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
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
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
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
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
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
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
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
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
驳“陈独秀嫖娼改写中国历史”说
驳‚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之说知识界长期热衷于谈论‚陈独秀因嫖娼被北大开除改写历史‛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
这就是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
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
说陈曾逗留八大胡同，大约不虚；但具体到是否存在争风吃醋以至‚抓伤某妓下部‛的情节，迄今并无史料可以证实。
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该事件进行过诸多解读，可谓热此不疲。
其中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汤尔和力主北大开除陈独秀，导致其日趋左倾，终于南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
比如有学者撰文称，‚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
‛汤尔和参与的那次会议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
有学者说，‚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
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改写历史的1919年3月26日之夜》为题，说‚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
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也是一个未知数。
‛‚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
‛但事实是：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嫖娼而被北大开除持‚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说者，大多没有心思考据事件的具体细节。
事实上，陈并非因为嫖娼被北大开除。
在蔡元培的维护下，陈仅仅体面地卸掉了文科学长职务。
陈最后离开北大，当局的逮捕迫害，及蔡元培从北大出走，才是真正的主因。
蔡元培仅仅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并没有将他从北大开除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被知识界视为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
纪念五$运动100周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林建刚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实也是胡适的，，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年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胡适的。
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并未损害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问题主义胡适形象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
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①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
在口述自传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②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
这场论争,不，旧是好朋。
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界，李钊也是一者。
不过，如一下“问题与主义”争}主义”的度,一定程度上当中的胡适,当胡适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1919年720日，《论31胡适的《问题，主义起了很的讨论。
此后，李大钊也了争论，“五”，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月27日，钱玄同*重庆文理学院校级人才引进项目“胡适人际交往研究”（项目编号：R2016WC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6.陈独秀与胡适(定稿)
第一节 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
胡适致陈独秀的信： 我们两个老朋友， 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我们两个老朋友， 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 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 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 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 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 ……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 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 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 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 要成仇敌了。 要成仇敌了。”
1925年 胡适出席段祺瑞政府“ 2. 1925年2月，胡适出席段祺瑞政府“善 后会议”的开幕式。 后会议”的开幕式。 董秋芳： 董秋芳：“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 们底分赃的行径， 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 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 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 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 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庇护 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 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自乡村遗老 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 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 生！……”
3.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三次被捕。原 1922年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因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 逮捕者： 因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 逮捕者：法 租界当局。 租界当局。 胡适日记： 1922年 胡适日记：“1922年8月12日，前晚始知独 12日 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 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 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 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
3.1926年7月，胡适取道苏俄，赴英参加 3.1926年 胡适取道苏俄，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 思想发生转变。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思想发生转变。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邵建, 《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1925年10月10 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
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
”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
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
”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
“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注1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
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
”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
后来说：“我再来。
”也去了。
（引同上）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
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
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
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引同上）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
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
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
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
浅谈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陈独秀、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
论政治理念，陈独秀与鲁迅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胡适却写下《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
为何同为接受新思潮影响的两人在对待文学的观念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下面我们就慢慢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遭到无理拒绝。
“巴黎和会”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一石惊起千层浪，“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催生了文学革命，文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来挽救中国。
其中，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尤为代表。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人。
他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他的“三大主义”中所要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即脱胎于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文学。
胡适
政治倾向上的错误很明显：1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适长期主张不抵抗主义“世界主义者”，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应树立所谓“万国之上尤有人类在”的“世界的国家主义”。
又倾心与不抵抗主义，将西方的这种理论同我国先秦道家的“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想比附。
1915年1月，日本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在交涉过程中，胡适始终是“和平主义者”。
杨向奎先生回忆说：“他当然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并不会改，仍然坚持己见”。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为此派来调查团，提出把东三省提交国际共管，国民党表示可以接受，而胡适也表示欢迎。
次年在《独立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对日外交》一文，再次反映了他一贯主张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
“当国家处在存亡的关头，他仍然主张不抵抗，不用兵，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
但当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却一反平日和平主义的理论，破口大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骂他是罪人，并宣布拥护政府下的讨伐令。
这些举动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封建官僚的后裔，始终站在两翼中的右半边。
1937年抗日战争打起来，不是蒋介石要打，是日本不许他再谈…和‟，于是胡先生也说…和比战难‟！。
2他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道路，主张渐进改良胡适与陈独秀等共同编辑《新青年》，他主张在《新青年》上不谈政治，只谈文化，这是针对李大钊提倡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于是引起李大钊的反驳，而胡适则坚持己见，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蕴涵了是拥护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样的本质问题。
在北洋军阀时期，胡适曾与蔡元培等人开会讨论，提出“好人政府”即宪政政府，要求南北议和，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公开宣言。
“这篇宣言，可能是中外古今政治宣言中最没有分量的一份，当时的封建军阀看也不看，理也不理，这种向恶势力斗争的方法，等于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了当时国民党元老张难先曾经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之，批评他们的政治主张，张说，…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
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肖钰周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基地班[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8-02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
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引进外国人文主义精华，试图改造国民之精神进而转国家之穷困于富强。
为此，知识分子们由于成长环境、留学经历相异而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
其中，陈独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与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思想较为突出。
从过程看，二人私交甚繁，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从结果看，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其上走远。
本文试着从个人、学说和外力的角度回看那段历史、探求其中缘故，希望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先辈道路上前进有所帮助。
一、思想形成整理胡适的求学道路可知，青年胡适在上海新式学堂就读六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维新书刊和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树立了改良主义信仰。
赴美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改学批评实验主义的康奈尔哲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教育，由此启发对中国革命的思考。
胡适曾说过，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实验主义集大成者，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人之一：“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术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1]陈独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
1919年，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
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此文刊登后，胡适吃惊说其日益左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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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
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
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
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
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
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
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
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
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
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而胡适，这时正在做些什么呢？从他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的信可见端倪：“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
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这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以激起更多人对陈独秀的声援。
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1920年1月底，仍旧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李大钊等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获得了人身自由。
两次于租界内被抓，胡适气愤大骂法国人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陈独秀在法租界的家中被捕，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10月5日，胡适获得消息，立即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
同时，他对于陈独秀在法租界被捕非常气愤，并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
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一温文尔雅书生，却因此破口大骂，可想与陈独秀之间的情谊深厚到何种程度。
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10月26日，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可仅仅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随着陈独秀日益增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反动当局感到威胁性极大，于1922年8月9日上午11点，在法租界的寓所再次被抓。
胡适一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
起初，他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
然而，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
第二次，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
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
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长信，请他无论如何要出点力。
胡适声明中说：“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
”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
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
第四次被捕时，胡适动员汪精卫与蒋介石商谈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押解南京，被囚禁五年之久，这是陈的最后一次被捕，也是监察押时间最长的一次被捕。
此时的他，已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但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
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按蒋介石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五年是个不短的时间，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陈独秀的营救。
起先，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
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另外，他与蔡元培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陈独秀最终于1933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但胡适对此判决仍有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理应无罪开释。
1937年8月，他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和蒋介石协商。
汪精卫很快就给胡适回信，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因陈不肯而作罢。
四个原因促使胡适屡救陈独秀
叙述完这段往事后，安大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又全面分析了为何胡适屡救陈独秀的多重原因。
一是乡情和友情：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安徽人。
当年就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刊载，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变革之路，而且在1917年1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科长时，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去北大任教。
这种知遇之恩胡适是铭记于心的。
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俩人思想深处在本质上有共同性：他们引进西洋的民主与科学，尽管政见有不同，但他们并不相互攻击，维护对方精神独立的底线。
三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因为汪孟邹，两人才能结识，多年的友情始终得以融洽。
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与陈独秀曾为密友，经汪希颜介绍，汪孟邹也和陈独秀因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所以当《新青年》杂志刚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
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约稿。
1916年，陈、胡之间开始书信来往。
可以说，汪孟邹是两人友谊关键的纽带。
身为胡适故居管理委员的胡适侄孙胡育凯，则从两人的性格方面分析了原因：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
可是两人私下交往时，反而是胡适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则像忠厚长者静静地听。
他们同时都有容人的雅量，这也是胡适全力救陈独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