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

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而胡适，这时正在做些什么呢？从他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的信可见端倪：“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这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以激起更多人对陈独秀的声援。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1920年1月底，仍旧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李大钊等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获得了人身自由。

两次于租界内被抓，胡适气愤大骂法国人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陈独秀在法租界的家中被捕，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0月5日，胡适获得消息，立即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同时，他对于陈独秀在法租界被捕非常气愤，并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一温文尔雅书生，却因此破口大骂，可想与陈独秀之间的情谊深厚到何种程度。

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10月26日，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可仅仅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随着陈独秀日益增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反动当局感到威胁性极大，于1922年8月9日上午11点，在法租界的寓所再次被抓。胡适一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起初，他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然而，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第二次，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长信，请他无论如何要出点力。胡适声明中说：“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

第四次被捕时，胡适动员汪精卫与蒋介石商谈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押解南京，被囚禁五年之久，这是陈的最后一次被捕，也是监察押时间最长的一次被捕。此时的他，已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但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按蒋介石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五年是个不短的时间，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陈独秀的营救。起先，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另外，他与蔡元培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陈独秀最终于1933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但胡适对此判决仍有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理应无罪开释。1937年8月，他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和蒋介石协商。汪精卫很快就给胡适回信，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因陈不肯而作罢。

四个原因促使胡适屡救陈独秀

叙述完这段往事后，安大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又全面分析了为何胡适屡救陈独秀的多重原因。

一是乡情和友情：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安徽人。当年就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刊载，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变革之路，而且在1917年1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科长时，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去北大任教。这种知遇之恩胡适是铭记于心的。

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俩人思想深处在本质上有共同性：他们引进西洋的民主与科学，尽管政见有不同，但他们并不相互攻击，维护对方精神独立的底线。

三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因为汪孟邹，两人才能结识，多年的友情始终得以融洽。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与陈独秀曾为密友，经汪希颜介绍，汪孟邹也和陈独秀因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所以当《新青年》杂志刚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约稿。1916年，陈、胡之间开始书信来往。可以说，汪孟邹是两人友谊关键的纽带。

身为胡适故居管理委员的胡适侄孙胡育凯，则从两人的性格方面分析了原因：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可是两人私下交往时，反而是胡适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则像忠厚长者静静地听。他们同时都有容人的雅量，这也是胡适全力救陈独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