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

一、引言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是政府职能的转变[1]。

正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政府的职能将发生新的转变和政府履行职能的形式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其中表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种变化，是要推动和建立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

这种公共非营利的合作关系、表达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的策略性安排，及其落实这一策略性安排的“外包制”的市场机制[2]，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事实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政府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部署，出台了一些文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象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的意见》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办法》；山东省民政厅还印发的《关于确定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条件的社会组织指导意见》等。

这些规范性文件，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和运行路径；也更明确地表明了政府转变公共服务职能的形式、路径和机制的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葛忠明内容提要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发展健康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信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

有研究显示在三种主要的信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需要其他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信任行动和信任关系的完整理解。

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中，用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视角观察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任研究公共服务非营利社会组织葛忠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250100[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葛忠明：《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外包制”理据、原则与社会条件解析》，〔北京〕《残疾人研究》年第3期。

DOI:10.13858/32-1312/c.2015.03.01322014决心。

毫无疑问，要成功地落实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除了政府出台规范性的指导文件用来规范政府招标购买即“外包”公共服务的程序、规范社会组织的建设及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规范第三方评估等专业活动之外，还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如要有一个热心于公共参与的市民社会，因为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才会发展出真正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可以盈利的组织，但盈利不是其提供服务的最终目标；真正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以服务供给本身为目的的；而通过服务所获得的盈利，最终将用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改善，如购买更多更好设备、聘请更多更专业服务人员，动员和组织义工从事公民参与活动，以扩大服务内容和范围等等。

因此，在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政府是否能选择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以便形成良好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事项。

合适的合作伙伴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品质，如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品质、非营利的品质，但更为重要的一种品质，则是值得信任的品质。

二、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纵观信任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该领域主要的研究范式大概能整理为三种，即理性主义的范式（ra tio nalist theo ries of trust），文化/制度的信任理论（culture/institutio nal theo ries of trust），及“权当”取向或过程取向的理论（as-if or process appro ach to trust）[1]。

理性主义的信任研究事实上将信任归结为可信性，归结为一种理性的能力，即获取信任对象可信性的理性能力；但明显的是，不管理性能力有多强，任何人都无法穷尽信任对象可信性方面的所有信息与知识。

信任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无法依靠理性能力完全排除互动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悬置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相互信任的互动关系中，便成为了“权当信任”（as-if trust）[2]或过程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中最为重要的概念。

与理性主义信任研究和“权当”信任研究或过程取向的信任研究不同的是，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试图用文化或制度取代人类的理性能力或悬置能力，强调的不是行动者个体的理性算计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有关互动对象可信性的知识作为信任及信任关系的基础；相反，这种取向的信任研究侧重行动者身临的文化与制度因素在信任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说，信任研究的理性主义取向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文化/制度取向这一解释框架这里，转换成了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行动者身处的文化/制度/脉络这种非个人的属性，为行动者提供了相互信任的信心。

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机制，表明文化、制度的因素，如何为行动者提供信任的基础。

1.“自上而下”的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对自上而下的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所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理论，是那些发端于效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理论，即孔德、涂尔干的学说，以及后来接受了韦伯、涂尔干影响，并最终倒向涂尔干主张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

其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最为典型地说明了作为行动系统的社会，以及构成社会系统的成员，即行动者——在帕森斯那里被称为“角色”——的行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在解释社会结构这个概念时，帕森斯把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化约为两种，即“我”和“他/她”。

每个[1]M llerring,G.2003.Trust:S ocial S cience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Organizations,Cam bridge:C 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2Hardin.199.he street-level epistemolog o trust Politics ociet214pp.0-29.[],R3T y f,&S y,(),555角色都有权利和义务，权利指“我”对互动对象，即“他/她”发生某种特定行动的期待；而义务则指“我”对互动对象的权利——“他/她”对“我”的某种特定期待——的反应。

在夫妻关系中，如果丈夫的权利与妻子的义务是对应、互补的——他/她们在互动过程中就会形成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

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即占据不同社会地位因此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如师-生、医-患之间，都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就是可能的、现实的；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那里被定义为角色之间的模式化关系也就实现了。

因此，重要的是，模式化的角色行为需要相关的规则、规范等角色脚本（script;scenario），对社会规范的合理化证明需要价值来承担，而特定的价值取向，在帕森斯看来，只会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

因此，角色的行动，角色之间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在终极意义上都是由文化支配、决定的。

因此，有学者称帕森斯的角色行动理论乃是“文化傀儡”的理论，可以说点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关键穴位[1]：社会成员在微观层次上开展的日常活动，都是由宏观文化所决定的[2]。

明显地，这种对行动的理解，是自上而下的——由高到低，这个顺序可以安排如下：文化、价值、规范、规则、角色扮演（行动）。

按照帕森斯及其他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信任和信任关系的根据和原因，必须在该社会特定的文化、制度中寻找。

就是说，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与信任相关的文化、制度，这些文化/制度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使行动者对其所处的环境和脉络、对他人在特定脉络中的互动方式和性质，具备足够的信心，并由此促发信任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形成。

总之，行动者的行动总是由文化来说明的。

福山[3]的信任研究把信任这种社会美德当作了自变量，用来解释特定社会的经济表现和成就这一应变量。

他区分了高信任文化（high trust culture）和低信任文化(low trust culture)两类社会，把德国和日本归为高信任社会，把中国、意大利南部、韩国和法国归为低信任文化社会，而把美国归为由高信任文化转变为低信任文化的一个特例。

在他看来，采用专业管理制度的大规模现代公司只能在德国、美国和日本出现，是因为在这些社会里存在着一种珍贵的社会美德，即信任；而在中国、韩国、意大利南方及法国，由于低信任文化的存在，因此绝无可能自发地出现大规模经济组织；仅有的大企业也需国家的强力介入才有可能出现。

可以发现，在福山那里，他把宏观上的信任文化当作了既存事实，而没有具体解释这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可以推论的是，如果要解释在微观层面上的人际信任的话，则可用信任文化做最后的依据。

而普特南(Putnam)[4]谈及的信任，是被当作社会资本的一个要素来看待的。

在他看来，合作、互惠和信任等社会资本，是意大利北方摆脱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意大利南方正缺乏这样的社会资本，因此政府绩效和经济表现，都不如意大利北方。

在解释信任的时候，他借用了合作这个因素，而形成合作的前提条件，在他看来，是在北方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公民传统(civic tradition)，或说合作的文化。

因此在他看来，摆脱集体行动悖论的有效途径，不见得是霍布斯主张的第三方，即国家的强力介入——依靠国家强制，使在个人层面上原本无法实现的相互信任成为可能。

按照普特南的想法，传统文化产生了合作，合作导致信任的形成；因此，鼓励人们参与社团的活动就成为信任形成的有效途径。

由于普特南强调了合作对信任的作用，参与自愿社团这类合作活动就被视为信任的源泉。

由[1]Doubt K.1989.Garf inkel before ethnomethodology,The Am erican S ociologist,Volum e20,Num ber3,pp.166-195.[2]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解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理论走向》，《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Fukuyam a,F.1995.Trust；The S ocial Virtues and the Cr eation of Prosperity,London:Ham ish Hamilton.[4]Putnam,R.D.1993.M aking Dem 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 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utnam,R.D.1995.Turning in,turning out: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 erica,Political S cience and Politics,28,pp.1-20；Putnam..2000.owling Alone:he Collapse and evival o American Communit.ew ork:imon and chuster.,R D B T R f y N Y S S于普特南把基层的社团活动视为信任、互惠得以形成的机制，因此，有学者把普特南的解释框架当作是“自下而上”的（bo ttom-up model）模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