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_读_翻译与帝国_后殖民理论解读_
语言文学解读小说语言应用● 黄 滔 徐刚 赵婉彤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读《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黄滔将翻译置于后殖民理论视域之下，这是近十几年的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新角度。
道格拉斯用独到的角度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脱离其宗主国后面临的新问题—即在文化和翻译上不知不觉又不可避免的受前殖民者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或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然后揉合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
后殖民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
“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于1997 年首先提出。
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受到追捧。
国内专门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两本本专著分别是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和吴文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进行个案研究，用后殖民翻译理论分析我国的翻译现象及译作，如，陈历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王辉的论文《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1 期）、严晓江《理性的选择人性的阐释——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分析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5 期）等。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本文旨在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对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进行研究。
赛珍珠，这位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的杰出女作家和翻译家，以其独特的翻译策略和视角，赋予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新的生命。
她的翻译作品不仅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户，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of Pearl S. Buck's Water Mar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Pearl S. Buck, an outstanding female writer and translator who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has given new life to the classic Chinese work "Water Margin" with her uniqu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perspective. Her translated works not only open a window for Western reader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to some extent influenc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China.《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而赛珍珠的翻译，则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跨文化理解，赋予了这部古典名著新的生命力。
她的翻译不仅关注文本的字面意义，更重视文化背景的传达和读者接受度的考虑。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 例如 来 自亚里 士多 德， 康 德 ， 马克 思， 尼采 ， 弗 洛伊 德 ）和文 随 着 赛义 德 的 去世 和 斯 皮 瓦 克 的 日渐衰 微 ， 霍 米 ・ 巴逐渐 巴 学 的种 种模 子 （ 马， 但 丁 ， 福楼 拜 ， 爱 略特 ）长 期 统 治着世 界 异 军突 起 。特 别 是 随着 进入 全 球化 时代 和 身份 认 同 问题 越来 越 引 荷 文 化 ，排 除非 西方 传 统和 文化 生 活及 表 达 的种 种形 式 ，或 者将 他 人 关注 ， 巴 巴的后 殖 民理论 变 得越 来越 重要 ， 因 为 巴巴的后 殖 民 们 边 缘化 了。 ” （ 曼 ． 尔 登 等 ，２ ０ ：２ ２ 拉 塞 ０ ６ ２ ）后 殖 民理论 是 批 评 理论 代 表 了 当代 西 方 后 殖 民主 义 理 论批 评 发 展 的 最新 阶 段 ， 种熔 多种 文 化政 治 理论 和批 评 方法 于 一炉 的 集合 性话 语 ，侧 重 即 全球 化 时代 的后 殖 民批 评 。这 种 批评 的特 征 在 于通 过其 混 杂策 分 析 帝 国主 义 的文 化 侵 略， 宗 主 国与 前 殖 民地 之 间 文 化话 语 权 略 消解 了西 方 帝 国的文 化 霸权 ， 实现 了第三 世界 批评 从 边缘 向中 前 力 的关 系， 第三 世 界精 英知 识 分子 的文 化 角色 和 政 治干 预 。 （ 京 心 的运 动， 导 致 了文 化 多样性 的 真正 实现 。后殖 民文 化 中 的杂合 张 嫒 ，９ ９ － ） １９ ：４ ５ 性 是在 宗主 国文 化 和殖 民地 本 土文 化 的碰撞 、交流 中产 生 的 ， 是
多距 离和 差 距 。就 她所 处 的特 殊境 遇 而 言 ，这是 一 种 “ 外 的本 境 土 化 ” ，是对 读 者 进行 “ 殖 ”教育 。她 的翻译 涉 及一 系 列参 照 解 ２ 世 纪８ 年代 末 后殖 民主义 在 西方 文 学界 和文 学 理论 界 异 军 框 架 ，从 地 方语 言 的能 指 ，到 民族 的生产 框 架 ，再 到 民族 的全 球 ０ ０ 突 起 ， 从 边缘 走 向中 心 的最 新 理 论 思潮 之 一 。 “ 后 殖 民 主义 剥 削框 架 。在 她 看 来 ，译者 不 但是 文 化 的传 播者 ，还是 文化 的批 是 从 的视 角看 ，西 方价 值 ，思 想传 统 和 文学 ，包 括 种种 后现 代 主 义 ， 评 家 ，世 第 具 有种 族 中心 主义 的压抑 性 ，是 有罪 过 的 。西 方思 想 的种 种模 子 界 妇女 作家 的修 辞性 和 文本 型 ”。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论（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 鲁滨逊漂流记》为例）
1、文化领导权的概念 （1）“统治”：西方的国家机器是一条 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 “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 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阶级， 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 发达的社会。暴力统治是通过军队、警 察、法院等实现的；
（二）文本研究与文化政治批 二）文本研究与文化政治批 判策略
1、著作：《世界、文本、批评家》 2、观点： （1）种族中心主义和人对权力的欲望，是 文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 （2）批评也是一个文本事件 ，文本批评 就是文化政治批判
（三）边缘性与失语症话语 三）边缘性与失语症话语
1、边缘性：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大特 色 西方：普适真理与“东方应该怎样” 的权力指向（鲁滨逊的宗教文化殖 民） 东方（第三世界）：边缘性（香蕉人 的尴尬） 后殖民：边缘到中心，边缘对中心的 消解
2、失语症话语 西方：话语的主动权与文化输出 权 东方：失语症候（尼玛斯人与 “星期五”） English/english
第一世界的西方操持着第一世界的“英 语”（English），而第三世界的批评家 或者后殖民地批评家使用的则是带有当 地语音和语法特征的第三世界“英语” （english），因此第三世界失去了话语 的主动权，成为一个“沉默的他者”。 无言的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 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 中。”
佐哈尔：“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 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 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 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 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 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与 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 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
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作为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新流派,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它通过把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之中,揭露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差异,从而来消解强势文化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在构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翻译活动通过不同的策略对所涉的文化差异要么予以保留,要么予以抹杀。
译者在将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通常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弱化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对弱势文化进行霸权干预和统治。
相反,异化的翻译则通过保留这种文化差异来抵抗强势文化的统治。
但是对于归化、异化翻译效果的这种看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质疑。
本文选取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作为案例,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研究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论语》,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辜鸿铭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在当时被西方人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其《论语》译作的问世,打破了西方汉学家、传教士在“中学西传”领域的垄断,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晚清政府及其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遭受了多重暴力。
在此情况下,辜鸿铭决定英译《论语》,以期重新树立西方眼中的东方文化形象。
但是他却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处处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本文将运用关注强弱势权力差异和权力斗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把译本放回到其翻译活动的具体背景中,深入研究其归化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该译本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期望证明,在翻译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译文本身,还要考虑翻译活动的背景,译者的身份和立场,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等其他外部因素。
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绝不是互相对立的。
归化翻译并不一定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共谋。
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弱势文化树立其正面形象,赢得强势文化广泛理解的有效手段。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现象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现象一、引言最近十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一直是国内翻译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纵览国内许多翻译期刊，论述翻译问题时涉及到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众多。
但是，总体看来，大多数论述似乎都从传统的译论角度出发，只是将归化与异化限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的基础上进行单向的研究。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而翻译学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门重要学科，在人类的交往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翻译不仅仅要考虑到文本因素，还应该结合文本考虑其外部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
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认为“翻译总是植根于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历史当中”“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本产生的语境”（曲夏瑾、金敏芳，2011：48）。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
它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启示，将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因此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这一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显得十分有必要。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理论。
后殖民翻译研究理论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王东风，2003：4）。
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和弱势群体，以文化生态平衡和世界多元文化为视角，努力创造世界文化多样性。
这一翻译理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文体和风格等文本内部问题，一大批原先热衷于探讨翻译技巧的学者也逐渐将目光转向非文本因素，比如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
至此，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权力转向”，权力关系后来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
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探究
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探究[摘要] 翻译理论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构建成为当今文学领域的热点。
后殖民文化背景下，中国译者在中学西译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异化为主、同化为辅的策略，促进东西方文化平等、有效交流。
[关键词] 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比较文学；后殖民主义一、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成熟与20世纪90年代，其成熟标志是艾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问世，该书将西方观念中的东方作为主线，而对东方自身的探讨却是辅助位置。
东方在西方世界中充满神秘色彩，有人认为东方是浪漫美好、令人流连忘返的，有人认为东方是粗鄙落后、野蛮无知的。
西方人对东方缺乏了解，他们以自身的审美情趣为标准，虚幻的构建所谓的东方主义。
追根溯源，导致这种东方主义出现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及其权力间的斗争。
这恰恰是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
后殖民主义研究是一种批判方法和文化政治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反霸斗争中快速发展。
反殖民主义重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对种族主义及霸权主义的探讨，目的是增强中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
二、翻译研究在后殖民环境背景下的发展客观来说，翻译是应尊重译源的理性的技术活动。
但是，在后殖民语境环境下，翻译受权力差异束缚加强，体现了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在意识文化领域的侵略与扩张。
在后殖民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技术层面，逐步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结合，提升了翻译研究的档次。
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工作从民族、种族主义等各方面展开，深度挖掘隐藏在背后的权利的斗争与运作。
在此过程中，翻译的政治、文化属性、译本的受制因素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等，受到了高度重视。
权力差异必然导致强、弱势文化不平等的交流。
译本生成的受制因素与权利关系等深刻影响着翻译工作，翻译也适时地做出调整，参与性的对话活动取代了传统的翻译模式。
文化地位悬殊导致了后殖民语境下的同化。
强势文化文本被大量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而弱势文化作品却要考虑强势文化的审美，并按照其喜好经行修改与删选。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与殖民关系探究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与殖民关系探究1. 引言1.1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与殖民关系探究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实践力图挑战这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试图还原和保留被压迫文化的声音和价值，同时也致力于打破殖民主义对语言和文化的控制。
翻译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如何面对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如何保持文化传统的纯正性以及如何释放文化的创造力。
后殖民主义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为我们解读和探讨翻译与殖民关系之间的深层联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框架。
2. 正文2.1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
后殖民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关注被殖民地和被压迫群体的权利和文化自主性。
研究者们认为翻译是殖民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工具之一，因此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至关重要。
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不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
翻译者需要考虑被翻译文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避免将殖民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翻译过程中。
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了翻译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差异，呼吁翻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尊重和平等。
研究者们通过分析不同语境下的翻译实践，揭示了殖民主义对翻译的影响。
传统上，翻译往往是以殖民者的视角和利益为中心进行的，导致被翻译文本失去原汁原味。
后殖民主义理论呼吁翻译实践要更加注重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避免文化同质化。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和反思。
翻译者需要在传递文化信息的保持对被翻译文本的尊重和理解。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为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2 殖民主义对翻译的影响殖民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而广泛的。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和文化的传递。
殖民主义时期的翻译往往都是受主导文化的影响，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进行了篡改和塑造，使得翻译结果更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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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作者：左苏皖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22期摘要: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流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把翻译当作一种语言行为或文本行为。
后殖民翻译理论戳穿了语言乌托邦的神话。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
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
尼兰贾娜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渐渗入翻译理论界,许多英美翻译理论家开始对蕴涵于翻译文本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予以关注和重视,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等热点问题。
例如,1997年,著名的美籍芬兰裔翻译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1999年,美籍爱尔兰裔比较文学教授玛利亚·铁木志科出版了《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英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哈里什·特里维德合编了一部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2000年底,加拿大翻译学者雪莱·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了另一部关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论文集《改变术语:在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等等。
这些论著直接关注和审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翻译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基本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翻译界的最新理论探索。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比较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只关注于语言内部结构与构成规律,缺少对语言系统外部的关注,即只重视内部语言学而不重视外部语言学,所以许多与翻译内部有关的因素或领域被忽视或有意排斥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使得我们对翻译中的诸多因素予以排除,使翻译研究置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
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
这些论点使得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一些盲点,也产生了一个误区。
这些盲点是研究者从来不注意翻译活动中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起制约作用的若干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因素,也没有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文化语境。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纳入过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他们必然走入一个误区:矢志不渝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性”。
尽管多年来这一目标一直在被追寻中,可又总是那么虚无缥缈,使得翻译之中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理论与事实不断发生激烈碰撞,甚至是冲突或矛盾。
与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性存在。
这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同置于它所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
与此相比较,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则更像是在实验室里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
我们不否认实验室数据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但常识也告诉我们,那样的数据并不能揭示翻译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貌。
除了实验,成熟的科学研究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后殖民背景下翻译的“暴力政治”体现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行为我们关注的是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的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暴力政治”主要体现在翻译中的“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
1.翻译中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系统,始终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那意味着帝国的一言堂,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控制。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迫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这种东方主义范式深深影响着翻译的语言学与符号学层面,强行撒播着它自身的概念框架。
这种东方主义的翻译观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者色彩。
2.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萌芽于欧洲并通过殖民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信念。
根据这一信念,欧洲是全球的中心,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它的边缘。
“欧洲中心主义”实际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
“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翻译实践以帝国主义掠夺式翻译为特征,其典型表现是在翻译中以我族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价值观为中心,在有选择地译介异族文本时,写入本土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从而压制原文充满文化异质成分的话语,造成“改写”或“篡改”。
这种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形成的归化翻译规范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的文化掠夺。
韦努蒂认为,这种不尊重出发文化、压制文化差异的归化翻译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是针对出发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施暴行为。
3.翻译中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信念,认为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拥有某一共同的遗产,如文化、语言、历史、意识形态、遗传或种族背景等等,同时认为:(1)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群体内成员”应该被清除、放逐或剥夺其投票及其他权力;(2)所有外国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理应抵制;(3)任何种族、人种、文化或语言的混合或杂合都是不纯洁的,理应清除。
如此定义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就是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同义词。
具有民族主义情节的译者和学者希望在翻译中保持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因子多持否定态度。
在翻译实践中,民族主义的翻译观往往体现为归化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文化自恋。
四、后殖民语境下建立翻译伦理的重要性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
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
伦理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
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即社会性的,所以交往伦理是人类交往行动中的道德规范,而翻译伦理学则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翻译伦理是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或称作商谈伦理学而提出来的。
交往伦理学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它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使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更需要有道德规范的制约。
我们看到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有一段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冷战结束后,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让位给了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现象还十分严重。
一些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或同化是普遍现象。
在翻译领域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趋势。
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强劲的势力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译界,而边缘文化在中心文化的强大的权力话语面前显得十分软弱,甚至患上失语症。
这不仅反映在翻译的数量与质量上,而且表现在译者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上。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政治,即“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使得翻译伦理的建立变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翻译活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中,道德与伦理的制约就显得重要了。
要进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伦理学应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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