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高考作文人物素材丨国学大师陈寅恪
人物素材——陈寅恪［人物品性］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解放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出版。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
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
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
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一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
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
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
宁折不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宁折不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
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祖父右铭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全家已由武昌迁回长沙，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拍摄的6岁的陈寅恪(右一)和兄弟姐妹们合影拒改一词书竟没能出版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
近代人物陈寅恪简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简评《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先生也许在近代史上并不广为人知，但是为何获得了如此多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文......我了解到陈寅恪先生却是从一句话开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是我偶然从阅读中看到的，当时感觉到这句话里面包含有很强的信念，非常大的能量，一种坚定的态度，并且结合自己对未来的一种思索，对社会的思考，我很想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近代史上最令我着迷的人之一，也很值得今日中国改革之时每一个青年，执政者，和为之奋斗的人所借鉴。
陈寅恪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和季羡林一样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在如今物质文明发达，和平发展的年代里面，我们却发现能坐下来像陈老一样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好多人去学习也只是为了一纸文凭，一份面包，而在陈寅恪那个外国列强侵略，国内十分混乱的局面之时还能沉心与学，很值得大家深思。
陈寅恪先生的另一个故事也很值得一提。
1953年已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
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
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
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
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
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
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一代大师 陈寅恪
主要成就
■考据学 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中国古代史
1、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 2、隋唐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提 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 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明清 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
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 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 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 色的包装着。 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 (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 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 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 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人物轶事
“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 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 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 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 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文五十二篇。 《陈寅恪先生全集》，里仁书局1979年，收文九十四篇。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
南渡北归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材料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先生。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这样的读音，有人曾请教他为何不予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
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在中国学术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时，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大家。
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等。
1937年，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个转向与抗战有关。
北平即将不保，父亲亡故、右眼失明的他携妻将雏，踏上流亡之路。
藏书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大部分被盗。
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以论带史，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说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为写这两部书，他曾躺在床上呻吟，对前来探视的邓广铭先生说：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
牛津大学1939年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席以待。
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
抗战胜利了，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
陈寅恪的助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
他来后，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
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经典语录作者：陈寅恪陈寅恪资料：出生日期：1890年7月3日，逝世日期：1969年10月7日。
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1925年，陈寅恪回国。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
陈寅恪名言陈寅恪经典语录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经典语录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
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柳如是别传》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
《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名言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
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
抛残歌舞种愁根。
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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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
【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
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
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
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
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
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
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
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
两难。
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
去北京则有此两难。
动也有困难。
我自己身体不好。
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
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
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
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
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