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批评过的现代文化名人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后改名周樾，字矛堂，再改名为鲁迅，字矛盾。
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评论家和翻译家。
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批评风格而闻名，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十年里，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对其进行了个人评价，以下是其中几位名人学者对鲁迅的评价。
1. 陈寅恪（1890年-1969年）：陈寅恪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
陈寅恪对鲁迅的评价是：“他力争出从心胸处活动的思想，坚持使用逻辑上合理的语言形式展示出来。
”他认为鲁迅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完美结合，他的作品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字精炼，极具说服力。
2. 胡适（1891年-1962年）：胡适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鲁迅的朋友和同事。
胡适曾说：“鲁迅是看透了中国社会毛病的，他永远认真地向着现实而不后退。
”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感和震撼力。
3. 钱钟书（1910年-1998年）：钱钟书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和教育家，他也是鲁迅的亲戚。
在他的著作《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中，他深情地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文艺先驱，为了文艺事业，可谓用了无怨无悔的生命。
”他认为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作品对于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的风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吴宓（1909年-1995年）：吴宓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他对鲁迅的评价是：“鲁迅思想独立，时代意识强烈，追求艺术与真理结合的完美。
”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承载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
5. 郭沫若（1892年-1978年）：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他也是鲁迅的同事和朋友。
郭沫若曾赞誉鲁迅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里程碑。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五篇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优秀范文1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学术界确实很难找到关于朱氏和绍兴的关系。
“朱自清到过绍兴，但他没有留下关于绍兴的具体文字。
”朱文斌说，关于绍兴的风物，他有提到花雕和兰亭，但只一笔带过。
唯有一篇《航船中的文明》，写了作者从绍兴府桥乘坐夜航船到西兴渡口的经历，用反讽的手法对航船中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进行了批判。
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姜建在论文《朱自清与鲁迅文学传统》中标注，朱自清总共见过鲁迅3次：1926年8月30日在上海消闲别墅出席欢迎鲁迅的晚宴，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赴鲁家邀请鲁迅去清华大学演讲。
“但鲁迅没有答应。
”文学博士李先国说。
朱自清跟家乡唯一清晰、深厚、有迹可寻的联系，就是他曾经执教的上虞春晖中学。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
来上虞之前，他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是省立一师“后四金刚”之一。
来到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后，又成为早期春晖中学的教育革新者，倡导男女同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等先进教育思想。
写下了《春晖的一月》、《教育的信仰》、《团体生活》等文学和教育文章。
“从1924年2月下旬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在春晖中学教了一年半书，但他的家属住了5年时间。
”上虞春晖中学名人故居管理员徐东根老师19日告诉记者，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就去了清华大学教书。
在徐老师看来，短暂的春晖经历同样让这位大学者、教育家深深眷恋，这除了体现在他留下家属继续住在春晖外，还体现在他到清华不久，即写下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虽然写的是清华园的荷塘，但也有春晖的影子在其中。
春晖中学早期也有一个荷塘，从气息上他可能把两者合二为一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朱自清第二个儿子朱闰生就是在春晖出生的。
”在春晖中学朱自清故居的“朱自清年表”上，其中一栏写着：“1925年，‘五卅’后一日，二儿闰生生于白马湖。
”朱闰生从山西财政厅退休后，曾经来过春晖中学寻访父亲的足迹。
“看到这个年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在这里出生，非常高兴，拍了很多照片回去。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1、林纾，字琴南。
1852年生。
福建闽县人。
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
曾任教京师大学堂。
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
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
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
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
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
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
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
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
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
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被人们所敬仰。
他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浩繁的作品，而且还有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于和平年代的青年来说，学习鲁迅的爱国精神是尤为重要的。
它能使我们记住那段屈辱的的历史，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强大而奋发学习。
希望读过本文的人在重大抉择面前，能够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而奋斗了一生，——横眉冷队前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从而能够得到一些力量和启示。
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
鲁迅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作品所显现的人文情怀、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至今辉耀着文学史册。
他的创作实践所凸现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立人”思想，文艺批评坚持的“求真”精神，对同样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青年鲁迅《自题小像》的诗作，就是一篇担忧国家命运、决心以血献身的宣言。
他与在日本留学的一批反清志士关系甚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
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直指“吃人的社会”，呼唤“救救孩子”；《药》颂扬革命先驱夏瑜，抨击没落社会的黑暗。
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
鲁迅在各类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参加了浙江两级师范驱逐守旧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等许多进步宣言上签名。
他支持左翼作家，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痛斥北洋政府屠杀爱国学生而作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悼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暴政、鼓呼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
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脱离政治（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不可能的，这恰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荒谬。
没有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没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产生热情和冲动，哪怕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作家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五篇
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五篇绍兴地区的名人事迹优秀范文1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学术界确实很难找到关于朱氏和绍兴的关系。
“朱自清到过绍兴，但他没有留下关于绍兴的具体文字。
”朱文斌说，关于绍兴的风物，他有提到花雕和兰亭，但只一笔带过。
唯有一篇《航船中的文明》，写了作者从绍兴府桥乘坐夜航船到西兴渡口的经历，用反讽的手法对航船中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进行了批判。
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姜建在论文《朱自清与鲁迅文学传统》中标注，朱自清总共见过鲁迅3次：1926年8月30日在上海消闲别墅出席欢迎鲁迅的晚宴，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赴鲁家邀请鲁迅去清华大学演讲。
“但鲁迅没有答应。
”文学博士李先国说。
朱自清跟家乡唯一清晰、深厚、有迹可寻的联系，就是他曾经执教的上虞春晖中学。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
来上虞之前，他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是省立一师“后四金刚”之一。
来到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后，又成为早期春晖中学的教育革新者，倡导男女同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等先进教育思想。
写下了《春晖的一月》、《教育的信仰》、《团体生活》等文学和教育文章。
“从1924年2月下旬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在春晖中学教了一年半书，但他的家属住了5年时间。
”上虞春晖中学名人故居管理员徐东根老师19日告诉记者，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就去了清华大学教书。
在徐老师看来，短暂的春晖经历同样让这位大学者、教育家深深眷恋，这除了体现在他留下家属继续住在春晖外，还体现在他到清华不久，即写下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虽然写的是清华园的荷塘，但也有春晖的影子在其中。
春晖中学早期也有一个荷塘，从气息上他可能把两者合二为一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朱自清第二个儿子朱闰生就是在春晖出生的。
”在春晖中学朱自清故居的“朱自清年表”上，其中一栏写着：“1925年，‘五卅’后一日，二儿闰生生于白马湖。
”朱闰生从山西财政厅退休后，曾经来过春晖中学寻访父亲的足迹。
鲁迅当年是如何痛骂胡适的
鲁迅当年是如何痛骂胡适的1925年，鲁迅辛辣嘲讽胡适“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让人作呕1、胡适主张学校是教学机关，不应该卷入政治漩涡尤其是党派斗争漩涡中去，鲁迅骂他出卖灵魂，令人作呕鲁迅年长胡适10岁。
二人之友谊，始于1918年（共同为《新青年》撰稿），终于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生嫌隙）。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不少这段时期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如“与启明（周作人）、豫才（鲁迅）谈翻译问题。
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
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
”①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鲁迅对胡适的《西游记》、《水浒传》研究，提供过不少帮助，也称赞过胡适的某些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②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
胡适也受波及，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之前也有过讥刺，但程度甚轻），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
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③嘲讽的原因如下：女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于事后发表公开信，呼吁学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胡适的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极大的不满。
④2、女师大学潮中，学生一方粗暴剥夺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鲁迅指责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并非事实20年代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过大，与女师大风潮有极大关系。
【名人故事】钱玄同与鲁迅的矛盾
【名人故事】钱玄同与鲁迅的矛盾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与鲁迅共同战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但五四运动的风暴一过，钱玄同当年向封建文化冲锋的豪情逐渐消失，与转向左翼的鲁迅分道扬镳了。
并且还激烈地反对鲁迅宣扬“左联”的革命观点。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来到北平探亲。
当时，钱宣通担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学生们想邀请鲁迅在学校发表演讲。
在不知道鲁迅地址的情况下，他们满怀信心地问钱玄同：，
励志演讲
没想到，钱宣通“像炸弹爆炸一样喊道：‘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姓吕的人！’”学生们非常生气。
他们决定自己去找鲁迅。
钱宣通还威胁学生说:"如果鲁迅来师范大学演讲,我就不当导演了!"尽管受到了他的恐吓，学生们还是邀请了鲁迅先生，并把钱的态度告诉了鲁迅。
鲁迅深情地说：“钱玄同真傲慢！”11月27日，鲁迅先生冲破重重障碍，在北平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
钱宣通听到这个消息很尴尬，但他没有辞职。
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五四运动中一位伟大的反封建将领，钱玄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篇讽刺钱玄同的打油诗：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为什么不赌猪头，抵制辩证法呢。
被鲁迅骂过的人
鲁迅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代骁将，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毛主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的当时，虽有"左"的右的以及自称"中间"的各方势力夹击，进步青年却一直奉他为精神领袖。
鲁迅因其文风泼辣，力透纸背，经常在文坛犀利的批评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和事物。
随手一列，他骂过或者冷嘲热讽过的人有吴稚晖、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周扬、成仿吾、章克标、邵洵美等，与他打过一点笔墨官司的人里甚至还有夏衍、朱光潜、李四光、施蜇存等。
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几种情况。
被鲁迅骂过的人，不一定都错，更不一定都坏，比如郭沫若、成仿吾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都是好样的革命家，包括章士钊老先生和梁实秋老先生，依然德高望重。
被鲁迅所喜欢的人，解放以后好象都倒过一点霉。
“奴隶总管”胡风成了反革命，丁玲、冯雪峰是右派，而被鲁迅引以为战友的瞿秋白，文革中从烈士一下子变成了"不足为训"的叛徒。
当然后来这些人也都平反了。
也有被鲁迅骂过现在真成了坏人的如迪克即张春桥。
探讨鲁迅先生的缺点与不足，是可以的，但鲁迅的精神决不容亵渎。
下面，我们把被鲁迅骂过的名人找重点的说一下：梁实秋看到这个名字，我们恐怕马上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
而他也是与鲁迅先生笔战时间最长的一位现代文化名人。
二人的笔战，起初系由对文学的阶级性的不同看法引起，后又延伸到很多方面。
留学美国，师从白璧德的梁实秋主张文学的人性论，而鲁迅却持相反的意见。
可以说，论战之初，还主要在文艺思想的学术范围内，但渐渐双方都过火了，都在一定程度上掺杂进了强词夺理、意气用事，甚或抵毁谩骂，正是在此特定的氛围中，鲁迅先生才写下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而梁实秋也著文《鲁迅与牛》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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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资料：鲁迅和他批评过的几位现代文化名人
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文学和出汗》，涉及的现代文化名人有：林语堂、章士钊、杨荫榆、陈源、梁实秋等。
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先生，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正值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甚高之时，海内外学者高度评价梁先生的学术成就，大陆的新闻媒介也报道了梁先生晚年的思乡之情。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梁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怎样评价鲁迅当年批评他的作品呢?上述其他几位先生，逝世时虽然没有赶上80年代中期的历史条件，但章士钊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林语堂成就卓著，海外的评价颇高；杨荫榆、陈源也决非一无是处，那么，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当年对他们的批评呢?
上述文化名人全都后于鲁迅逝世。
杨荫榆卒于1938年，陈源卒于1970年，章士钊卒于1973年，林语堂卒于1976年。
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一生做出全面的评价，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
此外，鲁迅终其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这几位文化名人的批评，既无法律效力，亦无行政措施，对被批评者构不成人身伤害，这又是常识范围内的事。
至于1949年以后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未能正视林语堂、梁实秋、陈源的文学成就，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我们对这几部文学史的编写者尚且不可以苛求，何况1936年即已辞世的鲁迅呢?这也是常识范围内的事。
一个人一生所走的道路与他在某一阶段的表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生由若干个阶段组成，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后者，也就没有了前者。
说它们有区别，是因为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有些知名人士的一生是漫长而曲折的，某一阶段的表现不能代表他的一生。
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在20年代中期反对进步的学生运动，难辞其咎，鲁迅当时批评章士钊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正如瞿秋白所说：“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②《记无锡杨荫榆女士死状》，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论及章士钊，是因为他当时是某一种社会势力的代表。
作为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北洋政府的政权性质决定章士钊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章士钊的政治态度决定北洋政府的政权性质。
一个人的历史既是自己写的，又不是自己写的。
鲁迅对章士钊的批评，只适用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任职这一阶段，不涉及他此前的表现，更没有预测他的后来。
我们今天评价章士钊，则应顾及他的一生。
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他确曾做过国民参议员，但也做过大学教授和律师，且著作等身；1949年，他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遂留北平。
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曾多次为国是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
1973年，92岁高龄的章老亲赴香港，名为“探亲”，实为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奔走。
7月1日因病逝世。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挚友。
20年代中期曾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也因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但这也只适用于杨荫榆任女师大校长这一阶段。
1925年8月，杨荫榆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
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搜索财物”，“掠夺妇女”，杨荫榆精通日语，“见辄怒詈”，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寇杀害。
杨荫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其敬业精神可嘉。
在家乡沦陷的艰苦岁月，“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风骨凛凛”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9年，梁实秋移居台湾，此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在教学、创作、学术、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
他的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在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在翻译上贡献
卓著。
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主编了《汉英辞典》，以英文撰写《中国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散文家、翻译家、学者。
斗转星移，鲁迅和他批评过的几位现代文化名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侧面。
历史对人物的评价有其内在的规律。
三国时期，诸葛亮和曹操父子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且长时期刀兵相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成就都给以充分的肯定。
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对变法的态度迥然不同，但这同样不妨碍我们今天高度评价他们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贡献。
我们今天评价鲁迅和章士钊、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关系与功过是非，其标准和结论与50年代至7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12期，有删节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