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信仰
神灵信仰
民俗信仰主要是神鬼，这种信仰源始于远古。山西人在一块山河阻隔的天地里，一方面塑造了自己的神，同时也不断被输入外来神。
天地信仰是最古老、最根本的信仰。它实际上是一些自然神的综合，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风雨雷电，这都是人类最初的神。不过民间确实供奉着一位天地爷，但它没有专门的庙祠，只在过年时，从市面上买一张木板天地神画，上有天公地母和一班人马，中间有一个牌位，写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人们把它贴在屋檐下，有时只有黄表纸写一个天地神们，以示尽心。再在两边贴上对联：“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横批是天地神位。下边置供桌、放香斗、摆供品，焚香点烛而祀。在男女婚礼时，新郎新娘要大礼祭拜，俗称拜天地。
民间还有一系列俗神为人们所信仰，如福禄寿三星、喜神、财神、门神、龙、送子娘娘神、谷神等。灶君俗称为灶王爷，在山西民间最普通，是最深入群众的神，它至少具有这样三种职能：一、民以食为天，灶王爷掌管饮食；二、司职命运；三、监察善恶。因而民间对灶王爷都是笃信虔诚的，将它供在家中灶头，腊月二十三上天时，香火糖锡为之送行，大年初一再把它接回来。泰山石敢当是农村最常见的镇宅避邪碣石，它通常嵌在街头的墙壁上。一块尺寸大小不拘的条石，刻上泰山石敢当便可逐邪驱恶、大吉大利。它是远古崇拜山石与道教东岳信仰的混合遗风。
生前有功于人，死后为神，这是中国造神的准则。在人神信仰中，关羽为人造神之佼佼者，关公崇拜的普及，全国从北到南，远及海外。由于乡音土情，山西对关公更加厚爱，对关公的信仰祭祀，达到了人神崇拜的顶点。其它二郎神、东岳大帝、孔圣人、姜太公，这都是中国普遍崇拜的人神。在民间巫觋的神龛里，魏征、唐僧、孙悟空、薛仁贵、樊梨花、赵匡胤、杨宗保、穆桂英、包拯、济公等，也都是座上神灵，充分表现着中国造神的随意性。社会上百工技艺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是行业神。行行有神。既有一行多神，也有多行一神。行业神是社会分工在神祀上的反映。所供神灵，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中人物。
山西供祀的社会人神，还有一些恐怕是山西特有的。临汾市有规制宏大的尧庙，奉唐尧。运城舜帝庙村，曾建有舜帝庙，祭扫虞舜。河津县禹门口，芮城大禹渡建有禹王庙，祭礼夏禹。万荣县稷王庙祭祀禹的大臣后稷；新绛县稷益庙还祭祀禹的另一位大臣伯益。浮山县南王村有禹汤庙，祀夏禹，成汤，并有伯益、伊尹配享。沁水县端氏村建有规模宏敞的汤王庙，主殿九间为宋代遗物。浮山县城亦有汤王庙，每岁六月十五祭礼。晋祠为纪念周成王胞弟唐叔虞而建，其内主祠圣母殿为叔虞母后姜邑，千余年来香火不断，成为山西最著名的神祀。介休县绵山有介子祠，祭祖晋文公忠士介子推，太原市上兰村有窦大夫祠，祭祀开渠济民的晋国窦大夫。清徐县马峪村有狐突庙（又称糊涂庙），祭祀晋献文公大夫狐突。盂县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建殿宇多处，奉祀赵武、程婴、韩厥、公孙杵臼。忻州市逯家庄亦有公孙杵臼祠。代县北山建赵杲观，祭祀代王丞相赵杲。定襄县七岩山祭祀赵襄子的姐姐，代王妻磨笄夫人，宋封惠应圣母俗呼七岩娘娘。定襄县李庄北山称漆郎山，建祠祭祀晋国义士豫让，唐宋以来，太原市南郊有祭祀后汉开国皇帝的刘智远祠。浮山县建有唐太宗庙、李清庙。朔州市有尉迟公庙。介休有武则天庙。太原市狄村有狄仁杰祠。代县鹿蹄洞有杨家祠堂，供杨业、余太君和他们的八个儿子及杨宗保、穆桂英等塑像。忻州市韩岩村有为元好问修的元遗山祠。宁武县有周遇吉祠，祭祀明末在此抗击李自成起义军被杀的山西总兵周遇吉。清代名人傅山亦有傅公祠，祠庙虽小，影响却很大。
中国自古流传，认为阴间是鬼的居所，并构筑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管理机构——地藏、城隍、阎王、判官、牛头、马面、无常、小鬼、孟婆等，实际是人间政权机构的摹仿。民间常用阎王、地狱来教育人，劝人为善，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六道轮回。在民间，鬼魂信仰比神灵信仰，影响
民间禁忌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
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
居住禁忌
住宅房舍是人们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一生当中近一半时间内的栖息地。特别是在农村，住宅作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房子的多少、好坏，院落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和家庭成员是否能干的标志。所以，盖房子无论是对于结婚青年，还是家庭老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与城市建房一样，在自然环境中选屋建房要符合“大自然”的规矩。当然，农村住宅还要符合传统习俗的规矩。作为整个村庄的一部分，任何房舍的建设也要考虑与其他人家住房保持一种造型等方面的和谐。所以，住宅建筑不仅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与习俗与信仰保持一致。和谐是问题的关键，民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昌盛，否则，家道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在长期的历史风尘中就形成了一系列民俗禁忌、规矩和讲究。
山西农村的住房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窑洞式住宅，一是建筑式房舍。按照中国人的建房规矩，选地要顺应自然地势，坐北朝南，这是根据地理气候环境，为了避风、向阳而设计的。靠山面水是一般的建房规则。忌讳房屋建在干燥无水处，或背阴潮湿的地方，同时也避免选择那些草木不生及正当流水的地方。凡是处在山谷冲射处、城门口、监狱门外、百川口的地方，绝不是建房的佳址。
总之，宅基地的选择一方面顺乎了自然要求，即有水有阳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求神话、避鬼崇、躲战乱、图清静、免灾害、多生殖、恐争讼的社会心理。
由于人口密度比较稀疏，也许还有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山西民间喜欢散居，山西也是个多山少平原的地区，因而坐北朝南的规矩在山区也有些变型。
在山西北部山区及吕梁一带主房的方向是依地型而定的，并不一定是坐北朝南。如在灵丘，一般东西南北哪面的山高，那一面就是土房的方向，其余面则是配房，这也许反映了人们的崇高心理。这当然是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下的选择。
有些地方如临县，盖房子讲究对山不对沟，即背沟面山，以示吉利。但有些地方也不然，很多山区的房屋禁忌房子前面有高山和深沟，认为这是恶魔挡道，对主人不利。
晋南一些地方的房屋建筑忌讳“靠空”，如果房子背后靠山崖、窖、地坑、沟渠等都会犯“空”，甚至连水井都是会犯忌的。但犯忌也有法破解，如果要清除这种现象，修上一条路横在房子与被忌者之间，就可以化“空”为实，清灾避祸。在平陆一带的很多村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村庄的四个角上的房子往往略有变向，就是
“居不近市”，是山西民间习俗，这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耻于经商的一种曲折反映。但农民们也非常忌讳自家的院落前面空旷而无遮掩，它往往给人以孤寂、单薄之感。
在晋中一带，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一些村落中，那些建在村边及外围的院落，为了避免直对空野，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院门转个方向朝村里开，不朝村外开。如果不得以朝外开，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大门顶上放一瓶子，叫“风水瓶”，把瓶口朝向空旷的门外，据主人说这样可以把野外吹来的邪气盛在瓶里面，以免影响住宅里人的平安。
今天，感兴趣的人在山西的许多农村都可发现，那些商店、学校等公共建筑往往都建在村庄的外围，背靠荒山野地，人们将这些建筑建在村庄外围，是要把原来处在村边的院落围在里面，禁忌的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西农村，建筑房舍很讲究格局，一般以一院四屋为定格，主房、偏房、院门、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不吉。其中，特别忌讳把院落建成刀把形，刀把杀人不用刀，兆家败人亡。
在建房之时，门的设置属于“立门户”的大事，在建筑中是甚为重要的。院门被视为人的脸面一样是家庭的脸面，“立门户”甚至成了成家立业的代称，所以禁忌也最多。
一般讲，农村的院门忌冲河流、水井，恐被水射而生灾起祸。院门直对巷口也是不允许的，巷口是一支土箭，射向家中不祥。在晋南俗传“街门不走西北门，西北高而东南低，面向西北走脉气。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如果不能避，就要在院门口上镶嵌一面镜子，即所指的“八卦镜”、“照妖镜”以破解，此种现象在晋南农村极为普遍。
此外，两户家门径直相对也是犯忌的，院门若如邻家相对，忌正冲，也忌门小。俗以为两门相对，双方都不吉利，尤其是门小的更遭其害。所以，在农村两门相接相对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使有相对者也只是斜对，彼此错开。
对于一个院落来说，一般以向东的院门为善，向西的称阴门，除非万不得以一般不开西门，否则必须在门口安一屏障，或在胡同口正对的墙壁上镶块石碑，上面刻“泰山石敢当”之类的字样，以避邪风鬼魅的骚扰。
院门直对家门和窗户也是需要回避的。打对的门额窗额装镜子破解。此外，一般农舍院门之内也必有断壁墙以挡之。在吕梁一带，院门筑起来以后还要挂上桃木弓、柳木箭用以镇邪。
总之，这一类关于建房建院中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一方面是与“开门卜凶吉”的俗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为家防之用”，都是尽量力求避凶趋吉的。当然，也是建房格局定位之中最受重视的。
房屋修好后，主人们喜欢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点缀一些花草树木。对于山区农家小院来说，最好是种上几颗树，在离石一带讲究最好不种开花树，而在交城一带又忌种桑树，除了当地俗传的桑仙树“伤心”之外，作为一种禁忌，桑与丧谐音，人们认为这都具有某种传染性，不吉利，桑往往被人们谐音为丧失人口，留不住后代，所以不种。晋南有些村庄则忌在院中栽种葡萄树，认为不吉。
在同一处聚居的各家邻里，建房的高度按习俗应大体一致，忌南邻和西邻的房子高过自已的屋子。在晋南俗传“北高不算高，南高压断腰，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断腰”。如果一家的房子比另一家低了，那么就要在中间的房屋顶上多筑一砖高，或修筑一个小小的类似庙宇的亭子，以保持平衡。居高不让者，显然有居高临下之势，以势压人，据说会压了别人的运气和吉利，甚至风水。大病小灾都会归因于此。这种情况在农村会导致邻里纠纷，甚至会结下世代怨仇。
厕所的位置也是要慎重考虑的；一般安置在西南角，有“五鬼头上安茅房”之说，排水沟也不能通过别人家的宅院，更不可正对别人的家门。邻家屋檐的水也忌滴在院中，认为是污水、憨水，影响自家运气。此外，房屋顶上如修建吉兽猛兽者，也不能让脊瞰吻兽张开大嘴面对人家，有吃掉别人之嫌。这类禁忌在山西汾河古地的人口稠密村庄中更为多见，不仅具有巫术色彩，更有一些旧时代礼法的阴影。
婚姻禁忌
在民俗中，婚姻是合两姓之好，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大事。婚姻的好坏，对于当事人的一生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婚姻的禁忌颇多。比如中国古代有同姓不婚的禁忌，特别是乱伦禁忌在世界各国都非常严格。在中国人眼里，乱伦不仅伤天害理，且为禽兽不如的行为。再婚禁忌也很严格。这里我们只谈常见的有关婚礼方面的一些禁忌。
相亲时如有盆碗等物摔碎，被认为是十分不吉利的，说明二人无缘颇为忌讳。打碎器皿有分、碎、烂、折的表述，而这些语言对于婚姻，对于生命均非好事，故其他一些庄重正式的场合，人们都有此忌。
晋南闻喜在结婚的当日，男女双方在饮食中忌带荤、不准吃猪肉，据说如果吃荤两人便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夭折死亡。而河津一带却与此恰恰相反，结婚当天必须杀猪并以猪头祭祖宗，供奉于祖宗牌位前。同时，还要用扫帚蘸着猪的热血在洞房的墙上划几个“十”字，有辟邪之意。
在晋中一带，新郎到岳父家迎接新娘时，一定要“偷”一个茶杯，所谓偷，就是女方看见也不能说，茶杯是一定要让新郎带上的，且必须完整带回，不得破损。否则，对于新郎新娘的婚姻有某种不祥的预兆。这里似乎是说日后待新娘要象对待这个杯子一样，小心爱护，好好照顾，珍惜珍爱。
在汾阳，新郎不偷茶杯而要输两个水碗，当地俗语叫做ZhunZhun，因为有“偷两zhun zhun，快抱孙孙”之说，所以偷碗被赋予了抱孙子的含义。
新娘离开娘家时，过去要坐轿子，在雁北和吕梁的山区中人们常常乘一种颇有特色的“骡驮轿”，坐轿子是一定要挂上弓、箭和镜子的，现在这些习俗都已逐渐消失。但在很多地方，母亲还是要给女儿一面铜镜或现在样式新颖的镜子带上。它的用途并非用来梳妆打扮，是为了在路上避邪驱凶的。
山西很多地方，接新娘时，新郎往往要送一幅墨镜给女方戴上，似乎是取代了以前的红布盖头。而新人来回最忌走自己已走过的路，以避走回头路之嫌，当然也不能走办丧事人走过的路。
盖头与墨镜的作用都是避免与鬼神等不祥之物直接面向。婚礼队伍也怕中途通上如狗群打架，疯人病人等，怕冲了“花套”与喜庆，是不吉利的征兆。碰上了是要倒霉的，以后不是妻死便是夫亡，要不就是多灾多难。这是任何一个结婚人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婚这一天也忌讳谈论什么与死、病有关的事情，也忌天气时阴时晴，人们总是把这些事情联想到婚姻的命运。
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有两家办喜事，人们都忌落在后面。因一般再婚者山西方言称后婚，所以不愿意落个“后”字。而且也忌两结婚者相遇，偶而相遇则要交换所戴的鲜花或者手绢，这样才算吉利。
晋南一带，对于相同时间里村里同时举行婚事和丧事是极力回避的，办喜事者尤为不悦。迎亲的队伍也忌途中遇上诸如十字路口、水井、碾子、石头等物，如果避犹不及，则须用红布盖住，或用白石灰划线圈住。
而在吕梁、汾阳一带，迎亲队伍如果在半路与送葬队伍相遇，对于结婚者来说还是个好兆头，是吉利祥和的。也许是红白喜事都是喜吧，人们并无此忌，双方互扔钢嘣儿以示招呼。
锁起厨房，全部回避。据说，厨师是新娘下车时相犯的主要对象，而菜刀更是不可示之于外的。此外，在新娘被接到婆家后，要在嫂嫂的陪伴下更换所有的衣服，换下来的衣服一般不再穿着回娘家，特别是鞋子是绝对不能再穿回娘家去，否则对于娘家兄弟极为不利。这似乎可以作为“嫁出去的女儿，拨出去的水”的注脚。
离婚女人，尤其是离了婚的青年女子所受禁忌尤多。她们被看作是某种不祥的尤物，充满着诱惑与不安，任何与异性的接触、多语、串门都是犯忌的。有些地方逢年过年竟然不许她们在娘家过年，如在娘家过年，会象扫帚星一样给娘家人造成妨碍。因此，每逢过年，离婚女子便要四外寻找住处，过了十五才能回家。离婚女人即使是再婚，结婚那天也不能从娘家大门出去，须由墙头爬梯而过。这对再婚女子来说，无疑是被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
生活禁忌
在农村，人们都希望生男孩子，故孕妇忌讳别人说会生女孩，此时也忌讳送女孩穿用的东西。
在阳高，孕妇怀孕期间不能拔汗发，据说如果这样，将来的孩子会出疹。妇女怀孕的三个月、七个月及九个月的月首，夫妻不能同房。也不允许孕妇在此时喝凉水及吃凉食品，也忌吃兔肉，怕生破破嘴，怀孕三个月后的妇女不能洗澡。
旧时，有些地方妇女坐月子期间不允许吃鸡蛋，据说吃了面黄，但更多的地方则吃鸡蛋和米汤而忌吃鱼肉。这样，坐月子后女子连走路都没有劲，但是奶却特别多，现在孕妇专吃鸡鸭鱼肉和营养品，但缺奶者却比比皆是。
晋南，生了孩子第四、六天不准外人进产房，有四六之说，意思是这两天有邪气，如有外人进房会带来邪气，小孩就会中邪抽风。同样，孕妇生产后一个月内不得进别人家，俗传此时带着血身子，会给大家带来邪气。与怀孕时一样，产妇也不能进新房，忌参加红白喜事，据信四只眼看新人不好，埋死人也不能看，且腰上要系上一根红绳子，否则鬼缠身对双方都不好。
山西忌讳孕妇在娘家生孩子，也忌讳夫妻在娘家同房，晋南俗语道：“女婿上床，家败人亡。”
初一到初五，很多地方忌打碎东西，忌说不吉利之语。晋中一带正月里不吃包子，因有“气包子”之说，表示受气，生气，不吉利。
各地都有初一到初五不扫地、不泼水之禁，怕把财富倒出去，祁县一带是初一到十五都把扫地之土堆在家里，十五以后再倒掉。
山西各地都有“初五不出门，初六不回家”的俗传，认为初五出门会带来“穷土”。隰县一带平常象家里人出门后往往数天不扫地，忌扫地出门，否则会有不测之祸，不能平安回家。六月六在隰县也忌出门，据说是天下龙王磨刀之日，当天一般都要下雨，有“六月六，河水堆起羊骨头”的民谚，意即这天下雨连吃草的羊也可能淹死，当日一般不出远门以防不测之风云。
在很多地方看望亲人、病人一般不在中午、下午前往，而在每日清晨或上午为最佳时刻，否则会觉得对人家不礼貌，大有不义之举。在雁北一些地方老人病时忌送挂面，据说挂面代表年老久病，长期卧床不起。六十大寿时，礼品中必有麻花，麻花在本区域内代表长寿健康，而在晋南则不同，送挂面往往是礼尚往来之必备礼物，面条，挂面代表长寿。
在财产转移的买卖中，卖房子忌卖完柱脚，一般要留下一根做根，表示还要再建，卖牲口也忌带缰绳，表示留下它还要再养。这同养儿子留后同理，生生不息自在其中。
家自己有药锅，一般人很少去买熬药器具，认为这是在买病进门，而拥有药锅者也乐于出借，认为这是送病出门。故而都是借用，用毕之后并不如期奉还，只是再有别人用时才去取，这样一直借传下去。如果奉还也忌拿进家门，常常是放在院中一个固定的地方，通报主人一声即可。
如果人们有病史，白马、黄牛的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其它大牲口的肉也要少吃，但骡肉人们不忌，大概同骡子强壮结实有关。人们怕犯老病，母猪肉一般不吃，雁北一带也忌吃春天杀的羊，否则会旧病复发，猫狗也不能随意宰杀，因为它们不仅颇通人性，而且人们认为“猫狗七条命”，打死或吃其肉等于损自己的阴德，会在阴间受罪或转为猫狗。
很多地方忌畜牲半夜叫喊，也忌骡子不停地用蹄子挖地，认为这样很不吉利。晋南有些地方特别忌讳母牛在半夜叫，表示有人要死去。
在吕梁及河曲一带的山区，马鬃及牛骡身上的毛一般不予剪掉，待其自动脱落。老人讲：不如此，牲口干活时就不会出入平安，也会给主人带来灾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或者牲口半夜经常叫，主人一般都要把它卖掉或杀掉，以求得平安。
阳高，供敬祖宗的供品中要有肉制品，但供奉神灵则不能有肉制品，在为大仙爷供奉品时又必须有鸡蛋。
此外，山西各地还有忌讳黑夜扫地、梳头、更忌站在门里向门外泼水，或把水泼向太阳。灵丘一带不许给婴儿照镜子，认为这样会使孩子变成哑巴。晋东南有些地方儿女吃饭忌双肘放在膝上，认为这样会早死爹娘，女孩边梳头边吃东西也是犯忌的，俗信将来丈夫会扭着头发骂她。
农神崇拜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一直占有绝对的多数，有关农业和土地方面的崇拜与信仰几乎可以代表全部的崇拜与信仰。
农业的祭神活动源远流长，所祀之神可谓名目繁多。在山西几乎无村不建土地庙，无家不供天地爷；无处不塑龙王像。县城里必建城隍庙和八腊庙，每到春秋还有不少由官方主持的祭典，以促农种，以报秋实。
今天，城隍与八腊庙之祭祀已消逝。但在农村，与农事有关的古老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神农，黄帝，后稷，土谷、青苗、雹神，虫神以及与农家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时令节日，如门神、灶神、马神、牛神等等依然被人们所信奉，所信仰。
在农民心目中，土地神是掌握土地和庄稼的神灵。它能够保佑禾苗壮大，能够防御风雹虫害，只要虔诚地供奉之，便会获得丰收。春日田事方兴，向土地神祈祷丰收，秋收后，向土地神表达谢意，这就是“春祈秋报”、“乡野春则祀谷，数百人鼓乐，旗帜前导，后有擎神者，以木雕刻如楼殿状，而面以金制，极工巧，一村中，多者数擎。秋则极赛张制，盛列珍馔。近年，城乡用面作麒麟、狮、象等形，涂以丹碧，加以金饰，彼此金饰，彼此争胜，用以供神。”（光绪泌源县志）平时也可用向土地神摆出各种要求。
伏羲、神农、黄帝作为三皇被人们共同尊为农业神师，我们在农村中看到的三皇庙、三皇祠即是祭此三者。传说中伏羲画八卦而定四方，作网置教民以渔猎，神农艺百谷而兴农事，尝百草，群药圃，轩辕造农具、定节气，均为发明农事之人。
在晋南，农民们奉后稷为神农祖师，在迎神赛会及正月十五等日子，人们抬着后稷塑像及农具进行各种庆祝活动，以示奉祭。因为史籍上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教民稼穑，树世百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农神崇拜与天地信仰是农业生产时对大自然依赖的结果，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农民们以为种子种在地里不仅是因其适应了自然而发育生长起来，也是上苍土地由于人们的虔诚与奉祭而赐福于人间的。
虽然，今天人们的各种崇拜与信仰已不完全顺应天人之间的赏与报，祈与祷的关系了，但习俗既久，移易也难，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多的是顺应习俗和传统。
自然崇拜之动物崇拜
自然崇拜的各种形式做为一种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消失了，有的发生了变化，有的被保存了下来。
山西各地农村至今还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自然崇拜的阴影。农民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可以说是漫无边际，应有尽有，涉及到万事万物。不仅自然力和自然物如天、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虹经常被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且，山川、河流、火、石头、各种动物、植物甚至死人的“灵骨”，遗物也都受到崇拜。
在山西农村，人们在众多的动物崇拜之中，对于狐狸和蛇具有特殊的兴趣。
在我们所见过的动物当中，没有什么动物比起狐狸与蛇更有神秘色彩了。狐狸与蛇的形体，活动特点及与人的关系，使人们对于它们总是充满着恐惧，莫测和神秘的感觉。
过去，狐狸在农村的山区大多住在枯藤老树昏鸦的墓坑当中，往往在夜色的掩盖下和鬼火的闪烁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它在奔跑和活动时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伤人。因而人们就把它与无形无声的魂、精灵等连在一起，对狐狸多有传说。
在民间俗传中，特别是认为千年得道的老狐狸能赋予人的福祸。所以，人们常把狐狸称作狐仙，胡仙，胡大仙，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从不伤害它，见到狐狸认为是某种征兆，或喜或灾。如果狐狸跑到家中，全家人奉若神明，让其自由活动，有些人还立即双手合十做敬奉状。
人们认为，得道狐仙通灵知世，能为人消灾治病，信奉者极多，过去在很多村庄中都有专为狐狸所立的庙。一般称作狐仙庙、大仙堂，与山神、土地神同时祭把，也有把狐仙神位附在各大庙之神，一般不塑其像，立一木制牌位，上书胡仙，胡大爷之类。
在清代，县衙门内的金库，粮仓等地一般都供奉胡仙，以为守卫神，可以驱鬼防盗。民间的巫婆神汉大多把狐狸奉之为神，为人治病，有赖于神仙。信者都说，狐仙常常扮成老翁，老太太，或者美女及美少年，游戏人间，凡遣犯者必遭报应。所以民间庙中如塑狐仙之人形时，都着清代服饰。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有的村庄各家户都信奉狐仙，以求保佑，特别是家中有人患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者，哭笑无常，是所谓邪病者，更需供奉狐仙以求保佑。
据说狐仙生命力极强，所以有许多家庭为子女一人供奉一个狐仙，俗称之为本命狐仙，在小孩初生时就供上，生男则供女孤仙，生女供男狐仙，男女婚嫁之后，把所供狐仙改为男女双座，人死后，一般把狐仙神位焚烧掉或装在棺材内一起下葬。
狐仙主命，主消灾治病，如有人求之而灵验，则一定要到庙中挂红悬额，还愿于狐仙。也有些地方供奉黄鼠狼，恭称之为黄仙，黄大仙。
当然，由于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也由于狐狸的伶俐聪明，通人性，民间也常使它人格化。一些年轻貌
与狐狸一样，蛇也是颇具神秘意义的。
蛇，来去无踪，水陆两栖，具有很大的毒性。它这些特征不能不使人感到它是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
而且，蛇不仅是十二属柏之一，从形体上看，蛇与龙极为相似。这种相通性使它更具威力。因此，人们都认为蛇具有灵性，是某种精灵。它的意志就是仙家、神鬼的意志，山西民间尊之为“山神”，或称神蛇、小龙、神虫，而不得直呼其名。假如冒犯了它们，会影响家庭的兴衰吉凶。
晋南一带认为蛇是仙，相信他会福佑人间的，见了它，大吉大利，至福至利，见了它一般要恭敬相送，或用泥土盖住，或放到庙堂之中。在清明和春节蒸的供献上都盘有蛇像，口中含有红枣，供在祖坟或财禅、灶王爷之上，祈祷多福、多寿，多子。黄色的蛇被认为是最吉利的，身上有红点的蛇则为凶神蛇。但不管什么样的蛇都禁忌打杀。
吕梁一带，蛇一直被认为是财神，碰到蛇就意味着要发财。而很多地方还认为蛇就是太岁，如果盖房子挖土挖出了蛇，要把它赶紧放进酒中，目的是要让太岁醉了，不至于动怒耍威风。因此，蛇和狐狸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保护神。
自然崇拜之植物崇拜
在民间的自然崇拜当中，植物崇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一些树木，花草被赋予了某种灵性与神力，在深井、老树之中，往往有神灵寄焉。
树在山西民间常被认为是神灵附着之地，那些高大茂盛、粗壮古老、形状怪异的树，更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被迷信的人所崇拜，敬祀。
其中，求儿女者有之，治病心切者有之，贫困潦倒者有之，渴望发财者也有之。
有些地方的村民在生活中只要有点不吉利，不如意的问题，就想到周围附近的神秘的大树。
例如，临县两湾村有一榆树，当地人称上面有精灵居住，求治病者甚多。仅有400多人的杨家岭村就有80％的人对这棵树施过不同的敬献以求治病。在邻村，还有胜利坪的老槐树，黑家塔的大枣树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如果求助有效，都要为大树挂匾。
再如，大同县西册田村，人们对堡子头的两棵老榆树有许多讲究。盖房子挖窑洞正门不得和老榆树南北相对，否则多灾多难，人们都认为这两棵树是大仙爷附身之地，不许小孩上树摇喜鹊，更不得乱砍枝叶，每到大旱，村中长者会拿上酒菜在树下求雨，村里的年轻人尽管不太在乎这些，但也不敢随意乱碰这棵树。据老者讲，这两棵老榆树是明朝万历年间载种的。
在阳高县，乱石村与马营村的人都对两村交界处的一棵老柳树和老树旁的一块大白岩石怀有敬畏之心。每当村中有人病了，家里的女人都要给老树和大岩石敬供上香，往往要带上两条鱼、半瓶酒和一盒烟，点烟倒酒供奉两神物，请求治病救人。
对老树的崇拜在山西农村是极为普遍的，以上仅举几例而已。由于相信树与魂灵有某种密切关系，所以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流传着一种风俗，即在坟地上种植树木以安慰死者的灵魂，在民间土葬时，故人的坟上总是要种上一棵树，或插上一树枝，称为“引魂幡”，因为树是有生命的，人们以为这样可以引魂上天。而且，据说坟上植松柏能够保护尸体不被怪兽侵害，人们相信：坟地上树木的枯荣，反映着地下的亡灵安否。所以，毁坏别人坟地
在阳高县龙堡村的六棱山下，吃水非常困难，打井需120多米才可见水。基于此，该村村民对于一口打于乾隆三年的古井产生了崇拜心理，该井有117米，现已枯干仅剩40多米。每当传染性疾病流行时，被传染者总是要在这口枯井边举行祭祖活动。睡觉必须睡在水并附近。还愿的时候，要自己出来亲自采摘一些中草药去掉叶子后以酒相拌，扔在井里以示感谢。
有趣的是，该村在求雨时，总要在井边杀掉一只白色的公鸡进行祭祀，当龙王爷的塑像经过井边时，必须再杀掉一只白公鸡和下过蛋的黑色母鸡。7天之后，求雨结束，再杀一只7年以上的黄色母鸡，献牲以求告，这里充满了联想、附会等巫术色彩。
每当秋收之后，还要用五谷杂粮各一斤，放进袋中举行一系列烧香叩头仪式后鸣炮扔到井里，以感谢水井的保佑之恩。
在交城，据传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三日是井的生日，以前家家杀羊到井边祭祀，场面颇为隆重，现在只是简单的祭典一下即可。在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任何一种对于水、水井、雨的请求与崇拜，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这种习俗更多的反映了人们生存的需要和对于水的渴望。
所以，水井也好，树木也罢，生活在自然中的农民，也把他们赋予了信仰、希望和某种预兆的含义。大凡古树，宁愿老死，也不砍伐。桃树桃子被赋予长寿之意，桃树也用来避邪。柳树洋溢着春天，垂垂柳枝也总是意味着生机，因而人们清明上坟时要折柳枝以祭死者，把柳枝插悬门眉，更表示人丁兴旺。柳也是甘露，所以求雨时总要戴上柳条帽，或把柳枝插在甘露瓶中。
石头也是这样，由于它本身的特点，人们用它来作镇宅物。不仅民宅如此，大凡宫廷殿堂、衙门庙宇、规整的大理石从来都是作为镇物的，所谓“石敢当，镇血鬼，压灾殃”，所谓的石刻字均可以镇宅镇庙，使之稳重坚实。
打谷场、打麦场是农民收获粮食的重要场所。选择场区，在农村是非常慎重的，有些地方需清风水先生看定，祭过土地神之后才可选吉日起用。各场一般都要保持干净、在场面上也忌说不吉利的话，如“完了”之类。在山西有些村的妇女、特别是怀了孕的女性是不许进场打麦打谷的。
在吕梁一带，打谷这天，所有参加打谷子的男人都要在场上集体吃一顿饭。主食为表示喜庆的油糕。就连有幸路过的男性客人也可以享受此种优待，等到谷子全部打完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15个米面谷蛋和米面捏的蛤蟆，伏在谷堆前烧香叩头之后，将这些东西全部推入谷堆之中，据说这样可以使谷堆长高长大。
晋中地区，人们还崇拜一种称为“土家”的东西。所谓“土家”是修在院子中央，用砖或石头垒的长方型柱体，外面用泥抹的平光光的，高低不等，一般为3尺高，平常上面什么东西都不能放，特别是忌讳放置废物、脏物，要打扫的干干净净的，逢年过节或是生子之时，老太太们都要向“土家”叩头，有运气不佳，破财失财之时，也要求“土家”保佑，特别是在生疹患病之时，往往是对“土家”有所不恭，什么地方有所得罪，这种情况下往往要重修“土家”，并许下戏、酒之愿，届时还愿，以保佑全家幸福安康。
神灵信仰
民俗信仰主要是神鬼，这种信仰源始于远古。山西人在一块山河阻隔的天地里，一方面塑造了自己的神，同时也不断被输入外来神。
天地信仰是最古老、最根本的信仰。它实际上是一些自然神的综合，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风雨雷电，这都是人类最初的神。不过民间确实供奉着一位天地爷，但它没有专门的庙祠，只在过年时，从市面上买一张木
下，有时只有黄表纸写一个天地神们，以示尽心。再在两边贴上对联：“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横批是天地神位。下边置供桌、放香斗、摆供品，焚香点烛而祀。在男女婚礼时，新郎新娘要大礼祭拜，俗称拜天地。
民间还有一系列俗神为人们所信仰，如福禄寿三星、喜神、财神、门神、龙、送子娘娘神、谷神等。灶君俗称为灶王爷，在山西民间最普通，是最深入群众的神，它至少具有这样三种职能：一、民以食为天，灶王爷掌管饮食；二、司职命运；三、监察善恶。因而民间对灶王爷都是笃信虔诚的，将它供在家中灶头，腊月二十三上天时，香火糖锡为之送行，大年初一再把它接回来。泰山石敢当是农村最常见的镇宅避邪碣石，它通常嵌在街头的墙壁上。一块尺寸大小不拘的条石，刻上泰山石敢当便可逐邪驱恶、大吉大利。它是远古崇拜山石与道教东岳信仰的混合遗风。
生前有功于人，死后为神，这是中国造神的准则。在人神信仰中，关羽为人造神之佼佼者，关公崇拜的普及，全国从北到南，远及海外。由于乡音土情，山西对关公更加厚爱，对关公的信仰祭祀，达到了人神崇拜的顶点。其它二郎神、东岳大帝、孔圣人、姜太公，这都是中国普遍崇拜的人神。在民间巫觋的神龛里，魏征、唐僧、孙悟空、薛仁贵、樊梨花、赵匡胤、杨宗保、穆桂英、包拯、济公等，也都是座上神灵，充分表现着中国造神的随意性。社会上百工技艺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是行业神。行行有神。既有一行多神，也有多行一神。行业神是社会分工在神祀上的反映。所供神灵，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中人物。
山西供祀的社会人神，还有一些恐怕是山西特有的。临汾市有规制宏大的尧庙，奉唐尧。运城舜帝庙村，曾建有舜帝庙，祭扫虞舜。河津县禹门口，芮城大禹渡建有禹王庙，祭礼夏禹。万荣县稷王庙祭祀禹的大臣后稷；新绛县稷益庙还祭祀禹的另一位大臣伯益。浮山县南王村有禹汤庙，祀夏禹，成汤，并有伯益、伊尹配享。沁水县端氏村建有规模宏敞的汤王庙，主殿九间为宋代遗物。浮山县城亦有汤王庙，每岁六月十五祭礼。晋祠为纪念周成王胞弟唐叔虞而建，其内主祠圣母殿为叔虞母后姜邑，千余年来香火不断，成为山西最著名的神祀。介休县绵山有介子祠，祭祖晋文公忠士介子推，太原市上兰村有窦大夫祠，祭祀开渠济民的晋国窦大夫。清徐县马峪村有狐突庙（又称糊涂庙），祭祀晋献文公大夫狐突。盂县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建殿宇多处，奉祀赵武、程婴、韩厥、公孙杵臼。忻州市逯家庄亦有公孙杵臼祠。代县北山建赵杲观，祭祀代王丞相赵杲。定襄县七岩山祭祀赵襄子的姐姐，代王妻磨笄夫人，宋封惠应圣母俗呼七岩娘娘。定襄县李庄北山称漆郎山，建祠祭祀晋国义士豫让，唐宋以来，太原市南郊有祭祀后汉开国皇帝的刘智远祠。浮山县建有唐太宗庙、李清庙。朔州市有尉迟公庙。介休有武则天庙。太原市狄村有狄仁杰祠。代县鹿蹄洞有杨家祠堂，供杨业、余太君和他们的八个儿子及杨宗保、穆桂英等塑像。忻州市韩岩村有为元好问修的元遗山祠。宁武县有周遇吉祠，祭祀明末在此抗击李自成起义军被杀的山西总兵周遇吉。清代名人傅山亦有傅公祠，祠庙虽小，影响却很大。
中国自古流传，认为阴间是鬼的居所，并构筑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管理机构——地藏、城隍、阎王、判官、牛头、马面、无常、小鬼、孟婆等，实际是人间政权机构的摹仿。民间常用阎王、地狱来教育人，劝人为善，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六道轮回。在民间，鬼魂信仰比神灵信仰，影响更深更广。
宗教信仰
80年代以来，山西农村变化迅速，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宗教文化的消长。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除了自然崇拜之外，尚有正规的神学宗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所保障信仰自由的佛、道，伊斯兰教和基督、天主教。
从正规宗教在今日山西社会中演变的趋势来看，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正规宗教的彼消此长的局面事实上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佛教尽管也是外来宗教，但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长期融合，已中国化了，成为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程度是很高的。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
国初年共有各类学校280所，其中原为寺庙观者即有240所，佛道寺观35个。大量寺院佛庙被毁，一方面是长期战乱的结果，而更多的反映了佛、道两教的衰落趋势。
基督教传入我国较早，但有影响的传入是在明末清初。当时，首先进入山西传教的是意大利人，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于1610年到澳门，而后转入内地，1620年进入山西。在绛州（今绛县），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教的韩霖、段衮的家属18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基督教。
继艾儒略之后，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金尼格、意大利耶酥会士高一志等人于1624年和1625年先后到绛州传教，他们不仅在朝廷有支持者，而且也取得了绛州刺史的支持。这样，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基督信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
清代，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严格的限制，1840 年后《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教禁大开。1845年，山西全省的天主教徒有七八千人，外籍教士4人，中国籍神父16名，西方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务划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分别以太原和潞安为中心，北境教区信教人数达1．3万多人，南部有9000多人。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天主教在山西受到严重打击，本世纪20、30年代教会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徒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
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外国人来并人数为5263人，其中教士人数即达3353人，民国十五年比民国元年人数增加15倍。
解放后，中国的基督，天主教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涉，开始独立自主办教，但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文革”期间，宗教活动被人为地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山西城乡的信教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82年，全国信基督教人数300多万，信奉天主教者也达300多万。1983年据运城地区统计，共有基督徒7748人，占信教人数的54.l％，天主教徒1530人，占10. 7％，而信佛教者仅占3．4％，道教者更少，仅0．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增大。
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是文明的源泉。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宗教是爱，宗教是信仰，它是人们心灵与灵魂的寄托与安慰。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农民们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患病求保佑而信教，这是一个原因。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有深厚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疾病就成了威胁人们生活与安全的主要方面。而目前，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大量的医疗费也使农民难以承受。为解疾病之苦不少农民以信教而求解脱。
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据我们对运城地区几个村庄信教群众的调查，因疾病信教者达64％。
家庭矛盾，邻里冲突，这是农民信教的另一主要原因。目前，在山西农村，家庭矛盾主要产生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调查中，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老年人，时常面带悲凄之态，尽管他们的生活很不轻松，但还是留恋这个世界，尽管生病和残疾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但也未能动摇他们活下去的信念。相反，青年一代却有很多自杀者，有时一件小事不顺心，就会以各种方式自尽，这样一来，反而给老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悲哀。信教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安
尽管老一代农民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求无欲的满足感，但他们并不幸福，他们自知命运难改，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跳出“农门”，成大器耀祖宗。老一代农民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承担着艰苦的重担，挤出钱来供子女读书。他们也许有过跟着子女享几天清福的愿望，但更多的是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否定着自己的生活，也否定着自己的价值，但事情往往不尽人意，失意者家中往往会长久地笼罩着悲哀，老人只好转托教门。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也信教，他们让孩子辍学经商。在同我们交谈中，这些失学儿童的家长并不满足这种状况，只是他们更为绝望，对自己的儿子很绝望。尽管他们有的是钱，然而，子女却拿不出足够好的成绩让家长供其上学。这类家长，对孩子的作为不顺心，在激烈紧张的商场中，他们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和风险的压力，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信教才能使他们保持心理的宁静与平衡。
山西农村的信教者各色人等都有，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些村庄的女信徒远远超过男性信徒，无论是人数还是虔诚的程度，女性都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一百年来并无多大变化。1983 年运城地区措教群众中，女教徒占到了60％以上。这种状况同妇女历来受压迫最深、文盲比例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更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老年信徒多。80年代，在大变革的农村，老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市场机制的运行，使得文化知识较少，对外交往不多的老年人被迫让出了农村社会的主角地位，角色的变更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应，代沟的出现又加深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家庭的小型化与邻里关系的淡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便成了老人信教的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很大，因而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于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天主教更是一种“代传教”。同时，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
巫术
什么是鬼？传说鬼是和魂连在一起的。在古代，人们根据梦、幻觉等等现象认为，在人的肉体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灵魂。古人以为人死之后，灵魂还独立存在，变成了鬼魂，鬼魂是一种无形、无质的依附于身体的一种东西。在人活着的时候，灵魂出窍是很危险的，为了解救灵魂的离体，就产生了许多招魂、叫魂的办法。
人死后的鬼魂有两个下落，一是仍然栖息于这个世界上，仅是在另一个物体上，二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即阴间世界。当然也有许多鬼魂变为游魂，永世不得超生。
人死后灵魂转世为另一个人或者动物，就是所谓的轮回。死后到另一个世界去，所去的世界各种各样，但在人们的观念里，阴间的生活也同现实是一样的，善人好人，以及勇士功臣可以升天为神，享受祭祀，死于非命者则常受痛苦，如吊死鬼和溺死鬼就很难替身以超生了。
当恶鬼返回人间作崇的时候，就需要有专人以专门的技术以驱之。或者用禳祷，或者以祓除，如中国人使用桃符爆竹也是辟除鬼魅的一个办法。
山西民间，农民们以为疾病的原因是鬼魅缠身，或是踩着鬼了，只靠药物是治疗不了的，必须请专门的人以及作用某种特殊的办法征服鬼怪，人命才能得以保存。
如“浮邑凡有疾病，多依鬼事，近始知延医服药。至于乡村山僻之处，医药难治，一有疾病，则巫觋乘间
诸神明。病疾，则豚蹄孟醴办香燃纸，膜拜露祷，客之若狐女妇更尚巫觋，名为‘问神’。”
在山西的北部盛行一种“看闯客”的驱鬼方式。男女老少只要患了病，信奉此道者即到纸铺里去“看闯客”，所谓闯客者，鬼魅也。而“看闯客”实为寻求驱鬼之方。旧时，乡镇县城里的纸铺子都经营一种特殊的迷信纸张，如“钱垛”、“空位”等等，还有有关的书籍，精于此道者只要问明得病日期就可以用这些东西查到辞鬼的方法和所使用的器物。如哪个方向，出门几步，五色纸钱几个，钱垛几张等等。送鬼时，有一种办法是用一碗酸菜场水，把三柱香两头点着后在病人头上转三圈，口中念念有词，其中有两句能听清的话是“头上来，脚上去”，“哪里来，哪里去”，然后观察酸菜汤水，据说可见鬼之存处和送鬼方向，之后把各种神纸送到大门口焚化。这样，缠身之鬼就可被送走了，以治病救人。
这种习俗解放以后已近绝迹，80年代后始有复兴，但这种习俗已有一些变化，患病者家属一般自己去纸铺买纸，自己印鬼钱鬼纸，然后找一个阴阳先生或巫婆神汉主持送鬼仪式。
巫蛊驱鬼在山西民间较为流行。巫蛊就是人们熟知的巫婆神汉。
在民间，巫婆神汉是那些借神灵附体而为人祈祷驱鬼魂的“专业”人员。以老头老太太为多。他们一般以黄纸为神符，以香灰为灵丹，以清水为神露，装神扮鬼，手舞足蹈，所降之神，非此处狐仙即彼处神怪，南腔北调，大言不惭。实际上是操纵人命，借鬼神欺诈钱财而已。
而无知愚昧的农民对此却深信不疑，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还有的巫婆神汉采用“静”的方式驱鬼魂，他们往往应患者家属之邀后，先静卧一屋室之中，不饮不食，以表示魂魄出窍，已到阴间患病者灵魂所在地探求解救之方，等到半天或一天之后，静卧的巫婆神汉才醒来，报告病家，说什么病者之魂，如不寄于某处便难以追回，因在阴间受罪未满。之后便用纸笔鬼函，及符咒等说法招魂。
在临县一带，治病者必须先购买香、表、纸及一尺五寸或三尺的红布，向巫婆讲清患病的时间、病状，说明自己求神之诚心，希求巫婆请神送鬼。
巫婆请神时手拿“神鼓”，又唱又摇，所唱歌词无法弄懂，几分钟之后，神便被请下来了，停留在巫婆身上。神附体后，巫婆又开始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疯狂地扭唱，并以神的名义把病人的病因传出。其所述病因大体上是从阴间出发，把病人的病同已死的老人、亲朋联系起来，病因则归结于鬼魔邪气之类。然后让病人吃一些纸灰、神露，并念符咒。神婆的这种活动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如果病人病情较重，要请几个巫婆共同请神治病。据称，巫婆的唱、跳、扭是为了让神快活，散心，把神的痛苦、烦恼倾吐出来，以便驱鬼避邪，医治人病。巫婆治病是有报酬的，十几年前收费还较低，如今价格上涨得很历害。
在阳高一带，巫婆神汉在判断病人身上的鬼魂时，用一种常见的酒壶进行测试，其方法是将酒壶口朝下，放在水碗里，在壶底子上放一张鬼纸钱，四角点燃之后观察水碗里哪个方向冒水泡，冒水泡的方向即为鬼神所在的方向。当天晚上就朝那个方向焚纸钱以送鬼治病。
在驱鬼习俗中，用黄萨、黑萨治病在吕梁一带也颇为流行。所谓黄萨、黑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具有特异功能者，二者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前者的能力较后者为小。在村民们的说法中，此类人从小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妖魔鬼怪是什么样的形态，知道阴间及天堂中的很多事情。
黄萨和黑萨治病的方式有几种。一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黄萨，黑萨拿上香，表，说一些病情的有关话语，在患者的大门外面进行祈祷；另一种是睡觉的方式，先由黄萨在睡梦中去阴间与鬼魂交手，如果对方弱小被击败，病就能治好。如果对手强大，则需请黑萨出场。再有一种是在深夜时分，利用鬼魂游荡之机，黄萨、黑萨点上香，拿上表、符和菜刀，在十字路口口念咒语舞菜刀，意思是同鬼神进行斗争。这些近乎荒诞的做法在科学者看来实
会念经”，信者甚众，大量钱财尽被骗去。
巫婆神汉，黑萨和黄萨是通过某种巫术与鬼魂神灵的接触来驱鬼治病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通灵术”，它是比较普遍的宗教迷信活动之一，流行于世界各地。通灵人，即所谓能够救病人于水火的巫婆神汉，被认为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他与神鬼的交流，他可以哄骗、或者强迫神鬼和人合作。客观地讲，巫婆神汉治病如果还有点什么效果的话，可以说类似于今天的心理疗法，所以有些由于压力、郁闷、害怕等心理原因所导致的疾病正好借助神巫的“治病”而解除了，消逝了。因此、巫婆神汉的流行是由于有一些个别“治好”的例子起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迷信与无知，这就为巫婆神汉的存在创造了丰厚的土壤。
以上所述的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的手段都属于巫术，巫术是利用虚构出来的超自然的力量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如山西民间以谷面为盏形，十二盏以按十二月，闰月年作十三盏，以次列置笼内，候蒸熟时，视第几盏内有水，则为第几日有雨，无则主旱，多则主涝。巫术有仪式、咒语、符录、法术等必不可少的因素。还经常使用一些替代物，如避邪物、厌胜物、镇物；神鼓、神刀、神箭等等巫术用具。
降神作法是巫师们经常使用的办法，如前所述，巫婆神汉的驱鬼之法就属此类。咒语即为巫师施法时所念，以做祈祷与驱除活动。巫术中的咒语颇为神秘，人们相信他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可以发生某种神奇的效力，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如山西晋南民间在为小孩招魂时，招魂人常说：“XX，XX你别走，人间有你阳寿。”“XX，XX你别跑，你的岁数还没到。”巫婆或者老妇在给子孙驱鬼治病时也常念咒曰：“XX神灵（祖宗）你别怪，别再在愚人头上多揣摸，给你金，给你银，早早抬手归你位。”
好奇心，这是人类的天性，它是人们希望拨开神秘而明了将来的希望。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往往对于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产生畏惧和惊异。在谬误的推理下就形成了预兆的信仰形式，为了揭示未来的神秘使用某种方法进行占卜，用以观察与解释已知的预兆。
在山西民间，充斥着各种预兆、很多略为好奇的东西都可以示之为某种兆示。
例如，人在梦中咬牙本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无故咬牙，人们往往把它视为一种征兆，男子咬牙为恨财不足，女子则为恨父母不死之兆。喝茶时，茶叶根如果在杯中直立，预示着有客人要来。父母在世时，子女如梦见他们死亡，为父母长寿之兆。小儿站立时头俯向两腿之间向后看，为将生弟妹之兆；如果厨师使用菜刀无故伤手，是时运不佳的预兆。
此外，像人们熟知的喜鹊叫，见到兔狐跑，莲升并蒂、梦猪梦肉、梦见石榴瓜果没花卉等等都是吉兆、好兆，或发财、或得子。相反，做饭打碗，出门跌跤，马失前蹄、狗夜间哭，果树两度开花，遇到乌鸦叫等等都非吉兆，或破财，或生灾。
总之，在农村，大凡一些意外或者非常的事项，无论其大小，似乎都被赋予了兆的意义。那些奇异的声音，无生命的东西如家具、棺材等发出声响，反常的事情，如果植物不按时令开花，过节过年、结婚或出门前一天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及个人的身体反应、天空的奇异现象等等都有某种兆示。
民间庙会
1、合河古会
黄河在山西境内自北而南，到芮城风陵渡突然转了个弯，向东流去。这里自远古时期就成为人类的居住之地，他们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据考古发现，这里就是距今60万年前更新世中期的“合河文化遗址”。如今，每年二月二“青龙节”举行的“合河古会”，保持了古老的风韵。透过这原始稚朴的表演，把人们拉向那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看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
“二月二”，俗称“青龙节”，又叫“龙抬头日”，是汉族许多地区的传统节日。这一天晋北一带有“洒水引龙”的习俗，即往茶壶里放上几枚钱币，在河边或井上灌上水，沿途滴洒，留下一条水迹，回家后把壶里剩下的水和钱币倒在缸里，认为这样可以引回钱龙，一年之内发财致富。晋东南一带有“洒灰引龙”的习俗，即用灶灰洒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从门外引到屋内、绕水缸再洒一圈，认为这样可以引回钱龙，招来福祥。晋南不少地方出于对龙的敬畏，形成了不少禁忌，例如“二月二”这一天不许到河边、井上挑水。到河边、井上劳作时不许喧哗和弄出声响，以免惊动青龙，破坏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在黄河岸边芮城风陵渡镇南端的合河村，则在这一天举行河古会。村民们在当地的泰山庙，祭祀五岳之首的“黄飞虎”神。祭祀队伍浩浩荡荡，身着红色上衣的数十名女青年，手执饰有龙图案的鸾驾，组成仪仗队（图一）。德高望重的长辈挑着花篮前行（图二）。四位老太太和四位老头分别抬着两座置有泰山神神龛的轿子，泰山神“黄飞虎”的扮演者骑着牛行进在队伍中（图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男子们有的扮演成粗犷强悍的天神、地祗、武将、文臣及八仙、俗神；有的赤身裸体，腰系土布裤衩，身背铡刀（图四）、冰块（图五）、石磨（图六），肩扛粗大的房檩（图七），手执铜锣，大展阳刚之气。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神祗的敬畏，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人的自身力量和对命运的抗争。古会活动显示了由娱神到娱神兼娱人，再到庆节娱人的演进轨迹。最为奇特的是，合河人把马精心打扮一番，为它披红戴花插令旗，尊称为“神马”（图八），由化装成武士的人牵着，沿着村街绕转，走到各家各户门前，无论谁见了“神马”都必须下跪叩拜。这一天，村民们还要把家中最珍贵的宝物拿出来（主要是金银首饰），插在花篮或花伞上面，给泰山神献宝，俗称“亮宝”（图九）。这一天还有传统的民间社火表演，如民间小戏、民歌、旱船、高跷、耍狮子、三驴载车等，内容丰富，表演精彩。合河古会，保留了远古社会的遗风，反映了人类社会初期古朴的宗教巫术信仰，体现了民俗的原始性特征。从合河文化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看，已有牛、鹿、象、马等多种动物，与在此之前的西候度文化和蓝田文化，和其后的丁村文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人在与自然和动物的斗争中，产生了动物崇拜，合河古会活动中对马、牛的尊崇，即是例证。民间流传的关于风陵渡来历的神话，说明这里是以龙为图腾的黄帝部落的活动地。相传，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即“浊陆”，是晋南解州附近浊泽边的陆地。炎帝十分凶悍，搬来大雾，使黄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多亏黄帝贤臣风后制造了“指南车”，使军队能辨别方向，走出困境，获得全胜。在这次大战中，风后献出生命，黄帝十分悲伤，就把他安葬在秦、晋、豫三省交界的渡口上，风陵渡因此而得名。后来，黄帝经过阪泉之战，与炎帝结为联盟，组成了华夏民族。华夏民族是以龙为图腾，合河古会的时间设在二月二“青龙节”，便体现了对龙图腾的信仰。而泰山神“黄飞虎”骑牛、合河人祀奉马，也与龙崇拜相一致。因为在龙形象里，可以找对蛇、鱼、凤、麟、鹿、马、牛多种动物的影子。对牛、马崇拜与对龙崇拜，有着前后渊源关系的。
晋南民间禁忌
禁忌，在晋南民间的通俗说法是“忌讳”。它是以民间信仰做为本质内核而派生出来，限制社会成员行动和
不吉，不许随意接触。禁忌的事象比比皆是，给生活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岁时节日禁忌。在晋南正月初一忌说不吉利的话，不许父母打小孩，以免闹得不愉快。初二襄汾等地各家都争着往水缸里添水，以清晨第一个挑到水为吉利，认为可以增加财富，但忌讳到邻居家去挑水。初一、十五一般不能看望病人，平时看病人以上午为宜。平陆一带的人讲究“七不出门，八不回家”，即阴历初七这一天不离家，在外做事的人回家要避过阴历初八。出门的好日子一般是阴历的三、六、九。
人生仪礼的各个环节都有禁忌。怀孕的妇女忌吃兔肉，怕生下孩子为缺唇。出嫁的闺女不准在娘家生孩子，说这样对娘家人不利，会招致血光之灾。地处黄河岸边的平陆等县，妇女生孩子后不满4O天，不准外出，更不准坐船。结婚迎亲的路上忌讳碰上大树、大石头、庙宇、井台等物体，如若躲避不开就用红布遮盖住，待新娘子过去后再取掉。新娘新郎举行新婚典礼时，忌穿孝服的人围观，以防“冲克”，守孝的人应自动回避。闹洞房“三日无大小”，不分辈份长幼，都可以说笑逗乐，只是禁忌寡妇、孕妇、戴孝的人参加，不然，会使新婚夫妇日后不和睦，或遭受灾祸。结婚的当天，晚上有人听房被当做好事，忌讳无人听，无人听房，一方面说明人缘不好，另一方面视为不吉利，俗谓：“人不听鬼听。”所以，公婆发现无人听房，就用扫帚顶着一件衣衫放在洞房外，其意思是倘若鬼祟来了，以为有人在此，就会自觉走开。丧葬方面也有禁忌。凡死在外地的人，不论病故或暴死，死尸禁止拉进村中，否则，对村民不利。所以，只能在村外祭奠安葬了事。老人去世后第一年春季忌贴红对联，只能用白纸写对联，第二年用黄纸写对联，第三年始可恢复用红纸。
游艺禁忌。平陆各村请戏班唱戏，选择剧目时有许多讲究。当地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东延不唱《金沙滩》，西延不唱《高平关》，窑头不唱《卖豆腐》，张峪不唱《柜中缘》，太阳渡不唱《水漫金山》”。原来，东延村的人多姓杨，杨家将戏《金沙滩》反映的是杨家将在金沙滩血洒疆场，损失惨重的史实，故不忍心看这出戏。西延村的人多姓高，《高平关》有个情节就是高平关主将高要的头被人割掉，所以认为演此戏对姓高的人不吉利。窑头村旧有兴龙寺，俗传《卖豆腐》里兴龙寺张典卖豆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故禁演此戏。张峪村的“李避沟”是明末李虞夔的后代避难之处，爱情剧《柜中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以，张峪村的人禁止演出。太阳渡地处黄河沿岸，历史上黄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最忌水灾，所以禁演《水漫金山》。这些戏剧演出的禁忌，恰恰说明，戏剧的发源地就在晋南。元、明以来乡里民间戏曲演出之风盛行，当戏剧把生活原型经过艺术加工搬上舞台后，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理想、愿望、生活情趣；另一方面又与当地人民的传统观念相冲撞，或者有伤风雅，就列为禁演剧目。
建筑、交易及日常生活禁忌。农家修建新房，其高度应与同一处聚居的邻居房顶大体一致，民间忌讳某一家的房子或院墙高于其他人家，认为那样就抢走了人家的吉祥，压了人家的风水，因而会招致纠纷，甚至世代冤仇。大门的设置在建房设院中也很重要，民间把它作为家的代表，俗谓成家立业为“立门户”。所以，建门时忌门的中线对着墙头和长巷，禁止与邻家的门和窗相对，民谣曰：“门对窗，人遭殃；窗对门，必伤人。”农民到集市上卖牲口，忌卖笼头。在日常生活里，抽烟与人对火忌捏人家的烟锅，这表示卡人家的脖子。河上行船，船家忌两手插腰，因为这表示船出故障，无计可施。行船忌讳说：“翻”、“沉”、“破”、“倒’等字眼。船户吃饭的碗和盛饭的盆忌讳口朝下放。因为，这象征着船底朝上，即船翻了。衣服破了，缝补时忌讳将衣服穿在身上。如不脱衣就让别人缝补，自己嘴里要衔着一根笤帚蔑或筷子。
民间忌讳，这是人类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恐惧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也不能一概否定。不少禁忌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如上午看病人，符合人们的心理习惯。死在外边人的棺材不许进村，有益于防止瘟疫的传染。妇女产后不过40日，不许乘船远行，目的是为了保护产妇健康。民间禁忌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面向苍天求甘露
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特别是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水涝求晴，天旱求雨，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但是，在古代，在人们对于支配他们的茫茫大自然并没有科学的认识时，面对天旱，他们并非无所作为，他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的认识（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是幼稚的认识），以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方式，乞求上苍，求得甘露。
所以，求雨在现代人用现代科学价值衡量时，显得可笑，似乎充满了无知和迷信，而求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能成功，但参加者至少是在本来束手无策的环境中能够做些事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积极的，虽然并不是科学的。同时，求雨行为所带来的人能胜天的感觉也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旱灾的现实。
求雨习俗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不同文明的民族中都曾有过求雨习俗。求雨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也是人们使用某种类似的巫术的方法希求上苍满足自己愿望的古传习俗。
翻开史籍，天下大旱，耕地干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北方比比皆是。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十年即有九旱，农民们多以为天旱是得罪了龙王爷，为求得龙王爷开恩，赐雨人间，就举行一系列形式各异的祭祀，祈祷仪式，这就是求雨。
此种习俗在中国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东北、西北都流行甚广，但尤以山西为最。
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国，粮食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库的收入与王朝的稳定。所以，求雨也为朝廷所重视，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都要设坛祭祈。如山西，每逢岁旱，“设坛于城隍庙。先期，县公服诣庙、行二跪六叩首礼毕，复跪拈阄，请某处龙神取水。传示乡地洒扫街道，禁止屠活命，各铺户、家户门首，供设龙神牌位、香案。僧众、架鼓吹手，出城取水迎龙神。知县率僚属素服步行出城外，迎接入城，供奉雨坛，行二跪六叩首礼。每日辰、申二时，行香二次，乡老、僧众轮流跪香，讽经、典史监坛，利房照料香烛。如是者，三日，得雨，谢降撤坛，派乡老送水；旱甚，率僚属斋戒，出祷风去，雷雨，山川坛，进遍祷群庙。”（光绪：《榆社县志》）天子向龙王下跪、并作为一种典章仪式，有专门的规范载于典籍。
与官方求雨不同的，民间求雨是一种习俗，作为一种颇为庄重的仪式，民间求雨也有一套办法、规矩，形式也多样多种，因地而异。
解放前，山西农村一般的村子里都建有龙王庙，即使没有专门的龙王庙，也要在娘娘庙中供奉一尊龙王神位。在有些村庄，一般的家庭里自己也供奉有龙王小神位。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各种庙宇神位被摧毁者不少，但目前许多旧庙旧神都被逐渐恢复。所谓求雨，就是农民们对于其所供奉的、崇拜的龙王神位的请求与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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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中国人的雨神
龙是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幻想出来的动物神，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受到格外的重视，后来又成了中国人象征祥瑞的“四灵”——麟、凤、龟、龙之一。由于龙的叱咤风云和独特的威力，它能够化身为天子和伟人。因而是又成为天子和帝王的象征，富有神力，威风无比。
其实，龙在古代神话中，往往具有降雨的神性，如《山海经》中的应龙和烛龙就是这样，汉代祈雨也常用土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因佛经称诸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有雨”，随着《华严经》的流行，后人求雨也就专祈
唐、宋以后，人间帝王又封龙神为王，在世俗权力的推动下，龙王信仰便在民间遍传开来。在佛教中，求雨者“请观世音”、“使用龙镜”、“施符念经”等方式。唐、宋以后，道教除了“斋蘸祈祷”、“画符录”、“念咒”等求雨方法外，又吸收了龙王信仰，称有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等。后来在民间原始信仰及巫术的推动下，根据同类及外推法，大凡有水之处，大至江河湖海，小到塘井潭渊，莫不驻有龙王，专门负责当地的水旱丰歉。
古代传说中的龙王神爷，虽然有种种神性，但它不是地方神，并无守疆护土之责，它是无水不在的。而水在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中又是如此重要。这样一来，龙王便安家于各地，无论大江南北、高山平原，龙王庙林立，龙王神遍布，与土地神、城隍庙、关公嗣同尊共处，相提并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神灵。
当然，在诸多掌管雨水的神灵中，龙王并非绝无仅有。中国人的求雨起源很早，西汉刘安等著的《淮南子》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西汉时“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明，其止雨反是。”（《汉书·董仲舒传》）
民间认为，玉皇、雷公、风伯、雨师、龙王等神灵都主司降雨，所以人们为求风调雨顺，采用各种办法求助于这些神灵，其方式多种多样，有以牲畜供献的，有以人祷者，还有抬着神位神像游乡展示以娱神的。此外，还有专门用于惩罚旱魃的象征性表演；有求雨神的，有扎泥龙、草龙挥舞，也有在大门垂柳插技、还有的捕捉蛇、鱼、蛙等戏水动物作祈雨生物。二月二在民间是为龙抬头之日，在山西“各村疃社醵钱献牲，谓之‘龙抬头’。提壶汲水注之，曰‘引青龙’”。（道光：《大同县志》）
目前，残存于山西民间的求雨习俗仍然继承了古代求雨的一般的基本做法。相传每年阴历五月以后，上苍才开始授予龙王行云布雨的权力，以后才可以举行求雨活动，五月以前是不能求雨的。由于环境不尽相同，山西各地的求雨方式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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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求雨
利用女性，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作为牺牲，贡献给神灵作为祭品，这在中国是有传说的。因为神灵多为男性，人们便根据现世间男性喜欢年轻女性的奉献而常常施用于神界。古时候中国有所谓河伯娶妻，人们把年轻女性投于江中献于河神的传说。宗教中的尼姑，修女之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子牺牲自己在现世间的青春，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及宗教的产物。
利用女子求雨，反映了人们这样一种心迹，似乎也是历史上上述作法的某些遗传。
在山西晋中一带，习俗中有所谓“七女祈雨法”。在祁县一带，天旱时，由村里挑选出七个聪明伶俐、品性兼优、家门兴旺的年轻少女进行求雨。其办法是：先把这七个少女家中所用的蜡烛搓配在一起，再以这七家的蜡和七家的炉灰用水调成稀泥，抹在村中一块光亮的方块石头上，上面放一大罐，盛满清水。之后，由七个少女扶着罐子的边沿，一边扶着一边转圈行走，嘴中念着类似于咒的求雨辞：“石头姑姑起，上天把雨去。三天下，唱灯艺，五天下，莲花大供。”村里所有人的愿望都由这七个少女向龙神表述。
在吕梁地区，每逢天旱不雨时，村中的长者就从村里选出七个寡妇，由她们代表村民求雨，她们带上馒头、瓜果、香火与纸钱，到庙中龙王塑像前烧香叩头。祈祷还愿。用寡妇求雨，大概是少女的延伸。
在临县一带求雨颇具艺术色彩，一般届时要杀猪一头，按全村人的平均分摊肉钱。杀猪之前刀手们要先把猪
敬戴龙王爷，行叩拜请求之礼。完后把猪肉分与村民吃，吃肉之前要先敬拜天地爷，土地爷，龙王爷，以示心诚，使老天降雨。
晋中一带还有的村庄用七位守寡的老太太求雨，当地称之为“七婆婆洗十八罗汗”。每遇天旱，由村里选出七个守寡老太太，要求是本份，德性好。她们要手拿新毛巾到庙中为十八罗汉的神像抹面洗身，洗去罗汉身上的污垢，边洗边说：“三天下，唱灯艺，五天下，莲花大供。”在当地，唱灯艺即唱戏，莲花大供即指蒸上莲花型白面大馍，供献给十八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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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人求雨
善人求雨在山西各地农村也是较为普遍的。每逢天旱，一般是到了农历六月六这天，从本村里选出七个德行好、品格优异的成年男子履行求雨仪式。这些人被称之为“善人”。求雨时，善人们头戴用柳枝编好的帽子，上身赤裸两腿高挽，赤搏双脚。他们把龙王神像和禹王娘娘的神像从庙中抬出，沿本村大街小巷游行示众。让它看看旱灾的苦难和人们对它的敬意与期待。
神像行游时，村中每户人家都要在家门口放一口大瓮，瓮中盛满水，水中插一棵较粗的柳枝，当善人们抬着龙王、禹王的神像走过各家门口时，善人们齐声高喊：“搬倒水瓮”，并口念“哪摩否”的咒语。此时每户必须立即把自家门口放的水瓮搬倒，让水浸泻而出。此后，每家每户还要把那根柳枝插在门口放三天，以示三天之内，必有雨水而降。在祈雨的这一天，善人们必须吃素食，不得吃荤，三天之内如果真的下雨，全村百姓都要庆贺一番，唱几天连台大戏。
在阳高县，与此种习俗略有不同的是，当善人们抬着龙王塑像敲锣打鼓沿街行走时，各家各户都要在门前摆好香案供品，全家在门口叩拜迎送，而且各家都要把门前的道路清扫后用水洒过，水洒得越多越好，这意味着下雨湿地。
在民间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灵同世间的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讲人情事故。所以请它办事也要有所表示。除了奉献少女、寡妇以侍候服务外，为神唱戏要他高兴也是一种办法，这就是唱戏娱神以求雨。这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唱戏者，有一个村子单独举行的，也有几个村子联合求雨联合唱的。届时分别由本村和几位行家能手或各村派出的几名里手进行组织、领导。唱戏之前，先要把龙王爷的神位请到靠近戏台的一间房子里，有专人烧香待候，并接待布施者，戏台两侧贴着长幅对联，内容为保佑风调雨顺，生活安定云云，每唱一出戏前后，都要大放鞭炮示吉利。戏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和要求。戏唱完后再隆重地将龙王爷的神位请送到庙中，娱神祈雨就告结束了。此外，如果“久旱祈得甘泽，亦多演戏谢雨。”（民国：《闻喜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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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体“游雨”
外出集体求雨，在山西又称作游雨，这种方式往往是在天旱特别严重、村中求雨已无济于事的情况下，采取的更大规模的外出求雨。
游雨人多势众，有一个村子的，也有联合几个村子一起进山求雨的。“凡遇旱请神，两村互为迎送，谓之‘神亲’。或迎龙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卫公，或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请，谓之‘请后
地方。
在天镇，求雨时先由年长者到庙里去“领牲”，所谓领牲就是把阉割过了的公羊领到一个庙中，用冰冷的井水猛浇羊的后背梁，如果羊因突受凉水浇而打冷战，就表明龙王“领牲”了。领牲之后，年长者率众人在龙王神像前烧纸、祈祷、叩头上香，并把能够取水的各个山名写成纸条，揉成团后放在盘中摇动，跳出盘子的纸团上所写的山名就是取水的地方。天镇县可取水的地方有八角海，盘山，五华寺等处。
游雨的方式很多，这里我们介绍二种。第一种是取水求雨。这种方式在北部的天镇及吕梁的柳林和晋东南一带较为盛行。“每岁仲春，各里人民向析城崦山换取神水，仅从靡费”。（同治：《阳城县志》）届时全村的青壮年小伙子在长者的带领下，上身裸露，下面赤脚，头戴柳条帽，不烟，不酒，不撑伞，敲锣打鼓，抱着用红布裹着的取水坛子或瓶子向几十里甚至百里之外的取水地进发。途经的村庄一般都给以食宿接待，并有部分人加入到取水队伍。到了山中取上水之后，回来供奉在本地的龙王庙中，进香烧纸进行祭奠仪式。
这种方式在有些地方叫做“偷雨”，偷雨的人沿途几十里，几百里都不能说话，据说讲了话就会把雨丢掉。烧香回来时，村里派专人去接，将装满水的罐子恭恭敬敬放在村中庙里，再行祭典。
在寿阳一带过去也留传着一种方法“祀雨之法、置瓶于神案，焚香虔祝，神至庙中辄有声、或有蝴蝶生物飞出，用纸探瓶中温，即还去必有甘雨。”据载，光绪五年，曾国荃就任山西巡抚时，派人用此法求雨，奇验。（光绪：《寿阳县志》）
第二种方法是请龙王求雨。在没有龙王庙或龙王神的地方有时采用此种方式，祀雨时首先杀羊作为贡品，准备好香、纸、大红布、旗帜、轿子、锣、鼓等等，一应俱全后，便由村子里选出来的几十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附近几十里之外的龙王庙请龙王去。按照传统，请龙王的队伍回来时经过的所有村庄都要为请龙王的队伍招待饭水、送物送钱。届时，在炎热的夏天，祀求龙王者上身裸体，穿白色裤子，赤脚戴柳条帽，到达龙王庙时，将所带供品一应摆出，如果龙王爷的神像已被其他村请走，也可供请其他祀神，烧纸敬香，众人齐跪，连声祈祷。盛大的仪式结束后，即用所带红布恭恭敬敬地给龙王披上，几个人将龙王君抬入黑布轿中，八人大轿起驾，轿前九人高举大彩旗，迎风招展，轿两侧分立数人敲锣打鼓，轿后善男信女浩浩荡荡，一路行进。途中所经过的村庄为了能够得到龙王爷的恩泽通常由村里人从本村口接轿，一直指到另一个村的村口，再由另一村人抬轿，依次传递，绝对不许歇轿。
每过一村庄时，村民都要迎住龙王大轿，跪满一地，烧香敬纸，上供祭品，并在轿前用清水洒道，恭敬送出。
龙王爷抬到所请村庄之后，将龙王恭请庙中，杀猪宰羊，以整羊整猪作为盛大贡品进行祭祀，每日烧香焚纸不断，锣鼓喧天，日夜不息，男女老少皆叩拜祷祈。这种仪式一直持续九天。下雨之后，最后再将龙王原路奉回。
在晋南与太行山区的一些地方，关公这位近乎全能的神也被用来求雨。关公求雨采用了与关羽在世时身为大将军的角色相适应的方式，即出巡视查灾相，以救民于水火。
一般情景是，经过连日的干旱之后，先由一或两个人半夜入关帝庙、把关公神位抬到村外，第二天早晨村民见状都说：“关公到了”。于是供奉一，二天后开始抬着关公神像出巡求雨。意思是让关帝看看旱灾情景。先由几个手拿大锣鸣响，带着黄纸符，写上“祈雨”二字张贴在村中或家户门口，叫众人出行。“关公”出巡时、二人鸣锣开道、八人抬大轿，上坐关公，再有小孩扮着雷公，闪将，风婆，龙母，禹王娘娘等，后随锣鼓队，龙公龙母，并用推车拉上大缸一口，插柳满水，龙公推，龙母拉，一路浩浩荡荡，出巡三日，当两村关公相遇时，也有互不相让者。
上述几种求雨方式主要是采取了娱神，敬神的方式请求龙王爷开思，这在山西民间称为“善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