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

三、孙志刚事件说明了现行的收容制度存在哪 些缺陷？
中国的收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上访收容，还有一 种就是“三无”人员的收容。孙志刚类型的案例近 十年来不乏其例，为什么这个严重的问题屡屡发生 并且恶化，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如果时时刻刻被笼罩着这样的阴影，那真的是人人 自危了。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完全保护普通公民 的时候，最终任何人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生命都 是没有保证的。
（3）最后从政策的长期适用来看。公共政策的合 法性，也还源自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发 展需要，也就是政策的延续性。《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旨在解决 的当下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城市治安的问题。但是 却没有妥当地考虑到人文关怀、社会和谐健康和国 民精神文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管理办法》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替代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二、事件影响及结果
(1)由于此次受害者身亡，并且其身份不是流浪汉 而是大学生，因而产生极大影响。许多媒体详细报 道了此一事件，并暴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 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8 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 宪审查。
(2)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穗中 法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就孙志刚被故 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处 死刑；第二主犯李海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其余十名罪犯胡金艳、乔志军、李文星、何 家红、韦延良、李龙生、吕二朋、张明君、周利 伟、钟辽国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
（3）同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 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2)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影响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 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 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 等价值。《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想要 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 直接受惠的就是拥有中国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也 就是说中国8亿左右只拥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就被排 斥在这个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甚至是处在这项政 策的管制之下，更甚至有可能成为该政策的受害者。
一、孙志刚事件概述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 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 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 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 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这 一新闻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
2．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中央级媒体介入报道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经媒体报道和网友激烈评 论后，引起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舆论监督的 直接效果是引起广大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5月16日和23日，分别有三位青年法学博士和五位 法学专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 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 动特别调查程序，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 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第二，孙志刚事件在结构上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既 有开头：孙志刚之死；又有发展：社会反应；还有 结局：政策变更政策。
第三，孙志刚事件从发生开始，经历过几个月时间， 全国范围内的人几乎都知晓了。这件事情有很强的 开放性，所以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后 来的政策制定作铺垫。
第四，这一事件具有内容的合理性，也就是上面说 的政策过程关联性。 第五：资料的全面性。关联性使它成为一个政策过 程案例，动态性与结构性使这一案例增加了典型性， 开放性使这一典型的案例能够作为资料被完整的收 集。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 策方案、政策决策等在内的政策全过程的理想材料。
3．公审引起广泛关注，记者联名炮轰“公开”虚名
6月5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广州市纪委、市 监察局和有关单位已对孙志刚案涉及的20余名有关责任人员 分别做出了党纪、政纪处分。同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公审， 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闻网、《中国日报》等媒体对公审进 行了报道，传媒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
四、“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说明了什么？
（1）首先从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来看，公众与社会 团体也是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但是《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之时，政府没有广泛的 征集社会的民意，也没有采取应有的途径或程序， 更没有开听证会，将广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的意见考虑在内。政策制定主体在广泛性与代表性 上的缺失，决定了这项政策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 利益的剥夺，以合法的名义的剥夺；
我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总是寄希望于立法，实际 上办好一个案件，胜过立一部法律。一个典型案件 对法制的推动，可能远远大于立一部法律。收容审 查制度谁是受害者？不仅孙志刚是受害者，打人的 人也是受害者，被判刑的警察也是受害者，最大的 受害者是我们的国家。因为国家这个制度的本意是 好的，它就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提供吃 饭的地方，但是这个好的制度被某些人变成了牟取 私利的手段。
孙志刚案件是我们社会的耻辱，也是我们每个公 民的耻辱。假如人人自危，人人都有可能被收容， 人人都有可能丧失人身自由，人人都有可能对人 身权利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首要的是树立人权 保障意识，健全人权保障机制。孙志刚事件应成 为促使政府、社会上下思考如何加强人权教育， 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人权教育的一个契机。 要从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方面，真正 把尊重人权这个意识在全社会牢牢地树立起来。
五、 孙志刚事件对于政策制定有何研究价值？
第一，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状况。 不过只有当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和一部分有影响的任 务认为某种社会状况是社会问题时，它才是社会问 题。在整起孙志刚事件中，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 体是舆论的主体，公众是决策的参与者，政府是政 策权力的主体。孙志刚事件是我国关于流动游乞人 员管理政策变迁的触发机制，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流 浪游乞人员管理上的政策变迁。
6月14日，《南方日报》刊出报道《吸取孙志刚事件教训， 广东政法委研究执法教育》。随后，一些媒体又报道了其他 一些省市整顿收容站及其相关管理的情况。
这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进一步深化，将孙志刚案由地方推广到 全国，由特殊案例推广到一般情况，反思的是整个国家的收 容制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0日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收 容制度即将成为历史。紧接着，全国各地的收容所纷纷摘牌， 旧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
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常常是在前面发现问题，为正 义与公正呼喊，而司法机构紧随其后，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 后一道防线。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在孙志刚案中， 新闻媒介一直实践着社会守望者的使命，发现问题、冷观公 审、及时报道评论，因此有较好的监督效果。
4．促“收容”变“救济”，媒体助案后反思
6月12日，新华社发表时评《孙志刚案反思：“收 容站”应当成为“救济站”》，指出收容遣送制度 的模糊性和陈旧规定与中央政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认为“以‘自愿出入’为 原则，把‘收容遣送站’变为对城市困难群体包括 外来困难者的‘救济站’，让需要救济、应当救济 的人享受政府的救济服务，应该是改革现行收容遣 送制度的基本思路”。
“孙志刚事件”不是唯一的惨剧，当一个弱势的公 民无可奈何地在异乡成为一个很不尊严的流浪乞讨 人员时，他或她得到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 基本的帮助，而是强制与遣送，这样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 容遣送办法》照顾了除流浪乞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 中国公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以忽视乃至剥夺那些 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利益吗？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 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
六、新闻媒介是如何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这一案件中发挥作用的 呢？
1．地方媒体首先披露，互联网鸣响登闻鼓
4月25日，《南方日报》的子报《南方都市报》刊 登了一篇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封面新闻， 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 后后。
《南方都市报》关于此案的稿件刊出当天上午就被 新浪网等网站转载，“孙志刚案”由地方媒体报道 的地方新闻升级为全国新闻，一时间成了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网友纷纷发表评论，为孙志刚之死鸣不 平，置疑收容制度，敦促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通过 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反应十分激烈，社会舆论迅速 形成。 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跟 进了此案的报道，《南方都市报》继续推出后续报 道，追踪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