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2024年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范文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篇一一、引言余华的《活着》作为一部经典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该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生存状态和救赎的可能性。
随着版本的改编，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呈现。
本文旨在探讨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及其受难—救赎主题的演变与深化。
二、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余华的《活着》在出版后经过多次改编，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的呈现。
这些改编在保留原作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电影版《活着》以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呈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与救赎；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三、受难主题的呈现与深化《活着》的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的生活经历中。
在原作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个人的失落等种种苦难。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呈现。
电影版通过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展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电视剧版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福贵一家的内心世界。
此外，改编作品还通过其他角色的命运遭遇，进一步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无助与挣扎。
四、救赎主题的体现与拓展与受难主题相对应的是《活着》中的救赎主题。
福贵在面对种种苦难时，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这种信念和希望就是救赎的力量。
在原作中，福贵通过与家人的相互扶持、与命运的抗争等方式，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和拓展。
电影版通过福贵一家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相互扶持的力量；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救赎的过程。
五、结论通过对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在表现人性、生命、苦难与救赎等方面的深刻内涵。
《活着》的文献综述
《活着》的研究综述文学院杨海燕1041410167摘要：《活着》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人间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美好情感当中，同时，又被其中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深深牵引，“一朝一夕，福祸难料”。
本文将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民族性和现实性等五个视角，归纳各位学者对《活着》一书的探索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活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
引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关键词：活着现实艺术苦难生命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有学者认为余华先生的《活着》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1】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余华的《活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和其生活风貌，文中的故事情节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三反五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
《活着》的文献综述
《活着》的研究综述文学院杨海燕67摘要：《活着》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人间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美好情感当中，同时，又被其中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深深牵引，“一朝一夕，福祸难料”。
本文将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民族性和现实性等五个视角，归纳各位学者对《活着》一书的探索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活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
引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关键词：活着现实艺术苦难生命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有学者认为余华先生的《活着》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1】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余华的《活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和其生活风貌，文中的故事情节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三反五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研究——以《活着》为例探究不同媒介的故事叙事的开题报告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研究——以《活着》为例探究不同媒介的故事叙事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小说作为一种文字式的艺术，在叙事的方式、角度、节奏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而影视剧则通过视觉和声音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叙事，能够更加生动地呈现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
因此，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能够让小说中的情节、角色和主题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小说和影视剧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故事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差异。
小说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其叙事方式更加注重文字的表达和描写，读者可以通过文字自行想象人物的形象、情境的氛围等，而影视剧则更注重于视觉呈现和声音效果的表现，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情节和人物形象。
因此，小说改编成影视剧需要考虑如何在叙事方式上进行转换，并且如何保留原作的核心主题和情感。
《活着》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代表，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通过对不同媒介的叙事方式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小说和影视剧在故事叙事上的异同，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小说中丰富的意境和情感转换成影视剧中的表现形式，这对于加深对故事叙事的认识，提高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1.《活着》小说与影视剧的情节分析，比较两者故事叙事的异同；2.探究小说和影视剧在角色刻画、情境描写、视听效果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分析两种不同媒介所体现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3.分析小说和影视剧在主题表达、情感渲染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如何在不同媒介之间进行转换和传递；4.研究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小说适配到影视剧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收集与小说《活着》及其电影、电视剧改编有关的相关文献、材料、论文，对小说原著、电影、电视剧中的情节、人物角色、情境描写、视听效果及主题等进行分析比较。
2.案例分析法：以《活着》为案例，通过分析小说和其改编成的不同影视剧，比较不同媒介之间的故事叙事、角色刻画、情境描写、视听效果、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一、本文概述《活着》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而广受赞誉。
本文旨在探讨《活着》的版本改编及其所体现的受难—救赎主题。
通过对比分析原著与改编作品，本文旨在揭示余华如何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持续关注和探索人类生存的苦难与救赎的可能。
本文将概述《活着》原著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随后，本文将详细梳理《活着》自出版以来在各种媒介上的改编情况，包括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形式。
通过对比原著与改编作品，本文将分析改编过程中情节、人物、叙事手法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主题的表达。
在分析受难—救赎主题时，本文将关注《活着》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探讨主人公福贵在经历家庭破产、亲人相继离世等重重苦难后，如何在绝望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将分析余华如何通过福贵的苦难经历，揭示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以及个体如何在苦难中实现自我救赎和精神的升华。
本文将对《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进行综合分析，探讨改编作品在传承原著主题的如何根据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创新和拓展。
本文认为，余华通过不同版本的改编，不仅深化了原著的主题内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理解和思考人类生存状态与救赎之路的视角。
二、《活着》的版本改编概述《活着》作为余华的一部杰作，自其首版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部作品以其深沉而真实的情感描绘，以及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的深刻洞察，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作品也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话剧，都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了这部小说的精髓。
在电影改编方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活着》无疑是最为人们熟知和认可的。
他成功地将小说的情感深度和戏剧冲突浓缩到两个小时的影片中，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和演员的表演，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2024年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范文
《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篇一在文学与艺术的殿堂中，作品常常能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真实。
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同样以“活着”为主题，却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
本文将分别从文学与电影的角度，探讨两者在表达主题、人物塑造、情感渲染等方面的异同。
一、余华的《活着》：存在之思的文学表达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其冷静而深刻的文字，展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苦难与挣扎。
小说中，福贵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但他的存在却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余华通过福贵的经历，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以及在苦难面前如何坚持活下去。
在文学的领域里，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和生活的细节。
他通过对福贵一家人的命运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的无奈。
同时，余华在小说中还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手法，使得悲剧不至于过于沉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思考空间。
二、张艺谋的《活着》：现实之痛的影像呈现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则以影像的方式，将余华小说中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镜头语言，将福贵的苦难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现实之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和无情。
在电影中，张艺谋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和演员的出色表演，将人物的情感渲染得十分到位。
观众可以通过电影中的画面和音效，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同时，电影还通过时代的变迁，展现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引发了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三、两种《活着》的异同与思考虽然余华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都是以《活着》为主题，但两者在表达方式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小说更侧重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而电影则更侧重于对现实之痛的呈现。
然而，两者都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渲染，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人生的无奈。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意义。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第一篇：《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
（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
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第一章：《活着》简介《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于1992年出版。
故事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经历。
小说以其真实而残酷的描写方式，深刻地表达了人生与命运的挣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章：小说与电影的对比2.1 故事情节的保留与改变小说《活着》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
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兴衰、战争的摧残、政治的迫害等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
而电影《活着》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编，使得电影更加紧凑，突出了主题。
电影中，福贵的人生经历被简化，一些次要的情节被省略，但整体上保留了小说中的核心内容。
2.2 视觉艺术的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描写细腻的场景和人物情感，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而电影《活着》则借助视觉艺术的手法，通过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电影中的画面更加真实感人，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第三章：人生与命运的挣扎3.1 命运的无情与人生的尊严小说《活着》中，福贵经历了种种的不幸和困境，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尊严。
他忍受着饥饿和虐待，不断寻找着生存的意义。
他对命运的抗争，展现了人性的坚强和勇敢。
电影《活着》中，福贵的坚韧和尊严同样被生动地展现出来，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3.2 人性的善与恶小说和电影中都有人性的善与恶的对比。
福贵的儿子作为一个官僚，贪婪自私，无视家庭的困境；而福贵的女儿则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无私地为家庭付出。
小说和电影通过对不同人性的描写，引发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反思。
第四章：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4.1 文学与电影的表达方式小说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通过文字的表达来传递情感和思想。
小说可以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细腻的情感变化。
而电影则是一种综合艺术，通过图像、声音和表演来传达情感和思想。
电影可以通过画面和音乐来营造氛围，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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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的改编同名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的受众。
由于两位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小说和电影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上，也产生了差异性，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对于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电影改编对于原著小说所发生的叙述角度的变化、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作品色调的改变、题旨风格的异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以下是对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的具体阐述：一、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变化对于余华《活着》影视改编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对比研究，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涉及，而文章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1]、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2]和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3]等文章都有相同或是相近的观点。
他们认为小说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用意正如余华自己在日文版自序中说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4]。
而张艺谋的《活着》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所讲“张艺谋的《活着》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此外，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一文还借用了“视点镜头”的概念对张艺谋在《活着》影视文本中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表面上看，影视文本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顺序(使倒序变为了顺序)以及叙述视角，舍弃复杂的叙述层面与叙述关系，直接将其简化为了第三人的叙述。
这不但没有违背余华使用第一人称的初衷，相反的，在影片中，正是运用了以福贵为焦点的视点镜头，整个故事在讲述时，虽然是被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但是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福贵这样一个固定的焦点上。
作为读者实际上是从福贵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
正是运用这样的视点镜头，使其完成了电影文学向文本文学的视角转换。
显而易见，对于《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不同媒介所采用的不同叙述视角和方式的艺术成就，主流观点都是予以肯定的。
但也不乏有不同的声音。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张艺谋叙事方式和角度的转换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
小说《活着》通过主人公福贵向“我”讲述自己遭遇的形式来完成的。
而在电影《活着》中则去掉了“我”这个叙述主体，直接让福贵和他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
闫晶淼认为在小说中“我”是一个局外人，始终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
虽然“我”只出现过5次，但作用却不可低估。
小说《活着》丰富的内蕴和动人心魄的力量，需要阅读者细细体味。
而这“细细体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
福贵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人世间苦苦支撑，对这种沧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
小说中的“我”正是给读者们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让读者在福贵的叙述与“我”的转述所形成的时间、空间交织中，尽情地感受、体味生与死、乐与苦、希望与绝望，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 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
”[5]对这一观点加以强调。
而电影缺少了“我”这一重要角色，也就缺少了时间感和空间感。
让观众直接面对着那些人物的哭喊挣扎，演员演得越是逼真精彩，观众越是减少了自己咀嚼的可能。
结果是被演员的表演吸引了注意，麻木了观众的精神、思想和想象，感觉也自然不如读小说了。
二、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文本。
“活着”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在忠实于小说的同时，也有新的创造。
对“活着”这一命题的的解读、文学再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的改变、故事背景的设定、故事情节的改编等等方面都体现了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
陈吉《<活着>：从余华到张艺谋》[6]从“活着”意义的“普遍性”和“特定性”角度进行了比较论述。
陈吉认为，在小说中，余华平静地讲述了一段人生。
余华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悲壮意义，从而小说没有限制，表达了一种脱离时代、脱离国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世界和人生、偶然和宿命、死亡和活着、绝望和达观等等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
而相对于余华小说的普遍意义，张艺谋的《活着》强调的则是社会的悲剧意义。
他将福贵及其家人的悲剧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其悲剧的偶然性存在着必然的悲剧性背景。
这些悲剧的缔造者，即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国共内战，大跃进、化大革命。
因此，张艺谋的《活着》更具有时代性。
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从电影对文学文本“二次阅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她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把文学文本中的深层意义挖掘，将其明晰化，这是忠实；与此同时，影视文本作为一个面对大众的文本，也体现着超越忠实的一面，也即创造。
文学文本中，关于“活着”的定义是模糊的，读者看到的故事情节是一次次苦难堆积的“图示化视野”，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在苦难中生存，读者会在阅读中给予主观上的同情，但这并不是作者给予的本意，正如作者在日文版序言中所描述：“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的感受是幸福。
”这样的思想是作者渗透在写作中的，渗透在一个个场景中的，并没有直接的写出，而是作为“图示化视野”出现在文本中。
电影则运用“影视图示化”手段将文学文本中一些“图示化的视野”给予明晰化。
电影中主人公福贵的命运与皮影之间存在着某种暗合，皮影的运用就是张艺谋对“活着”的一种象征性解读。
由此，可以把电影对小说的改编看作是在同一哲学思想下变奏，而这种变奏是成功的，是运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同一哲学命题。
三、题旨风格的不同电影对于小说在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以及故事结局从荒凉凄惨中走向希望的改编，客观上减弱了小说原本的悲剧氛围，这也造成了电影与小说题旨风格的不同。
对于这种差异，存在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
张筠《浅议张艺谋影片<活着>的主题和结构》[7]提出，这样的改编，将《活着》的主题“化冷漠为温馨”。
张筠认为余华的《活着》是以一种渗透的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它是以一种平静、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
他认为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生命中其实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生命只是活着。
而张艺谋《活着》则是借助福贵所遭逢的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一直在大而悲凉生存背景下像草一样自生自灭、任凭时代风云拨弄的中国底层百姓的同情。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8]和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9]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在题旨上发生了错位，使得电影《活着》的艺术价值远远没有达到余华《活着》的高度。
闫晶淼认为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氛围，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和皮影戏的增加削弱了小说的震撼力量，这使得电影较之小说缺少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因此，他们认为从艺术价值的角度看，电影改编是不成功的。
四、关于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的解析对于《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还有其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观点，但也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存在“蜻蜓点水”的弊端，论证的深度不够，对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作用的解析亦是如此。
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皮影是记录左右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和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两个方面。
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10]和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11]等多篇文章都对皮影作为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的意向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观点趋同的认为，皮影在电影中福贵人生折点的几次出现，“福贵发达时的消遣游戏，落魄时的生计所依，支持革命凭证的获得，大炼钢铁时出力”，印证了“人生如戏”的譬喻。
对于人物命运走向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凸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读分析。
对于“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论证也是如此，但所不同的是，观点上有鲜明的反正观点。
傅刚《余华：刺刀与暴力幕布的撕开——由小说<活着>到电影<活着>》[12]认为，电影不同于小说，电影相较于小说，必须使用大量画面语言来揭示人物心理。
傅刚认同皮影等道具和场景的变化，减弱了小说的悲剧性，但他肯定了这样的改编的必要，认为这是电影和小说作为两种体裁的要求，也是电影传播渠道的要求。
相反的，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这些带有民间色彩和民俗意蕴的东西对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皮影戏那可笑的表演、充满野趣的唱腔，都与这关乎生死的严肃主题不大合拍。
可以说，皮影戏的加入使严肃的主题向滑稽的方面靠拢了。
”皮影戏的增加，“使得电影较之小说缺少了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就研究的广度来看，以上对于小说《活着》电影改编研究基本涵盖了文学影视改编研究的主要方面。
但从研究的深度看，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涉及到具体范例，并没有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
例如张艺谋在对《活着》的影视改编中，创造性的运用皮影这一道具，在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故事框架的建构、皮影与主人公命运内在联系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意义，而相关的研究或是过于笼统概括，或是偶有提及其一二点，其研究和分析都没有达到如对“张艺谋电影色彩运用”相关研究的深度。
《皮影人生——论<活着>的电影改编》一文，试图从道具运用个案的角度，就皮影在《活着》影视改编中的作用和意义做尝试性的探究，希望有所建树和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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