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悲情意识
重回“悲情”与超越“在地”①——中国台湾新锐导演戴德胤电影中的“台湾意识”

赵德胤是近年来中国台湾电影青年导演的佼佼者,其电影作品多次出现在东西方知名电影节及影展的名单上,成为标举台湾电影与“台湾意识”影响力的独特存在。
他特异的缅甸华人身份与非科班的从影经历,西方电影节青睐的敏感异质题材,近乎洁癖的纪实性作者电影风格,使他成为台湾电影的显著标签,亦成为我们透析新一轮岛内政治更迭情势下,台湾电影中的“台湾意识”特点变迁与发展的独特个案。
一、传统与现实:台湾意识的“第三条道路”自2000年迄今,中国台湾两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电影中曾经的大中国叙事被日益窄化的台湾叙事所替代。
从新电影继承而来的新写实传统和挥之不去的“悲情”意识在商业利益诉求和不断强化的“在地意识(情感)”“台湾意识”的挤压下渐行渐远。
虽然两者时空语境不同,但电影诉求都指向鲜明的“台湾意识”,“其核心就是强调台湾身份的主体性,并把台湾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历史关系重新思考。
”[1]不论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还是魏德圣的《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抑或是钮承泽的《艋胛》,台湾电影的改旗易帜并没有使“台湾意识”发扬光大,反而被其绑架与裹挟,在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和“后殖民时代的修正主义想象”主导下精神与气质不断内缩,再加上全球化时代两岸情势的根本转折,台湾电影陷入了“始终停留在某种区域电影的层面上自言自语”[2]的尴尬境地,随之而来的是“台湾意识”主体性的日益模糊与虚弱矫饰。
然而,近年来崛起的新锐导演赵德胤(Midi Z.)的“野蛮生长”似乎让人看到了打破僵局的一丝曙光。
他虽入籍台湾,但曾经的缅甸华人生活经历勾连起台湾大多数导演所没有的离散的历史血缘与“台湾意识”的“他者”审视。
在电影创作上,从2011年剧情长片系列“归乡三部曲”(分别是《归来的人》(2011)《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2012)《病毒》(2014))到最近剧情片《再见瓦城》(2016),再到重回“悲情”与超越“在地”—— 中国台湾新锐导演戴德胤电影中的“台湾意识”张松滨(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摘 要] 赵德胤是近年来中国台湾电影涌现新锐青年导演,其作品折射出“台湾意识”出现的新变化。
台湾悲情意识

1
日据时代里,台湾的浮世光影
2013-6-10
2
什么是“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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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线
1947年2月27日,台 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 血案。
经过
此事件触发2月28 日台北市民的请愿、 示威、罢工和罢。 同日,包围台湾省 行政长官公署的请 愿市民遭驻署的卫 兵攻击,事件因此 由请愿转变而为对 抗公署的政治性运 动,进而激化为省 籍、族群冲突。
《亚细亚的孤儿》是在日本据台时期,生亍台湾、长亍 斯土的台湾人所描写的纪录性浓厚的创作。世界上没有所 谓台湾人,假如有的话,那是住在深山里的番社的人吧。 普通被称为台湾人的,实在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事实 虽如此,可是当时,不但日本人,连中国方面也称他们为 台湾人,而加以歧视。这篇是在此时此地的台湾青年所述 的自传式小说……。
20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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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
• 吴浊流(1900年6月2日-1976年10月7 日),本名吴建田,生于新竹县新埔镇, 台湾著名诗人、教师、记者、小说家。 以《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 《台湾连翘》等长篇社会批判小说闻名。 曾居苗栗、南京(与李白滨同住),后移居 台北市。台北师范毕业,栗社诗人,为 台湾二次大战后重要的文学作家,曾创 办《台湾文艺》杂志,并在晚年设立吴 浊流文学奖,被誉为“铁血诗人”。
吴浊流(1900年6月2日-1976年 10月7日),本名吴建田
2013-6-10
• 《亚细亚的孤儿》这本长篇小说, 被公认为台湾文学的代表作。它 使我们重新对这个岛屿上所发生 的人类纪录,再做了一次检讨。 读完这本书,使人对于统治者的 狰狞面目,以及处于殖民地人民 的痛苦情形,获得更深切地了解。
被放逐者的悲情——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乡愁意识

这样 一个 自我放 逐 的人 物形 象 。如 同他名 字所 昭示 的一 样 , 这个 刻意 和 中 国背 景割 断联 系 的灵 魂 , 企 图 通过 疯 狂地 学习 西方 文学来 抹掉 自己身上 的 中 国痕 迹, “ 平 常太 忙 了 , 一 钻 回他 这 间 地 下 室 , 就 忙 着 烧
2 0 1 3年 3月
中 国石 油 大 学 胜 利 学 院 学 报
J o u r n a l o f S h e n g l i Co l l e g e Ch i n a Un i v e r s i t y o f P e t r o l e u m
Ma r .2 O1 3
第 2 7卷
第 l 期
Vo L 2 7 No . 1
d o i : 1 0 . 3 9 6 9 / J . i s s n . 1 6 7 3 - 5 9 3 5 . 2 0 1 3 . O 1 . 0 1 5
被放 逐者 的悲情
台湾 现 代 派 小说 中的 乡愁 意识
帅 震
( 山东 财 经 大 学 文 学 与 新 闻 传 播 学 院 , 山东 济南 2 5 0 0 1 4 )
[ 摘 要] 在孤悬海隅和 自 我放逐的历史背景下, 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乡 愁意识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
国传 统 乡愁 文 学所 能 昭 示 的 意 义 。孤 绝 感 受和 乡愁 情 结 互 相 绞 绕 , 又互相设 定 限度 , 共 同呈 现 着 被 放 逐 者 的 心 灵 症 候 。 白先 勇 小说 中 畸 变 离散 的 “ 纽 约客 ” 、 “ 台北 人 ” , 聂 华苓 、 於 梨华 笔 下 孤 独 无 根 的 人 物 系列 , 七 等生、 马 森 作 品
台湾文学_悲情意识_的生成与演变_蓝天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蓝天(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广东广州510091)摘要: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
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
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台湾文学;悲情意识;孤儿意识;文化乡愁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朱光潜先生在阐释悲剧与人类命运关系时,曾引用西方学者狄克逊的观点:“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
”[1]216台湾文学作品中“悲情意识”的形成,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密不可分,长期与大陆的隔离,使台湾人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身陷压制与抵抗,理想与挫折的“人生困境”,使许多台湾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无奈与悲凉的情绪。
台湾文学的“悲情意识”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有把它放到历史的坐标中,才能真正揭示“悲情意识”与台湾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正如黎湘萍先生所说,台湾“一直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这一点使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
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了悲情的救赎。
”[2]44这种悲情既体现了汉民族自我反省的文化传统,又反映出台湾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它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囿于台湾历史文化的格局中,把“悲情意识”置于台湾的文化场域中去解读,它的全部内涵就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论《台北人》中的死亡意识

论《台北人》中的死亡意识【摘要】:《台北人》中始终贯穿着“死亡”的意识,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和浓重的悲剧气氛。
文章就三个部分:“死”——人类永恒的困境、灵性的丧失、传统文化的没落来对全书的死亡意识作阐述,从而对白先勇对人类与文化的关照作一点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死亡;困境;灵性;传统文化白先勇的代表作《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探讨了三个主题:“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
而在这层层递进的三个主题中又始终贯穿着一个意象结:“死亡”,从而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和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死”——人类永恒的困境将《永远的尹雪艳》列为《台北人》第一篇,颇有开篇明义的味道。
表面上,它描述一幅台北上流社会的画面,衬托出一个风华绝代的社交名媛——尹雪艳。
但仔细读来,全文却无不暗示着尹雪艳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死神”,是《台北人》中感觉最“冷”的一篇。
首先,作者从外在形态上来极力暗喻尹雪艳实是一个“死神”——开篇就写:“尹雪艳总也不老”,继而写其走路的姿态:“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在徐家灵堂上,“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又“踏着她那轻盈盈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
而尹雪艳的打扮装束也颇独特——“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浑身银白,净扮的不得了”等等。
就这样,白先勇在对尹雪艳的外在形态上,反复使用着这几个词“风”、“素白”,从而寓意尹雪艳那如死神一般神秘、冰冷、无情的特性。
而众口相传也更增添了尹雪艳如“死神”一般的神秘气质,同行的姐妹淘嘈起说她“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而上流的太太们又数落她“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会算命的吴家阿婆则说她不是“真人”,是“扰乱人间的妖孽”。
这些传言,实是作者借着人物之口来暗示着尹雪艳带着“死神”一般让人心生畏惧却又无法逃避的魔力,而任何与她有着关系的男人都免不了败亡的事实也暗示我们,她就是一个死神,当她的指尖落在谁的头上,谁就绝摆脱不了死亡的厄运,而且死的极为凄厉恐怖。
一种温婉的平静——论《台北人》悲剧心理的生成机制

一
尽她 们 妩媚 ,犹存 的风 韵让 她们 依 旧如鱼得 水 ;而娟 娟 、蓝 田玉 又
一
,
种关于今非昔 比的怜悯
亚 里士多 德在 《 诗学 中将怜 悯定 义为 悲剧 的基本 心理元 素 之 其和 恐惧 一起 产生 悲剧 快感 ,对 于这 种 内涵外 廓都 极其 复杂 的 心理活 动 , 朱光 潜先 生在 《 悲剧 心理 学》 一 书 中有如 下解 释 , 怜悯 “ 当 中含 有主 体对 于怜悯 对象 的爱 或是 同情 ” “ 客体 不是处 于苦 难之 中 , 就 是表 现 出某 种弱 点 或是 缺 陷 ,显得 脆 弱娇 嫩 而且 无依 无 靠 ” , 同时这 又必 须是饱 含哀 伤 的格 调的 。所 以 ,爱 ( 或是 同情 ) 、惋 惜 以及 “ 悲哀 的秀美 ”构 成 了怜悯 最基 本 的审美 要素 。而 具体 到 《 台 北人 ) ),这其 中的怜 悯是 一种 怎样生 成 呢? 小 说主 要通过 今 非昔 比的荒 凉生成 悲悯 情绪 。 《 台 E 人》在 书 前 引录 了刘 禹锡 的 《 乌 衣巷 》 ,一 句 “ 旧时王 谢堂 前燕 ,飞人 寻 常 百姓 家 ”道 出 了这 整本 书 的主题 ,十四篇 小说 旨在 描 写过去 与现 在 的对 比 ,这种 对 比正如 同欧 阳子 的评论 , 过 去是 青春 、纯洁 、爱情 、 成功 、荣 耀与 美 的 ,而 现在 却 是年 衰、腐 朽 、物质 、失 败 、委琐 与 丑 的。社 会 的遽变 、历 史 的前进让 曾经 的叱咤 风 云、繁 花似 锦烟 消 云散 :曾经生 机勃 勃 的李 公馆 现如 今 已妻 离子 散 、衰 落颓 败 (《 思 旧赋 》 ) ,曾经恪 尽职 守 、正义凛 然 的秦 义方 在李将 军 的葬 礼上 屡 遭尴 尬 ( 国葬》 ),蓝 田玉 当年 的风华 正茂 、荣 禄 富贵 随着钱 鹏 公 的逝去 而殆 尽消 失 (( ( 游 园惊 梦》 ),为爱 执着 的朱 青 现也 已经 变成 爱 吃 “ 童子鸡 ” 的交 际花 (《 一把青 》 ) 。面 对 残酷 的现 实 , 他们 有些 人 能够从 过去 走 出来 ,即使 如何 的惆 怅无 奈 ,也都 勉 强应 对 现实 ,如 一 把青 》中的朱青 ( 《 金 大班 最后 一夜 》中的金大 班 , 而有 些 却完全 活在 过去 ,在 自艾与暴 弃 中逐渐 走 向 自身的 灭亡 ,如 《 那 血 一样 红的杜 鹃花 》 中的 王雄 、 《 孤恋花 》 中的娟 娟 。正是 在 这 种无法 长葆 青春 的讲 述 中 ,读者对 这 一群 今非 昔 比的落 魄人群 产 生了同情,为他们抓不住青春与荣耀的尾巴而感到扼腕叹息,于是 爱、同情 、悲哀的秀美等情感元素交错混杂 ,一种哀戚、伤痛的悲 剧 阅读氛 围不 禁油 然生 成 。 而书 中有 关舞女 个人命 运 的今昔 对 比更是将 读者 的怜 悯情 绪推 向了极 致 。尹雪 艳 、金大 班是 其 中的一 类 ,岁月 的变 迁似 乎总磨 不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思想意识与传统主题
一
在 白先 勇的写作观念里 , 宿命 论思想严重。如《 孤恋花》 , 作者不 止一次透过娟 娟的 口说“ 阿姐 , 这是命 ” , 而“ 我” 也 老 觉得娟娟身上有某种冤孽存 在。这种“ 孽” 在所有理 胜修养与 意识控制的掩盖下 。人心深处确实隐含着一个 幽暗 阴森的罪 孽深 渊 , 而当这份孽不幸 发作起来 , 就是一 股绝 对无法抗 拒 的魔力 , 把 人往下 拉 , 吸吞 入一个 不见 天 E l 、 幽 暗无 比的深 渊。又 如《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 结尾暗示王雄魂兮归来 , 化作满 园怒放 的红杜 鹃以及舅妈的梦等等 , 都显现 了作者的
白先勇 的美学思想及创作起 了重要的影响 , 给他的美学思想 覆盖着一层淡淡 的历史幽情 ,羼合了一种离落 的悲怆情 调 , 有着一种奇异的虚幻感和空漠感 , 耐人寻味 , 催人醒悟 。在他 的创作 中就处处 表现为对 自己最 辉煌 的时代 、对 过去 的哀 悼 。在《 台北人》 的扉页上 , 他写下了这样 的题 词 : “ 纪念先父
封建统治的最高决策 , 所 以政治理想 与社会现 实的矛盾是必
然的 , 在理想 和抱 负无法得 到最高统治者认可 、 采纳 , 大厦将 倾无力 回天时 ,他们便 无一例外地表 现 出深 深的失望 和感
伤, 这种情绪几乎成 了传统文学 的最大特 色。在此传统 的浸 染下 , 忧世情 怀也 就成 了传统文学 的一个鲜 睨特点 。这些对
白先勇《 台北人 》 中的十 四篇短篇小说 , 写作技巧各不相
பைடு நூலகம்
同, 长短相异 , 每篇都能独立存在 , 皆为上乘之作 。在这些作
最新 乌衣巷,堂前燕——论白先勇《台北人》悲剧意识-精品
乌衣巷,堂前燕——论白先勇《台北人》悲剧意识白先勇在其小说集《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堂前燕,败落而失望怆然,四散纷飞,好不凄凉。
此诗的悲剧意蕴也正是契合《台北人》的主题,同为喟叹在历史风浪中没落与衰亡的挽歌。
白先勇先生的短篇集《台北人》主要书写了那个时代的流变沧桑和置身动荡年代的人物的悲剧命运,其悲剧意识通过运用“意识流”、“家国同构”以及“戏剧化”的小说技巧方式道尽了那些从大陆退居迁移台湾的各色人物在历史风浪中感知到的世态炎凉与沧桑。
一、美人迟暮:“意识流”与回忆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在其人物塑造与叙事方面有其共同特征与独特技巧。
作者描写了台湾社会缩影中各个阶层的人物及其复杂关系,这些人在难以忘怀过去,敢爱敢恨、充满沧桑感等方面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
“台北人”的名字本身就具有一种时间的流变感:本是大陆人,后为台北人,这些人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去台湾的,离开大陆之时或是已有美丽爱情的年轻小伙,或是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或是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有名将军,或是贵族的太太们,有名的舞女,还是士兵和佣人等等,他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回忆起过去之重负,也会直接影响到目前的现实生活,从大陆到台湾,空间的转化,时间的不复,都不能回到那时那地。
比如尹雪艳在台北的公馆气派十足,但总不想低于当时上海霞飞路的排场(永远的尹雪艳),虽然朱青身边有三个空军小伙子,但总归不是她的郭轸,也万不及当年的那份情意(一把青),金大班最后搂着的那个年轻男人虽然同样是清清爽爽的腼腆小伙,但终究不是当年的月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赖大哥在除夕宴席上的借酒性而发的今不如昔的议论(岁除),还是秦义方在国葬时对当年风光的恋恋不舍(国葬)等等……十四篇短篇小说中,无不例外的描写了在剧烈的历史时空转变下,痛苦、忧愁、失落成为“台北人”共同的情感和“美人迟暮”类型的变异。
《悲情城市》电影影评
《悲情城市》电影影评台湾,这片美丽而复杂的土地,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情感。
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以其深刻的主题、独特的叙事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展现了台湾在历史变迁中的悲情与无奈。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45年至1949年间,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的影响和政治动荡。
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揭示了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的苦难和挣扎。
“山峦无声,傍海观苍穹”,影片开篇的山峦和海湾景色,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清冷、绝望、悲凉充斥着影片的情感基调,画面也呈现为“冷色调”,与台湾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呼应。
在四下凄寒的环境中,人物们的沉默少言,更增添了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林文清的聋哑设定,使他成为了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他于无声处抒发内心积压的慨叹,让观众更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无奈。
在《悲情城市》中,文字主要作为字幕的形式出现,承担客观事件描述和人物文本对话两个主要角色。
这些文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情感表达。
它们客观、忠诚地记录了影片中林家的历史,以小见大,使电影带给观众的情绪更加深化。
看似不能说话的文字,实际发出的是振聋发聩的呐喊。
同时,影片中包含国语、日语、粤语、闽南语、上海话五种主要语言类型,五者间文化的交错,体现出台湾人文化归属的不确定性。
他们究竟该以何种语言为官方话语?在语言的认知领域,《悲情城市》中的人物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语言的混杂和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台湾在历史变迁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此外,电影中的照片也无声地诉说着历史。
林文清作为一名用相片记录人间事、不能开口说话的人,他用自己无声的方式诉说着历史。
影片中拍摄林文清在修复底片的镜头,不由使笔者联想到《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郭文林一行人对书画作品的忠实复制,他们都在通过一种安宁、精致的方式审视历史。
而在影片最后拍摄全家福的片段中,林文清在拍照前特意梳妆打扮,走到“假景”前和妻儿坐定。
与三人背后温馨西式家庭的布景相比,他们的生活可谓苍凉凄楚,正如邻居所言:“日子不好过”。
从闽南语歌曲看台湾人的“悲情意识”
Perspective Taiwan's "tragic consciousness"
from Hokkien song
作者: 黄鸿飞
作者机构: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出版物刊名: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页码: 80-85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3期
主题词: 台湾人;闽南语歌曲;悲情意识
摘要: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发展轨迹造就了台湾人独特的心理性格之一——“悲情意识”。
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台湾至今仍与祖国大陆分离,造成两岸之间隔海相望,民众缺乏交流,产生一定的隔阂,而音乐是时代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往往具有时代的烙印,闽南语歌曲作为台湾社会广为接受并传唱的流行音乐,透过不同时代的闽南语歌曲,从其悲凉伤感的曲调和字里行间透着哀怨凄美的歌词中深刻地感受台湾人心中所流露出的悲情意识,有助于祖国大陆民众增强对台湾同胞的了解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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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 对于来台的大陆人来说,台湾只是 一块暂栖地,无法成为他们心灵的 归宿和精神的家园,然而,归乡的 无望,注定这群人要成为飘零远方 的流浪者。人生的失意和凄凉、浓 烈的乡愁和悲叹融进五、六十年代 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作品之中,呈现 出苍凉悲怆的历史意识。
“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伤怀的 追掉,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 首》,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 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 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 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 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 无常感。 ——白先勇
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通过影响台湾政治,继而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不 断给两岸和平统一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出现了利用此来提出“打压悲 情”,这种行为不仅在海峡两岸之间设立了重重障碍,阻扰了两岸的交 流,异化了两岸的社会,也使台湾岛内民众对大陆反独促统工作的认识 陷入混乱,大大增加了大陆做台湾民众工作的难度。综上所述,一方面 悲情意识的增长促成了现代台湾政局的演变,另一方面,悲情意识又被 “台独”势力所利用和改造,成为其工具,人为制造了两岸的认同危机。
吴浊流本人对胡太明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做过高度 概括:说起来胡太明的一生,是在这里被扭曲的历 史下的牺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托离开故乡,彷 徨日本,也渡海到大陆,然而哪里都没有能够让他 安住的乐园。因此,他一生苦闷,觉得没有光明, 心情忧郁,他不断追寻理想,但理想往往背弃他, 终于遭遇到战争的苛酷现实,他脆弱的心灵受不了 ,一下子就发疯了。” 这种无根的悲哀是日剧时 期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心灵之痛。
记得连战在北大演讲时,特别说道希望大陆人理解台湾人的 “悲情意识”,不要将其与台独思想混为一谈。 什么是所谓悲情,这种“悲”和“情”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台湾人心中有“悲”,这种“悲”,不是悲痛,而是“哀莫 大于心死”。生活在那个美丽岛上的人们的确饱受历史的愚 弄,以至于他们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再也辨不清方向。
悲 情 城 市
剧情介绍
电影剧照
创作灵感 时代背景 观后感
剧情介绍
台湾基隆一户林姓人家有四个儿子。老大文雄 主持家事。老二被征调南洋当军医,一去不返。老 三文良被征到上海,为日军作翻译。四弟文清自幼 聋哑。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 。老三回来后 因汉奸问题,被打得精神失常。一次,大家慷慨高 歌《流亡三部曲》,老三受歌声刺激,精神恢复正 常。但后老三从事伪钞生意,时常互相仇杀。后流 氓勾结上层官府,以汉奸罪逮捕老三。老大多方奔 波,终使老三获释,但他的疯病却复发。哑巴老四 脚踏实地,从事照相业务,与当护士的宽美结为夫 妻。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百姓反对国民党统治,国 民党大肆镇压。不久,一些为台湾前途而奋斗的志 士在活动中走风失事,老四被捕。老大在声色场中 死于流氓的枪击。老四的妻子茹苦含辛,抚养着呀 呀学语的幼儿。
观后感
看完电影《悲情城市》不禁让人长舒一口气,贯穿电 影始终的那种悲凉和阴郁的感觉充塞人的心头,没有现在 卖座的大片的刺激人观感的视觉效果,只有侯孝贤代表性 的长镜头下来来往往的人和事,影片节奏缓慢,像缓缓流 淌的江水,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涌动,于无声处见真 章,震撼人心。导演透过电影的影像和声响传达给观者的 感觉不禁让人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冷漠、凄清、惆 怅、忧伤。源自中国传统抒情诗歌的情调和氛围,好像是 一幅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朦朦胧胧,但是却完整而充满激 情地勾勒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
一、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台湾特殊的政治选情与现状造成了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泛 滥,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悲情意识成了在各政党竞选和 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核心话题,这使得台湾政治在很大 程度上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在台湾岛内,政治生活不再关 注民主、自由、教育、民生、经济、生态等关乎台湾民众 切身福利的问题,台湾的政治话题都围绕在“统”和 “独”、“蓝”与“绿”的无休无止的立场争论之中。
林海音、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作家,生于 大陆,长于大陆,他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都有大陆故乡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他们的生命之 根和文化之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大陆。这部分作 家的创作素材主要取自来大陆人员的现实生活, 表现他们生活的窘境和思乡情结,以及文化上的 无“根”意识,同时,借助这些人物的愁绪浇作 者心中之块垒,寄寓自己的思乡文化情感。
产生原因
主要表现
影响启示
台湾人的悲情意识主要来源于哪呢?想到这个我们总会联 想起两个事件,一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二是二二八事件 的发生。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下条约将台湾岛割让 给日本帝国主义,台湾民众“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 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 野。”悲惨至极。 另一源头则是非常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聂华苓《台湾轶事》 林海音《孟珠的旅程》、《蟹壳黄》 白先勇《花桥荣记》、《台北人》 吕赫若《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故乡 的战事二:一个奖》、《月光光—光复前》 《卖烟记》、《波茨坦科长》、《冬夜》
台湾“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发的“群 体事件”。 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 ,台北市一个带着儿女艰难 度日的寡妇林江迈的小烟摊,被9名政府执法队员“执 法”,林寡妇被“执法”得头破血流。政府毫无人道的暴 政与暴行激起广泛的民愤,最终酿成了席卷台湾全岛的 “二二八事件”,数万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 反”(马英九语)中被杀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称为 “2.28起义”,实质上它是一场民主运动,虽然招致了当 局的严厉镇压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终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走 向。
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 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
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 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轰轰烈烈的台湾“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 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 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但至少有数千同胞惨遭杀戮。 3月13日,起义失败。
一二·二八事件”所加重的台湾民众悲情意识不应继续加 深。
三、国民党知错认错有利于消除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 四、正确认识“本土化”有利于分析台情和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实也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诉求和 “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形式。 六、纪念“二·二八事件”应达到促进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
“身似寒蝉合禁声,一场春梦欠分明。可怜隐痛无 人会,夜夜虚堂坐六更。”(庄嵩《春梦》) “沧海遗民在,真难定去留。四时愁万里,万事死 前休。风月嗟肠断,山川对泪流。醉乡堪匿影,莫 作杞人忧。”(王松《感述》)
《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从1943 年开始动 笔,到1945 年才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全部 用日文写成,作品借主人公胡太明的生活经 历,把台湾同胞的“殖民创伤”归结为“孤 儿意识”,深化了“悲情”的内涵,揭露了 殖民者的“精神暴力”的罪恶。
创作灵感
对于《悲情城市》的创作灵感,侯孝贤在一 次访谈里说道,“最早是来自于我对台湾歌的喜 爱。那时候我听到李寿全新编洪荣宏唱的《港都 夜雨》,那种哺哺哺的萨克斯风节奏,心中很有 感触,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土 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 正因为如此,《悲情城市》中画面的节奏和转换、 片中的各种音乐和声响都具有如歌般的抒情性。 以至编剧朱天文也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 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最终失败
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 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 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有人说有3万人(确切数据是800多人,由当 时行政院长郝伯村核对户口,发现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人口八百五十 六个人,包括发现死亡六百八十人,失踪一百七十六人)。此外,还 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 法组织遭取缔。
“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命中注定 我们是畸形儿,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却要遭受这 种待遇是很不公平的。”
在日据的环境下,他始终摆脱不了个人身份的困惑,逐渐产生 “分裂”的心态:一方面胡太明从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教 育,认同母体文化;另一方面他又是生活在殖民地环境中,逐 渐被异族文同化,两种不同的文化想象淆乱了胡太明的民族记 忆。后来胡太明转赴大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被首都警视 厅怀疑是日本间谍,不得不逃回台湾,但是回到台湾,他又被 日本人看成中国的间谍加以跟踪监视,无论是日本还是大陆, 他都没有找到精神寄托的地方。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 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 3月8日,委员会通过“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 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 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3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武装反抗独夫统 治——台人成立临时自治政权”、“台人进攻蒋军政机关”、“二·二八处理 会通过——改革台政方案”,高度评价台湾人民的起义斗争,肯定台湾人民要 求民主、自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但国民党当局从内地调集大批军队和宪兵入 台进行血腥镇压。
一、去国离乡的哀伤与惆怅
二、殖民统治下的痛苦与抗
三、漂泊者的“乡愁”与回归者的“悲怨”
就生命个体而言,悲剧情结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 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马关条约》 签定之后,许多台湾本土的文人,“义不臣倭”,满怀悲愤内渡大 陆,安平县举人汪春源曾上书朝廷,痛陈割地卖台给当地民众造成 的巨大痛苦:“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 然死有隐痛,” 表达了强烈的被出卖、被抛弃的怨恨情绪。丘逢 甲也在《离台诗之一》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他的另一首著名诗歌《春 愁》,更是揭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伤痛:“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心惊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短短28 个字,却“几乎是用血和泪写的”,饱含了对山河破碎、外族凌虐 的悲愤,这种悲绪弥漫着整个台湾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