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
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
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
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
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
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
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
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
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
大师辈出、精英涌现。
陈寅恪先生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的璀璨巨星。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后人，佛房一盏明灯，照亮史学前进的道路。
一、初闻陈先生第一次初闻先生那是在无知的大二第一学期，记得某师老师讲课时说“做学问就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书写文章就要做到直掏心脏，立意拔高。
”上万老师的课总是能把迷失的自我拉回到现实的人生中，去思考，去感悟。
还记得第一次读的是陆键东老师著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刚开始读时心里只是带着老师给的任务去读，当慢慢深入了解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人生经历，我已由不情愿读转变为心向往之。
对陈先生充满了尊敬崇拜之情。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份沉重，除却陈寅恪晚年不得安宁的生活，还有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的凄凉。
字里行间，犹可清晰的的找寻到作者翻着泛黄的档案，动容而又感伤的印下上个世纪的学人风骨。
整本书刻画出了一个学者文人身不由己的画面。
我想，作者是极敬重陈寅恪的，那就难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丝丝的偏爱，一丝丝的怀念。
此书，与其说是在向我们展示陈寅恪的晚年光景，莫不如说是以陈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的沉浮录，一个群体有着难以自持以及身不由己的悲凉。
梁晓声先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在谈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
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有几分不痛快起来。
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这在中国绝对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起源，只不过是当今社会的现状加剧了此类现象。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他在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他敢于直面现实，坚持真理的重要原因。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是指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行动的精神。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随大流，不墨守成规。
他认为“独立思考才能得到‘自由独立的思想’”，只有靠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
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我尽力写到自己的思潮和自己的意思”，要求自己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不受任何集体思想的束缚。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是指对任何事物进行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行动。
他强调自由的思想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源泉。
他说“思想是个人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他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和约束。
他强调了自由的表达，他说：“一个人在言论上的自由，是在别的权利中表现得最生动和最本质。
”他认为，自由的表达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见解和思想，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
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使人们能够摆脱被动，去判断事物的好坏，真假。
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的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
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因为他认为这两种精神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人类才能摆脱黑暗和落后，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文明。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精神，并且付诸行动。
只有做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才能达到正确思考、科学决策的目的，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史料观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可以从古代至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他认为，先秦时期的文学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表达形式，而两汉时期的文学则更加自由，出现了许多新的表达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则更加细致，出现了更多的文学形式，如长篇小说、诗词、文论、论说文等。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前一个时期文学的延续，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为当今学者探讨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陈寅恪的精神与思想
陈寅恪的精神与思想（文/刘斌）⑴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⑵碑文表现出陈寅恪对王国维辞世的痛惜和对其精神思想的推重。
⑶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
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
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⑷可以说，陈寅恪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面对喧嚣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
虽然他有时迫于时势，噤不得发，但却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时候，他能欣慰地对世人宣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⑸《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一书的封底上写着：“在20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者们以其超迈的胸襟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重建文化，再铸国魂。
”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到底与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实际是一致的。
⑹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一直是人们所推崇的。
这两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相依托，相得益彰。
下面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析陈寅恪所倡导的这两个概念。
首先是独立之精神。
对于陈寅恪来说，独立意味着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外来的约束，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在面对种种复杂和残酷的现实条件下，不负以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能够独立思考，在人生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
在学术界，陈寅恪主张独立思考，不受权威和学派的束缚，不盲从海外学术，坚持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倡导自主与独立。
而在政治方面，陈寅恪坚决反对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干涉，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的决策权，独立的民族意识与自主意识。
其次，是自由之思想。
自由的思想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信仰、行为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把握和主宰。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学术界与政治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传统上的束缚，思维是相对僵化的，需要突破。
自由之思想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审视。
自由思想鼓励人们不拘一格，勇于挑战固有的思维模式，排斥教条主义和盲从主义，努力探索事物本质和深层次的含义，从而获得更广阔、更深刻的认识。
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相辅相成，它们的关系体现为“自我决策权的发挥”和“自由发挥主体性和个性”。
在现代社会，个体和群体在出行自由、言论自由、对外自主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也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不断开拓创新，勇于创新和创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为基础，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推翻陈旧的观念，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奋斗。
总之，独立之精神是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成功的关键，而自由之思想则是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
陈寅恪强调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创新，激发内在的动力和潜能，以求人的本真和价值的体现，这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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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程念祺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
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
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
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
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
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
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
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
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
”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
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
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
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
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依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史学与经学这两种不同的学问，竟是根本对立的。
首先是学问路径上的对立。
盖史学因“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故可以求真，且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而经学因“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或“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次是治学目标上的对立。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是治史者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治史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而“经学一途”，本身既缺乏“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的可能性，治其学者则贪图“声誉既易致，利禄亦随之”。
一种学问，学者若视之为博取“声誉”、“利禄”的工具，则这种学问本身即失去了意义；凡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固不耻也。
据此，王永兴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之盛，无如汉朝和清朝。
班固作《汉书》，对汉代经师亦有如此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
”（《汉书·儒林传》）班固之鄙薄汉代经学，与陈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经学如出一辙。
宜其同为史家，非偶然也。
论者或谓陈寅恪深得清代考据之旨。
王永兴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时下研究者多称赞寅恪先生擅长考据之学，这当然是对的；并学习他的精密考据方法，取得治史成绩，这当然也是可称赞的。
但这还不是陈寅恪史学。
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
”显然，在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有很高的史学立意；考据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学本身。
二、“宋贤著史之规模”的精义所在对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有多方面的总结；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宋贤，并在此基础上之创获，王永兴先生多有发明。
王永兴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
”特其师承有自，深通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旨，皆能具体入微。
“宋贤史学，今古罕匹。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此皆陈寅恪先生所言。
但是，要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史学渊源，还须深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先生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至大。
”先生指出：“所谓‘吾国学术风气转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学向‘宋贤著述之规模’的转变，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者，即因为其‘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也。
”先生认为，所谓“宋贤著述之规模”，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求真实，供鉴戒”。
如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供鉴戒”；“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就是“求真实”。
亦如欧阳修所言：“自君臣善恶功过与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
”先生说：“求真实、供鉴戒的主要内容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则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即此，则可知所谓“求真实、供鉴戒”，不仅是在一时一事的史实上求真，更在于在一长时段的历史中求一“贯通”之理，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只有这样，才堪称是“宋贤著史之规模”。
一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史学思想有极深的渊源。
其一方面固然是鄙视“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另一方面则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如欧阳修所说：“予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力，于是就而学之……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也。
”其撰著《新五代史》，斥冯道“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如司马光斥冯道“臣而不忠，虽云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赞张巡抗击安禄山，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
凡此，都与提倡“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有关，也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有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以“始得于韩”一语，来表明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则强调“欧阳永叔少读韩昌黎文”。
先生引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中“呵诋释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谏迎佛骨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等语，谓陈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于赞扬韩愈之“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精神，并赞扬欧阳修及宋代新儒家对这种精神的继承。
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
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
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
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总而言之：“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方面，就个人而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独立，此气节问题；民族独立，寅恪先生概括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