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政治学研究过去强调哲学研究，并将其思维基础建立在人的理智之上，形成“唯理智论”的倾向，作者指出这种研究忽视了对人性的研究，本书就是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政治中的人性进行的研究。作者作为一个从事过直接政治工作的政治人，具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从更加直观的层面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述，特别是那些涉及到人性的内容。作者在第一章指出，政治的驱动力不仅涉及到理智判断，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更主要的体现在非理智的判断，包括个人情感冲动、恐惧、财产欲之类，可以说这些都涉及到人的本能，在政治生活中，人并非都时时处处进行理智的考虑，很多情况下人会从自己的本能或半意识出发进行判断。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评述，其中还涉及到很多人的自然本性、冲动等心理学的专业内容。接下来的一章则主要讨论环境对政治人的影响，我们的很多政治判断通常都为语言、象征符号、宗教现象等因素所影响，这些涉及到很多心理学的专业问题，通过对这些外在因素的考察，可以推测出人对政治的认知，及由此所做出的判断。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与政党有关的符号问题，涉及到政党的名称、色彩标志、歌曲及所采用的广告艺术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推测出人们的政治情感，及对选择政党及其政策时的心理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因果关系是政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在字里行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就主要是将前文提到的非理性推理进行详细的阐述，普通人在获取政治信息、做出政治判断时通常都运用非理性推理，比如一份报纸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对一个读报人产生很深的影响，虽然该读者并为对该信息有过很详细的思考，但实际上一种政治判断已经做出，这就是外在因素通过非理性的推理所发挥的作用。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很多看起来很明智的推理或者选择，其实都是在非理性的盲目判断中做出的，没有什么很深的思考，这就为政治人物利用各种技巧博得他人的同情，获取他人的信任等提供了方便。政治心理学要结合心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作者在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方面广泛运用了这些内容，甚至还应用了一些图表，当然这个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简单，无非是个正态分布曲线，反映中间大两边小的公众态度。不过单纯的自然科学方法并不能完全应用于政治学，因为政治哲学方面还主要讨论事物的抽象层面，政治学研究希望把这些涉及抽象本质的实体作为一种政治推理的标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这种实体。在方法方面，作者着重探讨的是定量方法，在作者那个年代，定量方法还没深入人心，但已经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不过要真正进入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还需要详细的论证，作者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抛砖引玉。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面说的是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心理学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应用现状。第二部分更多的是对实际政治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评述，包括政治道德、代议制政府、官僚及国际政治等问题，作者希望探讨“那些政治学发生变化的新倾向本身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就人的心理而言，作者从动机角度分析了政治道德问题，人的认知、情感等因素对人的政治道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还引述了很多政治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评述，并分析了这些思想对后人的影响。人的政治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改变的可能，许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揭示了这一道理，靠教育可以算在一个方法。代议制政府是当今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里涉及到同意、公共精神、选举等内容。在涉及到唯理智思维传统的情况下，既存在柏拉图专制主张的古代建议，也有英国对印度所实行的非民主但有效的统治形式，都说明民主并不是唯一的有效形式。同时，政治权力的广泛扩展也对代议制政府运行带来了很多困难。此外还有作者对官僚体制的评析，官员并非都是选举产生，由民选官员或代表挑选其他官员有很多弊端，这就需要一种能保证公平的方式，如考试的方法挑选官员。在需要专业化和常任化的政府层面，需要这样选拔的官员来协助政治官员处理具体问题，这与实际政治操作的改进有很大关系。最后一章主要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及其情感问题。作者评论了马志尼和俾斯麦的民族主张，他们都主张单一民族认同的

重要性，认为国家可能的范围取决于民族的同质性，这与世界主义不同，在其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显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思想在其后来的对外扩张中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作者还提到，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单位，而非由人的隔日构成，这体现的就是同质民族构成一个完整整体的观点。作者还提到了对民族、国家等认识问题，分析了古代将视角放在城邦等小规模层面上的国家认知，并指出现代国家扩大范围和认同的必然性。在这里还有个物种进化的问题，虽然看不出作者对殖民者辩护的态度，但

还是可以体会出作者对弱小民族不太体谅的优越感，当然这是作者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不管在实际的政治竞争中存在什么进步性，都不能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不过作者最后还是承认了在实现任何一个民族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有意识的合作，需要的是爱，而非盲目的冲突。

政治生活，有人性吗？有！格拉厄姆?沃拉斯作出了肯定地回答。

譬如二十世纪初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代议政体，大多数英国人隐隐地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然而，当一个中国人问他们自己是否应该投身于一个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他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这也许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吧。一些政治老手也会狡猾地抓住这些弱点，他们把人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的非理性动物。但不论他们身处何位，保守主义的先驱柏克始终认为人的政治推理能力与他们的工作是完全不对称的。哪怕是相对流行的代议政体，也只是被看作职业政客冷酷地操纵人民冲动和思想的替换办法罢了。在代议政体下，游说者的冲天干劲儿必然会箝制住刚做完一天工作的人们的疲乏的神经……国家、政体处处留有人性的足迹，谁还能否认行为主义的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意义呢？

也许是学以致用，抑或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最终的落脚点总会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呢？是得以充分地发挥还是被某些东西禁锢住了？

从“小平您好”到“什锦八宝饭”的日益盛行，也许反映了我们政坛稍微活泼的气息。但如此大规模的亲民形象宣传，《人民日报》“新华网”不遗余力地报道，是不是也潜藏着总书记的一些无奈呢？昆明市长仇和将市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公布在了《昆明晚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样一种合理合法的举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民众叫好，官场哗然，这样个性的官员确不多见。试思量之，这是某些部门认定其不合情理还是反映了那些机构本身的万马齐喑呢？谈到基层的公务员与职工，总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万里十五年》。他们可能具有些许个性，但与强大的官僚机制相比又太过渺小，仅仅是大体制机器上的零件而已。他们唯一存在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防止发挥有效思想的机会只限于极少数像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生活在不负责任的自由天地中的富人吧！我们公民的被选举权与基层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呢？呵，也许参与者们比我更清楚。

《南方周末》说改革开放30年，人性已然回归。可回归多少，我心里始终存在着大大的问号。

有专家学者说我们不应以西方的观点去研究西方的制度，那样我们不会找到出路。只有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来看政治，我们才会真正取得大的发展。在东方，我们强调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又都禁锢在哪呢？

不要把君子宅在一个个办公室里，不要待他们垂垂老矣还要参加繁多无聊而又冗长的会议。

政治中有人性吗？有！

体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了吗？

但愿同样是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