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冷战结束后，文化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更加凸显。

在国家安全建构中，中西方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并在研究中显现出了不同范式。

中国的研究只有借鉴西方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扩展研究范围，才能向着多层面、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标签：国家安全；文化；文化安全；研究冷战结束后，国家体系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趋向多元化。

由于文化因素对政治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安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这个词以压倒一切之势引导着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和国际经济的研究。

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研究的范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西方逐渐地进入到更多的国家，这种范式也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出不同的理念。

在国家安全建构中，中西方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一、西方视野中关于国家安全的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与“安全”这两个词的不同的理解，势必会使在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

西方研究文化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较早。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从文化角度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通过比较宗教学的研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理性化”的进程从而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得出了宗教观念是社会秩序和制度构成的动力因素的结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Cramsci)致力于阐发一些能使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变迁的概念，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思考，进而去考察一个整体范围内的社会集团以及它们的观念和文化意义的关系。

除此之外，马克思(Marx)、托克维尔(Tocqueville)、洛克(Locke)等都对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做过论述，这些思想无疑为西方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战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国际安全环境相对缓和，一时陷入了“失语”状态，造成了“范式的真空”，激起国际政治理论“主义”之间的争鸣。

“主义”在争鸣与融合中发展。

随着文化地位的上升，文化问题的敏感性大大加强。

西方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

综合来看，西方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安全的文化：1．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研究文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

这些概念与基本原理是在安全体系中对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时，必然要涉及的内容，所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不同论著中都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如费格森(Yde HFerguson)和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的《国家、概念的纷乱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与后现代世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的本质、规范等进行了思考。

2．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决策的作用。

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物质环境为归依的理性取向，而且也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影响之下的行为体现。

他们特别对军事战略决策和大国不同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剖析。

如科林·格雷(Gray．Colin)的《策略研究与公共政策》、亚当·伯茨曼(AddaBozeman)的《外国决策的文化背景》等研究了文化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

3.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文化规范及组织文化对国际安全的作用(包括限制作用和建构作用)。

如罗伯特·B．J．沃克(Robert B.J. Walker)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彼得，卡赞斯坦等(Peter Katzenstein，ed．)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和认同》等运用文化认同原理分析指出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依赖于物质内容，也深受文化和制度内容的影响。

他们运用大量案例进行分析，不仅探讨了决策中的文化、制度背景，而且集中讨论国家、种族的认同对决策的影响。

4．研究了组织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如沙因(schein)的《组织文化与领导》、勒格罗(Legro)的《战火下的合作》等。

沙因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学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可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并且由于它行之有效，所以被大家认为是合理的。

因此，这些基本理念就被传授给新的群体成员，使他们对相关问题形成正确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

勒格罗认为国家军事行动是由决策者和政治精英的集体信念(战略文化)以及军队指挥官(组织文化)塑造的，强调单位层次的文化因素对行为体以及行为产生的重要意义。

5．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对全球文化进行研究。

倡导全球范围内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文章比较多，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斯诺的《世界混乱：变革与延续的理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在广义上都属于这个研究范围。

他们划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是用政治、经济体制或者发展水平等传统标准，而是用文化和文明作为依据，甚至认为新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

亨廷顿虽揭示了未来社会可能的冲突根源——文化之间的冲突，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安全，但没有提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变更会如何影响着国家安全。

综观西方在此领域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本国文化的变化对国内政治安全的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二、文化安全：国家安全体系中文化研究的中国视角在西方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后，中国的学术界也作出了较大的反响。

一方面他们开始介绍西方在安全体系中的文化研究成果，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一般性探讨，对大国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及对西方著作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对文化扩张主义、霸权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冷战后中国安全体系中文化研究的热点。

我国的学者对文化安全的诠释并不相同。

一种观点认为，在国家体系中文化安全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安全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1]。

另一种认为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

还有的认为文化安全就是指国家内的文化安全，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以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在国内民众中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在对文化安全概念的研究基础上，论述中国存在文化安全的原因及问题，二是提出相关的抵制文化霸权，防止民族文化被破坏的政策建议。

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中国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如下：第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内部文化出现了激烈的动荡。

在市场经济下，国内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国内各种思想涤荡交织，对保持社会原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全球化的过程，将始终伴随着文化领域的争锋。

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然要逐步对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加以解禁，中国的文化环境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以因特网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引起不同文化的交锋，成为西方国家用来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的工具，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文化体系。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扩张与霸权。

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向中国进行渗透，使中国的文化安全承受着巨大压力。

第四，对意识形态、文化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的反思。

苏联演变过程就是敌对势力从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开始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苏联演变的先导，中国为吸取苏联的教训，必须反思国内思想文化的变迁，进而才能够驾驭引导文化前进方向，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学者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立足于本国国情与优良文化传统，由主要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转向独立思考，在借鉴与反思中引人中国的视角。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日渐增强的背景下，站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看待文化问题，对维护本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意义。

中国学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显现出中国特色，其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文化研究与西方有着较大差别，而且在研究范式上也表现出了一些差异。

三、中西方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文化研究范式的差异西方在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中，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西方学者注重国家安全的文化理论研究，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西方把文化因素引入安全研究领域较早，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并且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较多，理论研究之风浓厚。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学派都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国家安全体系中文化理论的相关概念。

其次，西方在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中视角广泛，不仅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还长于运用社会学、军事学、经济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他们用军事学的视角分析二战时期不同文化的军队组成状况、军人对命令的执行情况、文化对战役指挥者决策的影响。

他们从传播学的角度，从每个国家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来考察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关系，各国对外联系的程度与在世界上所占地位的关系。

综合多种学科的视角，运用交叉学科，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包括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西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再次，西方在研究中注重个案分析，利用数据，使研究更具说服力。

在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中，个案研究很多，从文化对一种社会制度形成的影响到民众意识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从媒体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到注重实际调查，用非常理性的数据，来说明文化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此外，除分析大量案例外，用不同科学计量方法，得出客观的数据，也是西方在国家安全体系中进行文化研究的手段之一。

对照西方在国家安全的文化领域中的研究，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一方面引介了西方的一些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明或其他某种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地区或全球层次)中的作用及影响，另一方面结合本国国情，对中国文化安全进行了研究。

但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与西方的研究领域与范式比较，在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地深入。

第一，中国在安全体系中对文化的研究缺少理论性、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