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高考作文人物素材丨国学大师陈寅恪
人物素材——陈寅恪［人物品性］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解放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出版。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一代大师 陈寅恪
主要成就
■考据学 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中国古代史
1、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 2、隋唐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提 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 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明清 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
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 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 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 色的包装着。 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 (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 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 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 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人物轶事
“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 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 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 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 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文五十二篇。 《陈寅恪先生全集》，里仁书局1979年，收文九十四篇。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
南渡北归
陈寅恪300字文章
陈寅恪300字文章
摘要：
1.陈寅恪简介
2.陈寅恪的学术成就
3.陈寅恪的史学思想
4.陈寅恪的影响和评价
正文：
陈寅恪（1890-1969），字仲舒，号后庭，广东番禺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他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提出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著名观点，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奠基人”。
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丰硕，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唐代史、明清史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国史纲要》等重要著作。
他还精通多种外语，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风气。
陈寅恪的史学思想独具特色，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以史料为基础，注重实证，反对空谈。
他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历史事实，还要探求历史规律，以指导现实生活。
他强调，历史学者应具备严谨的学风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才能完成历史使命。
陈寅恪的影响和评价深远。
他一生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如周一良、田余庆、张岱年等，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他的史学思想对我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
他提倡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成为
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陈寅恪一生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矢志不渝。
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学术阵地，展现了崇高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他在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他敢于直面现实，坚持真理的重要原因。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是指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行动的精神。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随大流，不墨守成规。
他认为“独立思考才能得到‘自由独立的思想’”，只有靠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
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我尽力写到自己的思潮和自己的意思”，要求自己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不受任何集体思想的束缚。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是指对任何事物进行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行动。
他强调自由的思想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源泉。
他说“思想是个人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他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和约束。
他强调了自由的表达，他说：“一个人在言论上的自由，是在别的权利中表现得最生动和最本质。
”他认为，自由的表达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见解和思想，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
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使人们能够摆脱被动，去判断事物的好坏，真假。
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的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
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因为他认为这两种精神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人类才能摆脱黑暗和落后，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文明。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精神，并且付诸行动。
只有做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才能达到正确思考、科学决策的目的，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独⽴之精神，⾃由之思想最开始知道陈寅恪，是很⼩的时候读⼀篇⽂章，说他很多作品在战乱中遗失，留下来的根本不能与他本⾝学术⽔平共论。
但这些作品的遗失，未必没有他⾃⼰性格的原因。
⽽后作者⼜分析了若⼲云云。
因此对他略有些了印象，但也提不上太深。
后来读⾼中，慢慢开始涉猎历史学术作品，兴趣是在宗教和中古史。
所以陈寅恪这个名字，渐渐地看得多了。
⼜去找他的传记，作品来读。
说来惭愧，他的很多作品我⾄今未曾读完过。
当初在图书馆看到厚厚三本柳如是别传，借回来第⼀本，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完。
所以要说多么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那是妄⾔。
但我想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为他的时运不济，命途多⾇。
为他的⽂章憎命达，为他昔年曾经经历的种种。
最重要的，为他所谓的，独⽴之精神，⾃由之思想。
⽽《寂寞陈寅恪》这本书，读完是可以让⼈感觉惊艳的。
⽂字其实并不特别，只因了陈寅恪这个⼈，这本书便特别起来了。
曾经看《狂⼈刘⽂典》，说刘⽂典⼀⽣狂傲，⼏乎不把别⼈放在眼⾥，唯独对陈寅恪，也是恭敬推崇。
可见陈寅恪⼈格魅⼒之⼤。
对于世⼈来说，识得陈寅恪，⼤多因为他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惟此独⽴之精神,⾃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当时中华⽂明正处在⼀个变⾰的阶段，究竟是维持古旧⽂化好，亦或是引进西⽅⽂明更好，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
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后⼈，可以理直⽓壮地选取⼀个中庸态度，以为两者的结合更加完美——亦不排除仍有坚定地单边分⼦存在——但那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度来评价这份结合罢了。
对于那个时候的⼈们，⾯对全新的舶来⽂化，已经落后的传统⽂化，到底应该何以取舍？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当⼀个群体陷⼊未知的恐慌与迷茫时，这种偏激的全盘论避⽆可避。
然⽽陈寅恪毕竟和旁⼈是不同的——他提出了要将中西⽂化思想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是⼗分可贵的。
⼀⽅⾯摒弃了落后于时代的传统，⼜不失其精髓；另⼀⽅⾯接受了⾛在时代前沿的西⽅思想，却⼜不取其糟粕。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给教育的启示小强陈寅恪先生写给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咋看起来和语文教学关系不大。
在此冒昧引用，我只是想借助它山之石浇自家胸中块垒。
陈寅恪先生把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定位为发扬真理，摆脱世俗的意识形态的禁锢。
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治理名言。
古人论教育，动辄“建国君民”，今人论教育，动辄“振兴中华”，打着“经邦济世”的幌子大行欺名盗世之举，不知教书自有教书之真义，育人自有育人之目的。
爱因斯坦尝言，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人。
一位物理学家一语道破天机，愧煞古今所谓的教育名家。
陈寅恪先生论王国维先生之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正如教育非所论于一党之教育，一国之兴亡也。
须知学科自有学科之特点，教师自有教师之个性，学生自有学生之性情，岂可遽以主流意识形态统制？如果说，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求真，伦理学的目的在于求善，美学的目的在于求美，哲学的目的在于思考，语文也应该有其目的。
如果说语言的目的在于交流，而文学的目的既不是言情，亦不是言志，更不能沦落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
文学的目的应该是其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文学本身就是其目的。
今人大多侈谈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工具性不容置疑，但是语文也有非人文、反人文的一面。
语言也有暴力倾向，文学也有色情滥觞。
语文教学除了教会学生正确运用语言之外，还要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健康的文学观。
即使他们以后不把文学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也应当作自己终身的兴趣，也能尊重和理解那些把文学当作终身事业孜孜以求的人。
我读美国学者斯莱文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最大收获就是，要学会成为“有意识的教师”。
斯莱文认为，一个“有意识的教师”应该能够不断地反思其实践，清醒地认识到实践对学生的影响，并由此做出教学决策。
作为语文老师，更要注重“有意识的教学”，尤其不能人云亦云，照本宣科。
我觉得成为“有意识的教师”首先就要具备独立意识，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
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
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
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
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
“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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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
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
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
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
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
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
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
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
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
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
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
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
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
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域故也。
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
今世之後，更有來世。
其間倘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于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于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歲次甲戌六月三日陳寅恪謹序.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
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
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
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
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
“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
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應該如此。
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
我對胡適也罵過。
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誌。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
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
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
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
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
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
兩難。
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
去北京則有此兩難。
動也有困難。
自己的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國維詩。
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
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
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
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