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回眸与展望(一)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论视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论视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论视界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传统,它并非只是现代哲学的特性,早在古代、近代就已成为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古代、近代哲人那里,语言学转向主要是转向理性化方面,其生存视界尚晦暗不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力意拒斥形上理性,但由于主要是转向于语义或者语形,其固有的生存论视界,仍未得到朗显.直到海德格尔主张哲学应向语用方面转变,强调生存意境的诗意接受,才真正洞见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真谛.
作者:朱荣英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马列部,河南,开封,475001 刊名:孝感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03 23(1) 分类号: B08 关键词: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视界。
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

词语破碎之处何物存在——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倪志娟内容提要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
以往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对语言的关注,是人类认识能力深化的结果,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正在将语言神秘化、迷信化,从而陷入了语言的牢笼。
关键词语言;转向;语言分析哲学;存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识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差异。
现代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将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
那么这一转向是否真正解决了传统哲学的危机呢?它对哲学的真实意义何在呢?一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
首先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
到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又动摇了“由笛卡儿创始的、与牛顿力学同时发展起来的近代哲学范式”(库恩语)。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
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
”也就是说,任何科学知识都要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才能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而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知识领域里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从而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致性。
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一)

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一)“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又译作“语言的转向”。
最早是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博格曼(G.Berg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要描述了20世纪分析运动的发展。
最初的语言学转向是在哲学领域中完成的。
也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
这是从关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关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哲学领域的这种变革正在影响着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科学领域。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心理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依托哲学而进行的。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促成了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则成为反思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一次契机。
由于这次转向对传统心理学的强烈震撼和决定性影响以及语言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
它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地位。
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传统心理学中“语言”的缺席在心理学领域,尽管语言是人类表达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纬度,然而注重实证量化研究的经典主流心理学却没有能够深入探索这一重要元素,以进行这一具有突破性理论的尝试。
传统心理学中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心理学早期开拓者们无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
早期心理学脱胎于哲学,虽然冯特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力图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确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也没有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即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意识与心理的本质与规律。
【语言哲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
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于研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讨世界由此形成的最终成分。
到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
到了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又从认识转向语言哲学,认为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
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转向”,并把这一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场革命。
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余年历史,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语言哲学论著,形成了若干个语言哲学流派。
本文专就其中的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理理论这三种核心理论以及某些发展趋向作一些简单评述。
一、意义理论意义理论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依据于什么而具有意义,什么是命题的经验意义的标准,什么是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等。
就语言符号依据于什么而具意义而言,西方语言哲学中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不同观点。
差异论由F.de Saussure倡导,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系列声音差异和一系列观念差异的结合,语言系统中各成分间存在着双向对立关系,语词意义来源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性,通过这种差异而形成。
这一观点在语言学中有较大影响。
指称论的主要代表是l和B.Russell等人,他们认为名称通过指示或者指称外界事物而具有意义,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或指称的对象。
Mill认为,每个名称部代表某种事物,例如“伦敦”这个名称代表一个城市,这个名称所代表的事物就是这个名称的意义,也就是这个词的意义。
简述对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中“语言转向”问题的看法

简述对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中“语言转向”问题的看法作者:张红霞来源:《神州·上旬刊》2018年第11期摘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西方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到现代的“语言的转向”,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变和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
本文针对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中“语言转向”问题,应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概述几点关于“语言转向”的见解。
关键词:西方现代哲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语言转向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哲学,实现了两大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的“语言转向”。
“语言转向”被西方大多数哲学家看作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哲学事件,构成了现当代哲学的总特征。
哲学的反思由理性批判转向了语言批判的维度,语言问题从传统的一般性问题跃升至文化领域的普遍基础,成为了各种思潮的主宰者。
西方现代哲学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概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关于“语言转向”的见解。
第一,西方现代哲学中所谓“语言转向”或“语言中心”,实际上主要指对哲学的语言研究方法。
主要有语言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等。
第二,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语言研究方法只是一类哲学方法,并非全部哲学方法。
其他重要的哲学方法还有如科学主义方面的经验证实方法、经验证伪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等,人文主义方面的还有直觉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等。
第三,语言研究方法只是哲学方法论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作为科学主义主流的实证主义看,以孔德、马赫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实证主义都不以语言研究为中心,只是到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时才以语言研究为中心,发生“语言转向”。
它之后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其它科学哲学又不以语言研究为中心了。
第三代实证主义之所以发生语言转向,一方面是由于数理逻辑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引入哲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第一代实证主义开始就确立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自身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即从用经验事实的证实演变为用有意义的命题(语言)的证实。
课题研究论文:从语言学的视角评介西方哲学家的语言观

125565 西方哲学论文从语言学的视角评介西方哲学家的语言观一、引言现代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的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涂纪亮,1993)。
语言问题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中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西方哲学为什么把哲学研究的本体转向语言,转向的动因何在,这一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
基本共识有二:其一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危机,需要更换;其二是语言最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
虽然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代替了对认识的探讨,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哲学家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从表面来看,哲学家倾向于探讨大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的精确描写;从渊源关系上来说,语言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更具体。
究其本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语言”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存在分歧。
另外,哲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正如李晓红(20xx年来成为热点的任务型教学法,其实就是重视语言使用,重视跨文化的作用。
另外,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目前在认知语言学中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已经接受这个概念,并且将之拓展、深化,作为语言解释的一个重要理论。
我们在阅读西方语言学著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理论其实深受哲学研究的启发。
只专注于语言的单一领域,可能会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广泛涉猎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也许对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会有重要启发,对于从理念上改进语言教学也不无裨益。
三、蒯因的语言观蒯因系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主要著作《语词和对象》被称之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
他在《语词和对象》一书序言中提出:“语言是一门社会的艺术。
在习得语言时,关于说什么和何时说,我们必须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提醒物。
因此,除非根据人们的与社会可观察的刺激明显相应的倾向,去核实语言的意义就是毫无理由的。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On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作者: 韩震[1];董立河[1]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49-56页
主题词: 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历史客观性
摘要: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
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
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
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作者:陈振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11期摘要:现代西方哲学生发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传统根基之上,体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向和变革。
这种转向和变革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
文章试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中挖掘西方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价值,在各种转向所体现的哲学观变革中再现从“思想”到“意义”的发展理路。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能否思想”;“有无意义”;哲学转向;哲学观变革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
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
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
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
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
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
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
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
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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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很多人看作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因此成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当红话题。
而且,直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这一转向的讨论热情因新世纪的到来而降温的征兆。
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在哪里发端?又是由哪些人物推进?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这些转向给哲学和语言学带来哪些影响?语言哲学在不断的发展中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新问题?
1 几个概念
1.1 在汉语语境下,the linguistic turn有多种译法,经常见到的有“语言转向”、“语言的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性转向”等。
本文仍沿用“语言学转向”这一说法。
1.2 汉语中的“语言哲学”在英文中至少有两种常用的对应概念,一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一是linguistic philosophy,本文使用的“语言哲学”指前者,即philosophy of language。
1.3 虽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两个概念究竟是不是有区别,有些什么不同,本来就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
在本文所论问题的语境下其分别无关宏旨,故这里不作区分,而作为通用概念来使用。
2.语言学转向与语言哲学
2.1 从古希腊探讨世界最终成分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到近代研究认识的起源、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的认识论,再到现代把语言意义的研究作为哲学研究首要任务的语言哲学,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
2.2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哲学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代表着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不同的哲学论题。
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本体论思维侧重于探究世界的最终构成成分,试图寻求宇宙的本源和某种形而上学本体,即传统的客观理性;到了近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轴心主体性形而上学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元对立为出发点,以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为特征,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
这是一种主观理性、是一种意识哲学;主体中心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在现代又受到了来自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解释学等哲学力量的冲击,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转向”。
2.3 “语言学转向”的说法(the linguistic turn)最初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67年,罗蒂编辑出版了后来成为语言哲学经典文献的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The Linguistic Turn。
据罗蒂说,这个说法是伯格曼创造的(转引自王路:1998)。
伯格曼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许多文章中使用这个词表达了他的一些基本主张:“语言如同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语言谈论世界,也可以用语言谈论语言,而谈论和关于谈论的谈论是有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歧义,这种歧义又会导致荒谬或悖论,所以语言哲学家必须使用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
可以看出,伯格曼所说的“语言转向”,是为了解决哲学谈论中的悖论、荒谬和含混的东西,依赖现代逻辑建立理想语言,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哲学研究方法。
语言学转向是指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其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2.4哲学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标志着哲学主题的变化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
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让位于意义辨析、语言表达的分析以及言语行为。
语言转向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
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学转向”。
2.5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20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
它认为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
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
即便语言哲学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现代逻辑促成了语言转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代逻辑是语言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虽然作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的弗雷格对语言哲学影响不是直接的,但他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的巨大影响很快就转移到了语言哲学上去。
在涉及方法的根本策略这一点上,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是一致的。
但对于什么是这种意义上的“合适的语言”,二者存在分歧。
维也纳学派则不仅通过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而且通过这一学派群体的作用对当代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传统哲学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甚至老式的实证主义者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感到震惊并被征服。
3.语言学转向发端的直接土壤
3.1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每个新的时代都是以反叛前一时代的哲学实践开始的,都宣称并努力实现把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即普遍公认的关键步骤可以适用于检验一切哲学论题的学科,这是任何一个时代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同样也是首先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反叛的不仅是19世纪的思辨哲学,而且是对近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整个传统的彻底和全面的背离。
3.2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甚至哲学家们的社会作用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
这一历史情节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当时黑格尔的唯心论遭到普遍攻击,在哲学上取而代之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主要代表是福格特、莫尔丘特、毕希纳和车尔伯这样一些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
3.3由于自身的致命的缺陷,自然主义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在19世纪下半叶失去了它的思想地位。
但在自然主义之后,哲学家们不但没有找到另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反而对哲学自身性质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对哲学发展的前途感到更加渺茫。
布伦坦诺认为,哲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哲学自身性质的不足,譬如,它缺乏能够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定理,它接二连三地经受着革命,我们在经验上无法达到它所选定的目标以及不可能在实际中应用等等。
3.4哲学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也就在于放弃经验科学的方法,而采用更适合解释精神现象的心理学方法。
一时间心理主义成为当时各种人文学科用于解释分析精神现象的主要方法,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早期现象学观念之中。
这种心理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严格地区分哲学与科学,区分思维的主观心理条件与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认为人类知性的限度迫使人们回到康德式的先验论认识模式。
同时,与自然主义哲学观不同,心理主义者认为,最终的给予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可以选择精神主义或物理主义用语加以解释的感觉;逻辑规则是经验的自然规律,它们没有做出关于经验本质的假定。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承认感觉重要性上是一致的。
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也都承认,自然主义不过是心理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心理主义则是“弥漫于19世纪最后25年的西方哲学头上的迷雾。
” (江怡1998)
3.5心理主义还在被大多数哲学家奉为拯救哲学的最后法宝时,当胡塞尔基于心理主义建筑自己的思维逻辑大厦时,特伦德伦堡、洛采以及被公认为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弗雷格强烈地感到由于心理学侵入逻辑而给哲学带来的灭顶之灾。
在详细考察了莱布尼茨构造纯粹理性语言这一观念之后,弗雷格提出哲学必须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建立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文字”。
依据这种人工建立起来的语言而提出的哲学概念就可以避免心理主义对哲学的侵蚀。
另一位哲学家洛采更是明确地反对心理主义,他严格区分心理学和逻辑、认识对象和它们的认识、主观精神和它们的客观意义。
洛采以康德
的先验论反对经验论,试图通过强调逻辑优先于心理经验的特性来确立纯粹逻辑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地位,这些对弗雷格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3.6从抛弃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科学自然主义到反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布伦坦诺心理主义,再到向心理主义提出挑战的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们的逻辑主义,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间。
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哲学事业大厦的根基却造成了摧毁性的冲击。
这种冲击使得本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但没有体验到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理性思维的高扬所带来的哲学快乐,反而命定似地背负着由于这些哲学的玄奥思辨所招致的人们对哲学事业本身的非难和唾弃。
所以,世纪初的哲学家想要继续哲学的事业,首先就不得不向世人表明,黑格尔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灭亡。
只要人类思维需要继续运转,哲学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必然。
3.7 从这种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摩尔、罗素、克罗齐、桑塔亚那、柏格森、怀特海、胡塞尔、皮尔斯和詹姆士这样一些持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家,在他们于本世纪前后开始哲学生涯时都会对“哲学究竟是什么?”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些对哲学来说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上述这些哲学家热衷于回答哲学基础问题,动机在于希望保持哲学的“严格性”和“科学性”。
但在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绝望的声调,因为这样的哲学越是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
这样,随着哲学自身向哲学家们提出的生存要求,一场库恩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就在哲学家们“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阵阵风雨声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