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_青少年人物形象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1)

主持人语：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儿童”是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本栏目的三篇文章，通过对白先勇、林海音和新移民作家笔下“儿童”元素（形象、心理情结、视角）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儿童”元素如何介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建构并丰富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态。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

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

刘俊

内容提要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地位，按照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作品中出现的方式和形态，可以将之分为“远景”、“中景”和“近景”三种类别。本文通过对这三类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功能和特征分析，论述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巨大“表现功能”及其艺术特性。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儿童人物形象青少年人物形象

白先勇是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玉卿嫂（《玉卿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娟娟（《孤恋花》、李彤（《谪仙记》）、钱夫人（《游园惊梦》）等众多个性鲜明、神采各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形象经典。於梨华在《白先勇笔下的女人》这篇文章中，对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划女人，能胜过他的。

……

不管是舞女大班的金兆丽，还是清唱出

身的蓝田玉，还是富豪千金的李彤，还是交际罂粟的尹雪艳，还是表明素净，心里烧着一把火的玉卿嫂，还是几次死别，把心冻成一块冰的一把青，还是痴肥又痴心的玫宝，还是骄纵又任性的丽儿，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看得见、听得到、觉得出的人，……他笔下的女人与读者有直接的联系与沟通而介绍她们的白先勇，却是隐而不见的。我认为：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莫过于造成读者与他笔下的人物的直接沟通。①

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杰出才能，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一提到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形象，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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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号：14ZDB08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复合互渗’现象研究”（项目号：12BZW1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项目号：11＆ZD1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号：11＆ZD112）的阶段性成果。

卿嫂、尹雪艳、金大班、李彤、钱夫人（蓝田玉）等鲜活灵动的女性人物形象。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除了这些已经经典化的女性人物形象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不但贯穿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全过程，而且也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形成白先勇小说世界的独特性、丰富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品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主要包括如下这些人物：

《金大奶奶》中的容哥儿，小虎子（1958）

《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姊（1959）

《闷雷》中的马仔（1959）

《月梦》中的静思、少年（1960）

《玉卿嫂》中的容哥儿（1960）

《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1960）

《小阳春》中的丽丽（1961）

《青春》中的少年（1961）

《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魏伯飏、唐爱丽（1961）

《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1964）

《岁除》中的刘英（1967）

《梁父吟》中的效先（1967）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1969）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少年们（1969）

《孤恋花》中的五宝（1970）

《孽子》中的李青、小玉、吴敏、老鼠、阿凤、弟娃（1977）

《Danny Boy》中的K、丹尼（Danny O’Donnell）（2001）

在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有些形象在作品中只是一种“背景”或一带而过的“陪衬”，如《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Danny O’Donnell）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形象模糊，并不是作者要着意描写的对象，他们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远景”。另外有些形象在作品中是颇为重要但并非主角的次要人物，如《金大奶奶》中的小虎子、《我们看菊花去》中的姊、《青春》中的少年、《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飏和唐爱丽、《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孽子》中的阿凤和弟娃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鲜活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也没有成为作者在作品中要聚焦的“焦点”，而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中景”。当然，在白先勇的笔下，能在作品中成为“主角”和“焦点”的人物无疑都是吃重的角色，这些人物包括了《金大奶奶》和《玉卿嫂》中的容哥儿、《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我”）、《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这些人物在白先勇的笔下构成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近景”，成为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核心成员”和代表性人物。

在研究界，最早注意到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是夏志清。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夏志清认为“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这是在他早期小说中不容置疑的事实”②。对于白先勇为什么会“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夏志清给出的答案是与“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③有关，据此，他分析了《月梦》、《青春》中的“少年”以及《玉卿嫂》中的容哥儿等白先勇笔下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夏志清看来，《月梦》中老医生对少年的爱是出于一种“不太正常的”性爱冲动；《青春》中老画家对美丽的少男模特儿的痴迷，则是出自对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理想”的神往；而在对《玉卿嫂》中容哥儿这一形象的分析中，最能体现出夏志清深受新批评影响的痕迹———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夏志清解析出容哥儿“喜欢庆生”而在“下意识中，他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也就是说，虽然《玉卿嫂》中的容哥儿自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但在夏志清的眼里，他其实是个同性恋者④。

夏志清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多属“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与白先勇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相关这一判断，其内在依凭在于《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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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多少表露出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⑤，也就是说，在夏志清看来，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凭借自己切身经验改头换面写成的小说”⑥中的某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身上，有白先勇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影子。

夏志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因为夏志清的文章写得较早（1969年），只论及了白先勇的“早期小说”，因此白先勇后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他没有涉及，并且，夏志清当时只着重剖析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儿童—青少年“近景”人物（以对《玉卿嫂》中容哥儿的分析最为精彩），对于那些“中景”或“远景”人物，夏志清或简单论及，或略过不提。夏志清论述中的这些“留白”，为我们今天来分析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留下了可以扩大和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依照本文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远景”、“中景”、“近景”三种类型的区分，我们觉得，当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分别以“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不一样的，以下我们来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逐一的分析。

先说“远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作为“远景”出现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并不承担重要的角色功能，因此这些人物只是在作品中或稍一闪现或偶一带过，所用笔墨十分有限，然而，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却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他们虽然在作品中不承担重要的人物角色功能，但却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叙事、暗示象征的功能，因此他们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虽是“远景”，却不可或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闷雷》中的马仔，他是福生嫂“装肚子”“装出来”的儿子（从别处抱来的非生子），因此他的存在，其实是“证明”着马福生“不能生娃儿”，而正是由于马福生“一副窝囊样子”，才有了福生嫂和刘英之间的感情波澜———小说中的马仔可能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他在作品中，却起到了“起承转合”、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功能。在《黑虹》中，小说中的大毛、二毛、三毛作为“远景”人物，起的作用是与马仔一样的———他们的存在，只是在昭示着耿素棠对家庭生活的厌烦和对丈夫因无爱而生的厌恶，而这种厌烦和厌恶，又导致了耿素棠的离家出走和最后的“堕落”，小说中大毛、二毛和三毛虽然只是在作品的“背景”中“闪回”了几下，但他们对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在《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以及《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功能”的再次出现，《月梦》中的静思，以及《小阳春》中的丽丽，在作品中都是以主人公回忆的方式出现的，可是们的生与死，却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吴钟英、樊教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楚，并成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Danny Boy》作为一篇以书信体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小说，“我”（云哥）生命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都没有正面出现，只是在“我”的书信中，提及到了这两个青少年：一个导致了“我”的去国（K），一个成了“我”精神救赎的对象（丹尼），然而，正是这两个模糊的人物形象的推动，才有了“我”（云哥）这个人物形象的清晰和丰满，因为，如果没有K的告发，“我”也许就还是那个“模范教师”而不会去美国并染上艾滋；如果没有丹尼的出现，“我”也就无法通过对丹尼的悉心呵护而获得心灵的充实和救赎———而这两点在塑造“我”（云哥）这个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两个“远景”人物的支撑，“我”（云哥）的形象就“立”不起来，而小说的叙事，也难以展开。

作为“远景”出现在小说中的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除了具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成为叙事动力的功能之外，有些还具有衬托、暗示和象征的功能，如《月梦》中的少年，在吴钟英的眼里，他就是静思的化身和再现———有了少年，静思才再次在吴钟英的心中“复活”，并引发吴钟英的情感涟漪，这样，少年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静思的“重影”和衬托，写少年，说到底是为了写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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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

《岁除》中的刘英（与《闷雷》中的刘英同名）是刘营长的儿子，这个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为赖鸣升的衬托和补充出现的———刘英长大了要做“陆军总司令”，而“心眼高”也正是幼年“赖伯伯”的一大特点，因此，少年刘英其实是赖鸣升“伯伯”的“过去”，作者写刘英正是为了表明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少年时代就“其来有自”。《梁父吟》中朴公的孙子效先，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朴公（们）的一种“延续”———自然也是一种在象征层面上对朴公（们）的丰富和补充。《孤恋花》中“总司令”在大陆时对五宝的那份同性情愫，到了台湾则移情到了娟娟的身上———五宝和娟娟，在作者的笔下显然暗示着一种“前世”和“今生”的关系。

白先勇笔下这些以“远景”方式存在于作品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无论是作为叙事动力推动作品的情节发展，还是作为衬托、暗示和象征来丰富作品内涵和人物塑造，都为白先勇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做出了不凡的贡献。

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中的成功设置和精妙安排，当然不限于那些“远景”人物，以“中景”面目出现的小虎子（《金大奶奶》）、姊姊（《我们看菊花去》）、少年（《青春》）、魏伯飏和唐爱丽（《寂寞的十七岁》）、宝莉（《安乐乡的一日》）、丽儿（《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等，也为白先勇小说世界的绚烂多姿和艺术特色增光添彩。《金大奶奶》中的小虎子，可以说是小说中的一个“中介”，通过“我”（容哥儿）的视角看过去的金家，有许多无法“看见”的角落，小虎子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我”的视野局限，让“金大奶奶”的世界，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此外，小虎子在《金大奶奶》中的出现，还与“我”形成了一“正”（“我”）一“邪”（小虎子）的对比，从而不但呈现出金大奶奶的处境险恶（连小虎子也欺诈她），而且还凸显了“我”对金大奶奶的同情。姊姊在《我们看菊花去》中是通过“我”的眼睛展现的，她的善良、单纯和面对医院的恐惧，成了“我”内心无法排解的痛，虽然小说中的姊姊经过了“我”眼睛的“过滤”，可是她的形象和在作品中的重要性，却并不比“我”逊色。

《青春》中的“少年”，虽然是画家眼中的模特儿，可是他作为一个描摹的对象“物”，却主导了描摹者这个主体（老画家）的一切并决定了他的生死，小说看似是老画家对青春的追慕，展示的其实是“少年”青春的活力和魅力———所以小说题名为《青春》。在这篇小说中，“少年”以次要角色的形态承担了主要角色的功能，显示了白先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已娴熟地使用“从侧面突显人物和主题”的技巧。在《寂寞的十七岁》中，魏伯飏和唐爱丽都是对少年杨云峰的成长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魏伯飏的友情和唐爱丽的作弄，形成了杨云峰青春期中遭遇到的两极，使他既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魏伯飏），也体会到了人类的叵测（唐爱丽），杨云峰最后走向“新公园”，与他无法保持与魏伯飏的友谊与唐爱丽的恶意作弄密切相关———在这里，作为次要人物的魏伯飏和唐爱丽，对杨云峰的命运，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共同产生了“致命的一击”。白先勇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虽然着墨不多，但魏伯飏的仁厚和唐爱丽的刁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品中他们既是杨云峰形象的烘托，也是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可谓一身而兼具两种功能。《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这个小女孩在作品中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可是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发现，她的存在其实是作品要表现的“反讽”主题的最重要的实现者———安乐乡何来安乐？宝莉在学校的经历，对依萍、伟成夫妇（特别是伟成）力图在美国的“安乐乡”过安乐日子的期待构成了极大的嘲讽。白先勇“从侧面突显人物和主题”的艺术技巧，再次得到了完美的展现。看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读者大概都会觉得这篇小说富有“神秘含义”⑧，因为主人公王雄的心理，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匪夷所思，这种“神秘”感自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王雄，而实际上，这篇小说中的丽儿才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个小女孩，决定了王雄的快乐和悲伤、生存和死亡。欧阳子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隐喻和象征》一文中，认为“当王雄被丽儿舍弃，被‘过去’舍弃，他还是不肯接受现实，接受喜妹，而决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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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找亲人’去”⑨，因此王雄的死亡，是对“现实”的拒绝，对“过去”的执着。然而，如果仔细品味这篇作品，不难发现这篇作品的“神秘含义“除了王雄行为、心理的有些不合常情之外，更重要的，是丽儿的突然转变。小说中“玉娃娃一般”的丽儿“骄纵任性”，她幼时对王雄的亲近和进入中学后对王雄的冷漠，这个转变的过程迅疾猛烈，令王雄难以承受———虽然小说中丽儿说不要王雄接送上学是因为同学说“他像一头大猩猩”，但在此之前，丽儿已经在用英文说王雄“You are a dog”了。因此，丽儿因“成长”而突变，由娇憨可爱变得决绝无情乃至暴戾难测，构成了这篇小说“神秘含义”的另一个维度。联想到《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唐爱丽，丽儿这样的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并不是“突如其来”———唐爱丽的变化无常神秘莫测，似乎成了丽儿的铺垫和先导。

出现在《孽子》中的阿凤和弟娃，是白先勇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两个具有对比性的人物，阿凤“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桀骜不驯；弟娃则“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小鸟依人，惹人怜爱。这两个人物在《孽子》中，前者是龙（王夔龙）凤（阿凤）恋的主角，后者是兄（李青）弟（弟娃）情的关键，《孽子》因为有了这两个“中景”人物，整个小说的丰富性得以扩展，饱满度得以充盈。龙凤恋是“在我们的王国里”的一则爱情神话，有了它，《孽子》的世界在“平实”中具有了“传奇”性；兄弟情是那些“青春鸟”被“放逐”后的精神“安乐乡”，有了它，李青（们）的心灵就多了一份救赎，获得了一种升华和安慰。

在白先勇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系列中，“远景”和“中景”式的人物形象虽然具有重要地位，发挥显著功能，形成鲜明特色，但真正能代表白先勇笔下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成就的，还是他塑造的那些“近景”人物，无论是《金大奶奶》和《玉卿嫂》中的容哥儿，还是《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以及《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我”），乃至《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阿凤、弟娃），这些人物，都与白先勇塑造的那些著名的女性人物形象一样，成为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形象经典。

白先勇小说中着力刻画的这些“近景”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从总体上看，具有如下特点：

（1）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金大奶奶》中的容哥儿，就是一个有着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小朋友”，正是在“我”（容哥儿）具有善良和正义感的眼光“观照”下（小说以“我”为视角和叙事者），金大奶奶的悲剧人生才显得如此令人动容，与小虎子的助纣为虐相比，“我”无疑是个“好孩子”。《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也是一个善良而具有同情心的少年，为了帮助姊姊看病，“我”利用了姊姊对“我”的信任，把姊姊骗到台大医院，可是姊姊真的入院之后，“我”却“有点怕回去了”，“我”是多么希望“姊姊此刻能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如果“我”不善良和具有同情心，姊姊大概也不会对“我”如此信任吧。《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是个凡事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少年，不但“懂得体谅妈妈”，而且对同学的欺侮也都自己默默承受，“忍在心里不发作出来”，有同学议论“我”和魏伯飏时，“我”就主动提出来“我想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在一起算了”；明明是唐爱丽挑逗“我”并遭到了“我”的冷遇，可是“我”却觉得“实在不应该那样丢下她不管”，于是写信“向她道歉”结果信却被唐爱丽拿来“钉在黑板上面”公之于众，令“我”当众受辱而“我”却并没有澄清事实，只是落荒而逃。“我”的种种表现足以表明，虽然“我”因为寂寞也会撒谎、逃课，但从做人的根本品质上说，“我”其实是一个善良而又具有同情心的少年。至于《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他们虽然都是同性恋者，且个性各异，身世不同，也都具有一般社会道德难以认可的“劣迹”，但从他们的感情世界和爱情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的为人（从对傅老爷子的态度上和投入自己感情的人的身上）其实是相当忠厚和善良的，在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

（2）具有细腻的情感世界和敏感的心灵。如果容哥儿心不细不敏感，他就不会对金大奶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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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关注（《金大奶奶》），也不会对玉卿嫂和庆生的交往那么有兴趣（《玉卿嫂》）；“我”自然也不会对姊姊心存愧疚（《我们看菊花去》），在内心也不会深感难以言说的无尽寂寞（《寂寞的十七岁》）；李青（们）也不会历经心灵的种种刻骨铭心的磨难，方从“孽子”终于成为人子。

（3）如果说男性“美少年”是白先勇笔下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远景”、“中景”中经常刻画的人物的话，那么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则构成了“近景”人物的主力。正如夏志清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所分析的那样，虽然《玉卿嫂》中的容哥儿因为年幼而无法自觉到自己的性倾向，但他其实是个少年同性恋者。同样，《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懵懵懂懂地不知道自己“寂寞”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从他对魏伯飏的依恋和对唐爱丽的拒绝中，以及后来在新公园的表现来看，他应该也是一个少年同性恋者。至于《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不用说，他们都是少年同性恋者———由此可见，白先勇在塑造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时，他刻画的重点，是落在那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儿童—青少年身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成人世界中的历史悲剧、命运悲剧和情感悲剧，而白先勇笔下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近景”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则向我们展示了儿童—青少年世界（或与之相关的）的情感悲剧和成长悲剧，而这四种悲剧，正是白先勇小说世界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所在———这四种悲剧虽然互有交叉，但在呈现这四种悲剧的过程中，白先勇主要通过女性人物形象系列来表现历史悲剧、命运悲剧和（成人）情感悲剧，着重以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系列来呈现（儿童—青少年）情感悲剧和成长悲剧，也就是说，白先勇在小说中昭示人间悲剧的时候，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系列承担了将近一半的“表现功能”，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的重要功能和地位，由此可见。

①於梨华：《白先勇笔下的女人》，《现代文学》1969年第37期。

②③④⑤⑥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收入《寂寞的

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418、405－414、402、402页。

⑦这一说法来自欧阳子。参见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

〈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收入《白先勇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⑧⑨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

收入《白先勇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7页。

作者简介：刘俊，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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