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

浅谈中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及其美感效果张亚晖我国古典悲剧一般以顺境结尾，与西方悲剧逆境结尾大相径庭。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中说：“悲剧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

（1）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

他还规定：“一，不应让一个好人由福转到祸；二，也不应由一个坏人由祸转到福……；三，悲剧的情节结构也不应该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从福转到祸”。

（2）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悲剧的结局“永远是人心中最珍贵希望的破灭，毕生幸福的丧失。

”（3）而我国古典悲剧则讲究“有团圆之趣”（4）往往有一条光明的尾巴，极富民族特色。

正因为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便构成了我国悲剧区别于西方悲剧的一个重要特征。

本文拟从我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的分类，源流和美感效果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利于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顺境结尾的分类我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不是笼统的“团圆”，根据其内容可归为以下五种：第一种，象征式。

这种类型常见于爱情悲剧。

其艺术上韵味无穷，舞台画面美丽，唱词抒情，以歌颂为主。

较为典型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梁祝先后殉情而死。

生前愿望难实现，死后化作蝶双飞，歌颂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斗争。

舞台上百花竞放，彩蝶双飞，其境其情十分动人，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再如《娇红记》，申纯和王娇一对情侣，为追求自由婚姻，与封建伦理和贵族豪门进行斗争，迫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强大，恋人双双殉情。

作者歌颂了他们从一而终，以至于投身不悔的精神，以他们死后“合塚”作结。

他们的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上的棠梨，一双鸳鸯向天上飞去，离开污浊的人世而“仙圆”。

“谐仙偶结凤俦，把玉锁金枷，一齐脱手”（5）的反抗精神和对理想的追求在象征式的结尾中得以体现。

第二种，复仇式。

这种类型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是非清楚。

较常见的是鬼魂复仇。

例如宋元南戏中的《王魁负桂英》敫（jiao）桂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善良妇女，当趋炎附势王魁中状元将桂英遗弃后，桂英愤而上吊自杀，但她死后怀着满腔的怨恨，终于将人面兽心的王魁拉到了地狱。

另一种是由其活着的人复仇，如《赵氏孤儿》，赵盾家三百余口被屠岸贾满门抄斩，只遗下赵氏孤儿，经程婴等人救护才得免一死。

孤儿长大后，程婴告诉其父真情，孤儿终于奋起复仇，杀死屠岸贾以报仇雪恨，这是一种反映政治斗争题材的悲剧。

《清忠谱》也属于此一类，后起东林党人击败奸贼魏党，正义得以伸张。

《窦娥冤》的结尾也是复仇式的。

窦娥死后，其冤魂出现，尽诉冤死之情，父窦天章明察案情，最终为女儿雪冤。

这种结局体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能鼓舞人民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第三种，解脱式。

这种结尾类型思想较复杂，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是当时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找不到答案的结果。

如《长生殿》中唐明皇与杨贵纪死后“仙圆”、“情悔”于月宫，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成。

这里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与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一对矛盾，他们的“悔”不能洗清荒淫生活带来的政治灾难。

这种以团圆来求得思想的解脱，于爱情来说是圆得过去的，于政治上来说却不能肯定。

第四种，调和式。

这种欢乐尾巴多出于政治原因，具有麻痹人的思想的作用。

如《琵琶记》中牛亟相本是反动势力的代表，是悲剧的制造者。

到结尾时他反变成好人，其结果是赵五娘哀而不怨，牛小姐贤慧恭让，蔡伯喈不负爱心，与她们一起过着一妻一妾的“团圆”生活，共享富贵，合家旌表。

作者力图调和两个阶级的矛盾，让人们感到“玉烛调和归圣主”、“圣明世岂相弃”（6）如此，蔡老的荒冢，则在玉烛调和的升平景象中隐没了。

另外，如《雷峰塔》的结尾“佛圆”，由封建卫道者法海去点化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氏，并且让白氏与青儿都位列仙班，调和了对抗性矛盾。

这种结局与整个剧情无必然关系，与白娘娘的反抗精神也是极不协调的。

第五种，报应式。

这种类型多与迷信思想有关，但也反映了人们的善恶有报思想，有它积极的一面。

这种结尾或在人间旌表好人，或在阴间惩罚坏人。

如《精忠旗》既有阳世报应（存殒恩光）又有阴间报应（阴府讯）。

又如南戏（赵贞女蔡二娘）就属鬼神报应的，“贤德的五娘遭马踹，到后来，五雷轰顶蔡伯喈。

”（7）还有在结尾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于前世的，如清代蒋士铁的《空谷香》，女主角姚梦兰一生中二十九年历尽艰难困苦，其原因是她前世本是花仙，因开会迟到二十九刻而被罚在人间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是前世的报应，待吃尽苦头，受罚期满方能归仙。

我国悲剧顺境结尾大致可归为以上五种。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表现积极向上的思想，体现我国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借以反抗黑暗势力的结尾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某些作品的结局宣扬因果报应，消极遁世的糟粕是不可取的。

二、顺境结尾的根源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各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独具的风格。

下面试从哲学、政治、社会、艺术等方面探索一下境结尾的形成根源。

哲学根源《国语。

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8）“和”与“同”是春秋时代两个重要哲学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

所谓“和”是被两种以上不同事物调和统一起来。

“同”是简单地把相同事物合二为一。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事物的形成规律，古人称这种规律叫“中和”。

关于“中和”的含义，《礼记。

中庸》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矣，万物育矣”。

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感情从内心发出之后，要合乎节度，也就是说，情感的外发要适当，不得过激，这种理性精神既是治国平天下的“大本”，也是伦理道德、美学、艺术之“达道”。

“和，故万物皆化”。

（9）“和，故百物不失”（10）由此而说，悲剧的顺境结局是两种对立物相克相济形成的，是在矛盾的斗争中获得统一的结果。

所谓“反情以和其表，比类以成其行”；“小大相成，始终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径”（11）指出了事物的相反相成，在悲剧中则以苦生乐以喜衬悲。

《老子》五十八章中说：“祸今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依”。

（12）这种辩证思想揭示了事物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的道理，悲喜交错也是事物矛盾转化的结果。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悲剧人物、事件的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善的一定会战胜恶的。

庄子在秋水》篇中说：“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13）中国戏曲作为一种理想艺术，其形象的内涵往往是描写事物的一种意向，表达作者或者观众的意愿，从事物发展趋向看，光明一定战胜黑暗，悲剧故事可能以喜剧形式结尾。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14）孔子在《论语。

八佾篇》中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指的是情感的理性节制。

我国古典悲剧以顺境结局与这种节哀思想是相吻合的。

悲剧的基调是悲，为了不使悲这种单一情感过于外溢，为了使悲剧气氛不至于过度悲伤而使观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悲剧作者得要考虑如何达到哀而不伤的效果。

所以嵇康在《声之哀乐论》中说：“古人知情不可姿，欲不可极，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致伤，乐不致淫，斯其大较也”。

（15）我国古典悲剧是合乎这种观点的，尤其在结尾，用小喜的感情来适度冲淡悲剧气氛，给观众以情感上的调剂与精神上的满足。

这种安慰性的小喜在《窦娥冤》中的平狱伸冤，《赵氏孤儿》的复仇雪恨，《精忠旗》的满门旌表，《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中都得以体现。

政治根源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16）悲剧作为一种文字样式，必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状况有关连。

我国古代产生悲剧较多的时期“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南宋到元初，第二次是明天启、崇祯到清康熙的前期，第三次是清末和民国初年”。

（17）第三时期主要是产生近代地方戏，这里且不多谈。

我们看看一、二两个时期：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都是政治上大动荡时期，由于异族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反映到文字上，就是揭露社会黑暗，歌颂反抗精神的杂剧作品的大量涌现”。

（18）如《窦娥冤》反映了官吏的昏聩，草菅人命，其结尾就反映了人民对政治的要求，他们渴望清官。

政治昏暗，社会动荡，便主要产生悲剧，因为在强大的反动势力下，善良者遭到邪恶者的迫害，正义不能伸张，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便产生了许多悲剧性的故事。

如明末冯梦龙的《精忠旗》就描写了民族英雄岳飞与卖国贼秦桧之间的斗争。

明末清初的李玉的《清忠谱》写的是明天启年间，以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以颜佩韦为代表的苏州人民反对阉官魏忠贤擅权的政治斗争故事。

其斗争结果必长英雄之志气，灭小丑之威风，这种顺境结尾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它可以鼓舞斗志，给人以力量。

诚然，“戏剧不仅仅是社会向他的成员们灌输行为规范的一种手段。

它也是表达思想，一种认识过程的手段”。

（19）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作用不只鼓舞斗志。

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在悲剧文学中，必然有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东西。

他们利用人民希望好人得到善报，恶人应得惩罚的心理，借悲剧的顺境结尾以调和阶级矛盾，宣传宗教迷信思想。

利用“大团圆”的形式把观众思想引到另一边去，以使人感到封建制度还是好的，世间还有公道。

天公主持正义，阎王惩罚邪恶。

那所谓“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即使好人受到冤枉，也要使人觉得那只是暂时的，希望人们不要为此而愤怒不平。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瞒和骗”的文学。

《琵琶记》就是这样，它企图使人们相信牛丞相是好人。

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

“从他们的作品上来看，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眼睛。

这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因为凡事总要一‘团圆’，正无需我们焦躁”，（20）《雷峰塔》中白娘娘的反抗精神也就因“佛圆”而隐灭。

这种“团圆”调和了两种势力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为稳定其统治地位的一种迂回战略，即是利用这种“团圆”来削弱人们的斗志。

社会根源产生我国悲剧顺境结尾这种特征的社会根源是复杂的，近代杰出学者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我国悲剧顺境结尾的原因时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观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

（21）用我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来解释我国悲剧结尾的顺境团圆这一特征，是有非常深刻的见解的。

我们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可追溯到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