刷成本，文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小说传播的队伍中来，提高了小说的质量等等。
但是本文关注的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
明代中后期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消费，小说从作家的案头作品真正成为了广大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从而使得小说在那个以诗文为标准文体的时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来了它的昌盛和繁荣。
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在这篇被誉为传播学纲领性的文件中，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
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五W模式从理论上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作品完整的传播过程是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内容（讯息）、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对象（接收者）和传播效果（效果）。
而其中传播渠道（媒介）作为一个作品完整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和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
正因为传播方式对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1］。
王一川先生的话可能被人认为是偏执的，但是它也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文学作品最终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传播的方式。
297明代后期，当小说即将迎来繁荣期时，小说作者和小说书坊主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让小说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一般民众的读物。
通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降低书籍成本以适应普通民众购买力的需要固然是小说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般民众来读懂小说。
所以，小说作者和生产小说的书坊主们就不得不对小说的文本进行合理的改造，依靠多种传播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有效传播。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王平内容提要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
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
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
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
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
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关键词明清时期小说传播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
与诗文等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接受者在进行创作，因此其传播接受便显得尤为重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呈现出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的迅速发展与进步。
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接受者及传播效果几大要素组成。
不难看出，明清时期这几大要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传播方式：从讲说传抄到刊印选刻明代以前，小说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史家和目录学家的著录，二是读者本人的传抄，三是类书、丛书的收录，四是说书艺人的讲说，五是改编为戏曲。
直到宋元，才开始有少数作品被刊印传播。
明代前期小说传播的情况与以前基本相似，进入明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印刷品取代传抄和讲说而成为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
当然这种转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取决于造纸业、印刷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接受者的购买力。
转变之初，是一些对小说感兴趣的文人士大夫，将几部原来仅靠传抄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小说付梓刻印。
曾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张尚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伪托、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
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伪托、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作者：陈丹丹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15期摘要：明代的通俗小说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为了牟利，书坊主会对通俗小说的选题创作、书籍版式，包括序跋的创作进行严格的控制。
当时的序跋伪托方式有多种，书坊主伪托名人撰写序跋，伪托名人著作书籍，但是用序跋来加以证实与肯定;在序跋中对通俗小说版本的来源以及版本的好坏或者价值方面做文章等。
翻刻则是书坊主对通俗小说的板片稍作修改后刊刻出版，或者从几部通俗小说中抽出几篇组合成新书，起个新名字出版。
通过对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研究，探讨伪托、翻刻及其折射出的问题，认为这是出版市场无序状态下的非法牟利行为，严重损伤同行的利益和积极性，阻碍通俗小说的传播及创作，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研究的难度。
关键词：明清通俗小说;序跋;伪托;翻刻，版权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5-0125-05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相比，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在其创作、刊刻、流传过程中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商业气息，这与明代商业繁荣这个大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由于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通俗小说一直受到歧视，遭受排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直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无序发展状态。
明代的通俗小说除了少数是官刻和家刻以外，多数是由书坊主刊刻。
明代的通俗小说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市场潜力巨大，为了牟利，书坊主会对通俗小说的选题创作、书籍版式，甚至细微到序跋的创作都进行严格的控制。
这些书坊主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往往不顾书籍的原始面目，对其进行包装、改头换面的情况屡见不鲜，通过伪托序跋等手段达到广告宣传、畅销书籍的目的是常见的手段。
可以说，书坊主在促进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的伪盗行为给后世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一、明代通俗小说序跋伪托及其折射出的问题在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过程中，没有有序的市场和明确有效的出版行为规范，因此书坊主投机取巧对序跋进行伪盗现象十分常见。
中 国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研究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们以生动的情节、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而这些小说能够流传至今，其传播方式和途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之前，口头传播是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
说书人在市井街头、茶馆酒肆，凭借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表演，将小说中的故事讲述给听众。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吸引众多听众，还能够通过说书人的再创作，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
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早期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说书人的口口相传而为人所知。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为通俗小说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书籍的大量印刷和发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和阅读小说。
一些书坊开始专门刻印和销售通俗小说，为了吸引读者，他们还会在装帧设计、插图绘制等方面下功夫。
在传播过程中，小说的内容也会根据不同的受众和地域进行调整和改编。
比如，同一部小说在不同地区的流传版本可能会有所差异，加入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方言土语等元素，以增强与当地读者的亲近感。
通俗小说的传播还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在一些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时期，小说中描绘的英雄豪杰、奇幻冒险等情节，成为人们逃避现实、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而在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通俗小说又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增长知识见识的重要途径。
此外，文人的评点和推荐也对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些著名文人对小说的评价和赞赏，能够提高小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读者去阅读。
例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就使得这部作品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从传播的受众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涵盖了各个阶层的人群。
不仅普通百姓喜爱阅读，士大夫阶层也会对其有所涉猎。
不同阶层的读者对于小说的需求和理解也不尽相同。
普通百姓更多地关注故事的情节和趣味性，而士大夫阶层可能会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角度对小说进行审视和解读。
古代小说传播与小说序跋关系脞论
《古代小说传播与小说序跋关系脞论》摘要：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研究符号信息交流的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一词，古代中国典籍中早已出现，如《北史·突厥传》：“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小说的校注者、作序者也有传播之功，如杨慎《山海经后序》称《山海经》：“汉刘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明代小说序跋对传播内容的论述，概括起来，突出表现于对“怪”、“奇”、“古”、“真”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研究符号信息交流的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一词，古代中国典籍中早已出现，如《北史·突厥传》：“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有关传播问题，也有所涉及，如《文心雕龙·知音》：“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即是关于受传者的论述。
现代传播学认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含有五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传播效果。
王平先生《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提出，在明清时期的小说中，这几大要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传播方式的从讲说传抄到刊印选刻，传播者的从书坊编纂到文人评点，接受者的从文人商贾到下层市民，传播效果的从文学创作到实际应用等，对此，古代小说序跋中大都有所反映。
作为传播过程的产物和传播内容的构成，古代小说序跋记录了很多古代小说的传播信息和传播事实。
下面先就传播五大要素对序跋中的小说传播予以探析。
(一)传播者。
传播者位于传播信息链条的首端，制作、发送传播内容，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和信息内容的质量。
古代小说的传播者构成较为复杂，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发行者、作序者、评点者等多级传播者。
作者是理所当然的一级传播者，负责将信息进行符号的编码，没有作者的存在，就没有了信息源，也就不会有传播过程的发生。
古代小说序跋揭示作者信息的篇章很多，此处无须赘举。
古代小说尤其通俗小说以改编的传播方式为主，所以改编者包括增补者、评点者也是重要的传播者。
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云：“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
古代小说序跋研究述评
古代小说序跋研究述评作者：张梦媛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09期内容摘要：回顾学界对古代小说序跋的研究，主要为两方面：对序跋的整理汇编和理论研究。
研究主要对小说序跋中涉及的小说理论范畴探究，而对小说序跋本体研究薄弱，而且研究较多的是明清两代小说序跋，古代小说序跋研究还有很大空白。
关键词：小说序跋综述小说序跋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作为小说理论的重要载体，学界对它的研究总是与小说理论批评相融汇。
学界对古代小说序践的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下半叶。
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对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最初的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后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都只重视对诗文的批评，基本无关小说批评研究。
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及此后的相关研究：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成复旺、张少康和王运熙、顾易生等的著作问世，小说理论批评才开始起步，小说序跋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
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学界大加重视，小说理论研究进入了发展期，因此才对小说序跋着手研究：对小说序跋进行考证与整理和从不同视角切入分析。
一.文献整理依附于小说文本而存在的序跋，历来不受出版商的重视，鲁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写到：“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
由于小说版本数量繁多，旧刊书籍散轶各处，序跋刊刻字体无法辨认等原因，致序跋文本收录与编辑的难度很大。
1960年出版的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在第三则中写到：“本册厘为五卷。
……第三卷为有关小说、戏剧专书的序跋评论”，作者表现出了将小说序跋单独归类的观念。
在对小说序跋的认识与搜集整理方面，可谓具有引领作用。
其一，在小说序跋的汇编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6年问世的三册本《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为丁锡根先生费十数年之功，以一己之力完成，想见其中的心血和不易。
明清时期的书籍出版与文化传播研究
明清时期的书籍出版与文化传播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出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
从书籍的题材、数量、品质、印刷技术和空间范围等方面来看，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
一、明清时期的书籍出版明清时期的书籍出版是由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承担的。
官方出版主要在皇帝及其官吏的主持下进行，一些重要的经史子集、百科全书和史籍等都由官方承办。
其中，《永乐大典》是明代的代表性作品，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共有22158卷，收录了当时的所有知识。
而在清代，光绪年间《大清一统志》的出版标志着清朝的文化成就。
它是一部全国性的百科全书，共1200卷，收录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内容。
民间出版则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商业路线，以达到某种经济利益的牵引。
在明代，各地的书坊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以北京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它集书店、书坊、修制、刻印于一体，成为中国的古代图书集中地。
在清代，民间出版的机构更加繁荣，全中国的各种书会、书社、洋务会等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
这些出版机构，不仅出版了大量的佚籍，青少年读物、小说、歌谣等，而且还有组织幼儿教育、读书促销、济贫救困等活动，成为中国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时期所 form的文化传承和艺术产生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宝库的丰富和多样化的源头。
尤其在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文化意识的增强，使书籍的生产和流传更加广泛。
这些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以及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明清时期书籍印刷技术明清时期的书籍印刷技术，为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明代的铜版印刷，使书籍的印刷速度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清代，影印技术开始应用于出版业，使书籍的印刷成本显著降低，更加符合普通百姓的经济承受力。
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述评
36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述评胡如意 南宁师范大学摘要：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的成果丰硕。
本文从研究对象的时间，传播的地域，小说类型，拉斯韦尔“5w ”模式以及其他方面等五个点来梳理和归纳这些成果，发现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具有研究范围十分广泛，跨学科研究以及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等特点和对某些作品关注不够，受众反馈环节研究有待拓展，对“5w ”模式以外的传播因素关注不够以及对小说传播与戏曲传播的差异关注不够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明清小说；传播；研究述评近二十年来，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笔者粗略统计，专著约168部，硕博论文约382篇，期刊论文约389篇。
笔者试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并总结成果的特点以及不足的地方。
详论如下：一、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的分类关于近二十年来小说传播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类：(一)按研究对象的时间划分1.明清整个阶段小说传播进行观照。
如著作《明清小说的文学诠释与传播》；期刊论文《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等。
2.明清某个阶段小说传播研究。
像著作《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机制研究》、《清末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学位论文《传播学角度考察清初通俗小说的发展》。
(二)按传播的地域划分1.明清某个地域的小说传播研究。
著作《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三国演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学位论文有《清末民初上海地区书局与小说的传播研究》。
2.明清小说的域外传播研究。
著作如《英语世界的红楼梦译介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学位论文《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三)按照小说类型划分1.单篇作品。
涉及到“四大名著”、《金瓶梅》、《娇红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夷坚志》、《歧路灯》、《剪灯新话》、《聊斋志异》、《说唐全传》、《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作品的传播研究。
2.选本。
学位论文有《中国小说选本研究》；期刊论文《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论明代小说选本对传奇小说的改编及其文体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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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序跋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多达一百三十七种，序跋中保存的第一手数据，为我们研究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小说序跋，从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以及明人的自觉传播意识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传播的问题。
一、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一）小说地位上升通俗小说创作开始阶段地位并不高，这和明初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有关。
洪武二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被凌迟处死，因该案牵连，“坐诛者三万余人，69“其中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7908“且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7908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处死，“列侯经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3866“族诛者万五千人，为《逆臣录》，布告天下。
”3866明初政治气氛紧张；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文人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这里可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较低。
但随着大量层次较高的文人涉足通俗小说创作领域，表明通俗小说地位日益上升。
为《于少保萃忠全传》作序的林梓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延平知府与云南按察副使。
为《云合奇踪》作序的徐如翰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进士。
官宦名士普遍乐意为通俗小说作序，并且毫无顾忌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表明通俗小说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
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认为通俗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并能起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这里指出通俗小说的重大社会作用，从而肯定了通俗小说的地位。
陈继儒《叙列国传》云：“与经史并传可也”，这里就将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文学正统的地位。
天都外臣作于万历十七年的《水浒传序》云：“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晦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
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
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
”130这里认为《水浒》的艺术性高，而且能够起到有如“国医”的作用，突出强调了小说的地位。
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中记述：“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
《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182在明代以前，很多人都将小说视为“末道”，而袁宏道将一般人视为“末道”的小说与“经史”并提，已经将小说的地位提得很高。
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从“文字益奇变”，182即文学本身发展的角度着眼，不但敢于把《水浒传》、《金瓶梅》等称为经典之作，而且还说相比之下《六经》、《史记》为“非至文”、“失组练”，182这个说法相当大胆，这一评价有利于抬升小说地位。
（二）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小说通俗小说由于其文字浅显，对读者的要求也相应较低，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喜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阅读对象。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130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叙》云：“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情欲玩好之间，而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于扶持世教风化，岂曰小补哉！”酉阳野史认为通俗小说能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娱乐的功能，朱之蕃的议论中包含着寓教于乐的观点，比酉阳野史的认识更为深刻。
明代通俗小说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无论是达官显贵、贩夫市贾、田夫野老或妇人孺子，几乎无人不读通俗小说。
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淳熙八年……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140由此可见宋代虽然小说作品不怎么丰富，但是宋代的一些统治者都已经相当喜欢小说了，那么明代出现了如此多的小说作家，小说作品，明代的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某些统治者对当时的小说是十分喜爱的，并且认为小说的价值比较高。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要以韫玉违时，销镕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古今小说叙》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下太平，人们丰衣足食，社会安定昌盛是人们得以有兴趣阅读且欣赏小说的最根本的前提。
天下小康，人主的提倡使得通俗小说越来越被广泛地传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憨憨子《绣榻野史序》谓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204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对通俗小说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与莫大的喜好。
《明史》中记载：“王行，字止仲，吴县人。
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
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
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
”7329此记载表明，小商人已经成为通俗小说的新的阅读阶层。
朱一是《蔬果争奇跋》云：“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
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
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璧。
”从此记载中可见当时通俗小说广泛流传的情形。
明末社会经济繁荣，思想也比较开放，当时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和书本。
她们或在私塾中接受过识字教育或者凭借个人的阅读粗通文字，这为她们阅读通俗小说提供了前提。
朱一是的跋语中可见明末妇女沉迷于通俗小说阅读的程度之深。
当时识字之人，几乎没有不读小说的。
随着通俗小说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一些文人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创作的队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另一方面，社会识字率有所提高，新的识字阶层如小商人、妇女等阅读通俗小说显然不成问题，因此，通俗小说的传播面渐广，社会影响扩大。
（三）通过通俗小说传播获得某些利益书坊主通过刊刻，租赁通俗小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
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数目之多及传播之广等等迹象表明，刊刻通俗小说是一种很能赚钱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资金周转与流通也相当迅速。
如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记载：“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从传播之盛也可以窥见当时书坊主确实可以通过刊刻，租赁通俗小说获取高额利润。
其中还记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这里书坊主见别人编订的通俗小说很好卖，所以示意作者编撰新的通俗小说以便刊刻，从而达到赚钱的目的。
有市场就有利润。
因为通俗小说受人喜爱，易于传播，刊刻之后不愁销路问题，所以刊刻通俗小说是一种赚钱快，风险小的行当，因此书坊主不知疲倦地大量刊刻通俗小说；有时候没有什么新的通俗小说可供刊刻了，他们就会主动联系或者邀请通俗小说作者编纂或者创作通俗小说，以便刊刻新的通俗小说，吸引更多的读者。
除了有一部分人通过通俗小说谋生营利以外，还有的人甚至通过通俗小说获取功名。
有些作者创作或者编纂通俗小说的意图根本就不在于文学创作，而是纯粹出于政治上的目的。
他们企图通过创作或编纂通俗小说来谋取政治利益，达到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或者升官晋爵的目的。
郑晓的《今言》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
传说宫禁，动人听闻。
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
又言英本开国功臣，卒于永乐年间，以故不庙祀。
而不知……而英始侯也。
”99关于郭勋编撰通俗小说来达到他谋取政治利益的目的的行为，《万历野获编》中卷五“郭勋冒功”是这样描述的：“太祖混一。
规模成于鄱阳之战。
今世谓站酣时。
郭英射死伪汉主陈友谅。
以此我师大捷。
审冒窃其功。
今俗说《英烈传》一书。
皆勋所自造。
以故世宗惑之。
然其设谋则久矣。
当武宗朝。
勋撰三家世典。
已暗藏射友谅一事于卷中矣。
三家者。
中山王、黔宁王及其高祖追封营国公英也。
序文出杨文襄一清笔。
其配庙妄想。
已非一日。
嘉靖初大礼议起。
勋乘机遘会。
奋袂而起。
窃附张璁。
得伸夙志……。
”172此书中卷五“大臣恣横”篇云：“嘉靖间，太师翊国公郭勋凭上异宠……亦超大司马而上之。
”172郭勋编撰这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蓄谋已久，并在编撰小说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凭借此书，一下子就成了翊国公，并且越来越得到皇帝的宠爱，居然权力超过了大司马，可见这部通俗小说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功不可没。
他通过这部通俗小说的传播还树立了自己祖先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光辉与美好的形象。
同时，自己祖上是如此的荣耀，那么在家族观念强烈的封建社会里，郭勋也就自然一荣俱荣了，自己的形象以及身份、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
当通俗小说广泛传播所带来巨大社会影响与挖空心思想要获取功名的企图在某个适当的时刻达到暗合时，历史的契机来到了，这样《英烈传》就产生了。
如果说郭勋没有能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通俗小说会广泛传播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又能够给某些人带来巨大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的话，如果他不是煞费苦心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话，可能《英烈传》就真的不会问世了。
这是个偶然，偶然中又似乎暗藏着必然。
毫无疑问，他的行为让我们感受到通俗小说传播带来的影响力与震慑力，它确实可以给某些人谋取利益，从而成为他们著作、编纂、刊刻的源动力。
利益会驱使明代作家或者书坊主去创作、编纂、并且发挥他们的全力去传播通俗小说。
（四）发表政治见解的途径与工具通俗小说随着它自身的发展与普遍，到了明代后期，它已经不是单纯作为文学创作而被人欣赏与接受，此时的很多通俗小说都会记述时政。
据统计，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最短的不到一年就被人用通俗小说的形式保存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如《警世阴阳梦》时间差只有7个月，《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只有9个月，它们都是揭露魏阉劣迹的时事小说。
《皇明中兴英烈传小言》中说：“我圣烈传，西湖野臣之所辑也……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这里指阉党魏忠贤在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十一月身败名裂。
《小言》又说“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里指出此书卷首有三幅插图沿用《警世通言》。
我们从孙先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魏忠贤阉党覆没的时候，作者是非常激动的。
他作此书是匆匆完成并且付印的。
他创作此书时心情非常激动，一方面是因为阉党魏忠贤覆没了；另一方面就是要将此书尽快传给最多的人看，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小说的传播了解这件事情。
作者不吐不快，通俗小说在此时已经成为他发表政治见解的途径与工具，他要通过通俗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时政。
又如吟啸主人《平虏传序》中记载：“今奴贼已遁，海宴可俟，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与海内共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
间就燕客丛谭，详为记录，以见天下民间亦有之此忠孝节义而已。
”由此可知，作者写此书的时候是“奴贼已遁”，天下太平的时候，但是作者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从而记叙这段崇祯初年清兵陷遵化、顺义、固安，袁崇焕入卫诸事，至思宗中反间计，后又逮捕袁崇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