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

胡适与白话文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

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

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学内容的革命，这实际就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一个是文学形式的革命，即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胡适来说，文学的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所以他搞的白话文运动就等於文学革命。因此，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除了胡适及其追随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学的价值由其内容来决定。因此，从定义上说，白话文运动是包括在文学革命之中的。

1 少年胡适之烦恼

胡适在晚年的口头禅就是，“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也就是说，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在康乃尔大学，胡适的主修专业是哲学；在哥伦比亚，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哲学。这既不是他的本行，他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

早在上海读书期间，胡适就已经参与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公学期间，他曾任白话报纸《竞业旬报》的主编，写有白话文章，作有白话小说。但是，在到美国留学之后的五年里，胡适好象把白话文忘记得一干二净，以致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在1915年8月以前，胡适只有一次间接地提到“白话”这两个字。)也就是说，胡适在决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没有对白话文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根据他的日记，我们可以说胡适当时最大的兴趣是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如讲演、政治集会。除此之外，就是写诗、译诗、研读中国的典籍。

2 播种者：钟文鳌

不过，倡立什么新说呢？进化论？已经被严复宣传过了。和平主义？它差一点使胡适在中国留学生中名誉扫地。恰好，当时管理庚款留学生的监督处有一个名叫钟文鳌的人，他在给留学生寄发支票时，总会在信封中夹寄传单，宣传诸如“不满25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内容。胡适自认国学知识比这位教会学校毕业的先生要高深得多，况且他以为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还保守，岂能轻言废除。因此胡适写信把钟文鳌数落了一通：根据胡适在《逼上梁山》中的回忆，他给钟文鳌原信的“大意”是这样的：“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

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胡适回忆说，他在骂了钟文鳌之后，心中有些懊悔。他想，象钟文鳌那样不够资格的人还在谈论汉字，象他这样够资格的人就更应该谈论了。这年的8月，胡适花了三天的时间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拟托赵元任代为在东美学生年会上宣读。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认为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於教授方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篇文章的“大旨”：第一，“无论吾国语能否变为字母之语，当此字母制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以其为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物也，以其为仅有之教育授受之具也”；第二，“汉文问题之中心，在於‘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第三，“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第四，“旧法之弊，盖有四端”。(胡适：《留学日记》下册140页)。

3 司号员：胡适之

前面提到，胡适开始与陈独秀交往是通过中间人汪孟邹，而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社的时候，就对曾经投稿的胡适留有印象。1915年秋天，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对於一个发行量每期只有千余份的小杂志来说，最让主编发愁的问题当然就是稿源，於是陈独秀托汪孟邹向胡适索稿。1916年2月，胡适在汪孟邹的多次催促之下，首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翻译外国文学的看法。他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留学日记》

下册197页)。在信中，胡适附上了一篇翻译小说稿。这是胡适第一篇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决斗》。(《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起改称《新青年》)。

1916年8月，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批评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谢无量的长篇五言排律，以及陈独秀在诗后作的短评。胡适对谢诗批评极为严厉，说它“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不通”，“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上句用典已不当，下句……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等等。(提起谢无量，熟知胡适掌故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哲学史，但后来被胡适及其一班人贬得一无是处。)在信的末尾，胡适提到自己的最近心得：“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胡适把这八事分成两类，一类是“形式上之革命”，有五种，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结构；另一类是“精神上之革命”，有：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篇文章发表以《寄陈独秀》为题发表在1916年10月号《新青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