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学期末考试

1.举例说明佛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项影响：（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语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组织的解剖的文首次在中国的出现。

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

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去去无识所译为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交澜，演释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人：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佛教输入，梵文也跟进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来应用，才有唐代守温“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

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

“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

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影响或关系。

二、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一）佛教的传入丰富了古代汉语的词汇量，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佛教的许多经典文献由梵文被翻译成汉语，给汉语词汇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液，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1、佛教的传入二衍生的复合词就有很多，比如：佛教、佛曰、佛界、佛祖、佛塔、佛门弟子、佛法无边等等。

2、佛教文献的意境与中国原有文字相结合，表达全新的含义。

比如：定律，定点、安定等就是汉字“定”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表达佛教一种心静如水，不受扰乱的一种精神境界。

再如“居士”、“隐者”、“侍者”等等3、由梵文直译过来的对中国古代词汇的扩充，比如译音的“菩提”、“般若”、“刹那”、“尘埃”等，还比如译意的“姻缘”、“平等”、“实在”、“现实”等，4、日常用语中也有充斥着“佛言佛语”。

比如：因果报应，清规戒律、一生一世、万劫不复、面壁思过、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等等。

有些在被广泛传播后直接成为成语，一直被沿用至今。

（二）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诗歌是中华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与中国诗歌相结合，使中国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说，佛教文化对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佛教文化的介入，丰富了中国的诗歌作品的内容，也使得诗歌创作的形式大大增加。

1、中国僧人与诗歌创作就诗歌体裁来说，佛教在宣传教义的时候，出现了跟中国古体诗相近的一种新的体裁，叫做“偈”，它是由固定的四局组成，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一句组成的“别偈”为主要的两种偈之一，它与汉以前的四言诗和汉以后的五言、六言、七言诗极相近。

其创作出自“灵感”，与诗人的创作冲动极为相似。

有的偈还成为传世之作。

如“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所作的“示法偈”，他在听完神秀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后，他口述一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种比喻贴切、新颖、生动、耐人寻味，且诗体与五言绝句已相去无几。

正因为偈与诗极相近，故会说偈的僧人，作诗也就不难。

（播放视频六祖慧能）偈与诗的结合又促进了古代诗歌的通俗化。

它自成一体，作诗者蔚然成风，这在我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期——唐代至五代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唐至五代，有据可查的僧人诗集就达40余部，出现了以王梵志、皎然、齐己、贯休、寒山、拾得等为代表的一批诗僧，诗作丰富，成就斐然。

例如皎然曾作“真我性无主，谁为尘识昏”（《禅思》），“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迥”（《答俞校书冬夜》），说理深刻，对仗精当。

齐己曾写“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早梅》），“月华澄有像，诗思在无形”（《夜坐》），细腻生动，寓意深刻。

贯休书“闲担茶器缘青障，，静衲禅袍坐绿崖”（《山居涛》），动静相应，情理交融。

宋代之后，智圆作《赠林逋处士》诗“风摇野水青蒲短，雨过闲园紫蕨”；契嵩作《寄月禅师》诗“闻道安禅处，深萝任隔溪。

清猿定中发，幽鸟座边栖”；摹写自如，清丽真切，以动喻静，动静相应，此后，元明清三代的诗僧也有不少佛理诗、禅趣诗、山水诗以及抒怀、酬唱之作，其中有不少诗作，诗思高妙，诗境幽远，诗调清新，广为流传。

所以，佛教文化与中国的诗歌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诗僧在里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中国诗人与佛教文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就在其诗作中流露出佛教情调，如他的《过瞿溪石室皈僧》：“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他的《临终诗》表达了晚年的心境“……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

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

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这是有感于生不得志，以佛教来自慰，以来世为寄托。

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学士都研习佛教，很多文学大家的是个的创作中透露着浓浓的佛教情节和“出世”、“入世”思想，有的甚至皈依佛门或曾出家为僧，他们接触、学习、崇奉佛教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因病缠身，无望时自寻希望；有的想修身养性，居世俗求超凡；有的为摆脱困境，踏新途觅解脱，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最终都有了新的收获，那就是从诗歌的创作中获得精神上的寄托。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1）王维。

王维被誉为“诗佛”，他的诗“诗中有画、诗中有佛、诗中有禅”，他的山水田园诗流露出浓厚的佛学思想，比如：《山居秋暝》，其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就表现了王维对“世外桃源式”生活的追求，流露出禅宗中“静”、“幽”的思想。

还有他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2）白居易。

《赠草堂宗密上人》诗云：“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弄沙成佛塔，锵玉谒王宫。

彼此皆儿戏，须臾即色空。

”（3）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诗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从以上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目中已经生根发芽，生长于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之中，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诗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所以能如此的博大精深，与佛教文化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佛教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

1、“境界说”“境界”一词来源于佛教之中，如“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之后唐代诗人王维提出“物镜、心境、情境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道：“不以物喜，不易己悲”，把人的快乐和痛苦直接与环境联系起来，清代王国维又提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尽中之一境界也”。

2、“顿悟说”顿悟之说，在佛教经典中早有记载。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即有“速疾解脱顿悟涅盘”之语。

《菩萨珞璎本业经》卷下“佛母品”也称“听等觉如来说珞璎法藏，是故无渐觉世尊，唯有顿觉如来”。

顿悟说的创立顿悟之说由来已久，但真正创立学说的是东晋、南北朝的道生。

南朝名士谢灵运非常支持道生的顿悟理论，并有所发挥。

他著《与诸道人辩宗论》，与许多对顿悟之说有疑问的法勖、僧维、慧、法纲、王体元等人问答与辩难。

认为渐悟只是一种引导愚昧者的方便说法，只有顿悟才能得到佛教真谛。

禅宗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理论，在佛教中影响颇大。

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倡导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就脱胎于禅宗的“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

陆九渊提出直接“发明本心”以达到“知”的认识论，也源于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理论。

3、变文：变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而重新被人认识的一种古代文学的文体，在发现之初，他被称之为“佛曲”、“演义”等，后来才渐渐称之为“变文”。

是中国古代文体之中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最直接的一种文体形式。

从变文的发展过程与形式上来看，其起源与佛教文化中的“变”相关，为“变现”之义，很多学者认为“变“即变相，即是图画，后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相结合，变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伴图讲唱”的文体形式。

相当于现在的讲唱形式。

4、.鼓子词及宫调唐以后最受到变文影响的，除说话人的讲史及小说以外，要算流行于宋金元三代的“鼓子词”与“宫调”了。

鼓子词是小型的变文，仅见于宋，是当时士大夫受到变文影响的典雅作品，也是一种叙事讲唱文，也是散文和韵文相间组织而成的。

惟其篇幅不长，仅供宴会一宵之娱乐，以管弦伴歌唱。

宋赵德麟“侯鲭录”载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是鼓子词。

开首就说“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复听芜词”。

每一段歌开始，必先之以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是知鼓子词的讲唱者，至少须以三人组成:一人讲说；一人歌唱，讲唱者或兼操弦索或吹笛；其他一人则专吹笛或操弦。

每节先引传奇（即“会真记”）一段，复唱蝶恋花词。

如变文先引经，后说唱一样。

“诸宫调”亦用弦索伴倡。

是宋代讲唱文里最伟大的一种文体，是变文的嫡系子孙，却比变文更为进步。

他不仅篇幅浩瀚，且有精密严饬的结构，在宋金元三代的民间最有势力。

其讲唱不止一天两天，甚至三月两月听者不倦，可见其趣味浓深了。

“董西厢”是诸宫调，最流传的尚有“刘知远诸宫调”。

刘知远诸宫调开头说道: ［商调回戈乐］闷向闲窗检文典，曾披揽，把一十七代看。

自古及今，都总有罹乱。

共工当日征于不周，蚩尤播尘寰。

汤伐桀，周武动兵，取了纣河山。

并合吴越，七雄交战，即渐兴楚汉。

到底高祖洪福果齐天，整整四百年间社稷，中腰有奸篡王莽立，昆阳一阵，光武尽剪除。

末复三分，举戈铤，不暂停闲。

最伤感，两晋陈隋，长是有狼烟。

大唐二十一朝帝主，僖宗听谗言。

朝失政，后兴五代，饥馑煞艰难。

从前上古讲起，直到五代，作开场白。

以后才说到刘知远故事。

可见其规模之大。

诸宫调之流行，再加以当时歌舞，添配脚色，自然成为戏剧。

多扮演世俗故事，逐渐发展，以至今日。

4、白话小说中国的文言文小说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小说能回归民间变成民间都能接受的“俗文体”，是在佛教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这种“俗文体”小说的特点就是把“雅文”改变成民间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因而被称之为“白话小说”，其文体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传奇小说、俗讲、话本、章回小说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