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

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

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

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

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

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

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

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

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

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

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

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

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

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

在创作中反应的尤为显著。

她对地母精神持怀疑态度，因为她从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只是作为一种假设。

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她反写了传奇，变成了姬别霸王，虞姬作为一个自我反省者出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十来年里，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她这样活着简直是“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而到“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时，她不得不成为“一个被蚀的月亮，阴暗、忧愁、郁结、发狂”。

这几乎就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一种寓言化。

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发现女人谈话的主题无非是自己的上司、丈夫或儿子，这使她感到了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5]其实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超人是男性的，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6]。

用这话来分析上面两篇作品，其间流露的悲观情绪自然就有些夸张了——说到底还是张爱玲不希望女性的天空永远那么低，除了丈夫就是孩子。

她似乎把女人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失败归结于精神上的不自立，可是如果说到精神上的不自立，男人又岂能幸免？如果说女人躲不过婚姻，而男人又何曾躲过婚姻？对于女性的存在处境，张爱玲总是又敏感又性急。

而对女性如何才能找到自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她这里仍旧是一个问题。

但她又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女性神话。

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敏感和偏激造就了她的深刻。

她对女性有同情的一面，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的在旧封建束缚过的“奴性”心态，以及因为被束缚而扭曲的“魔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子的拳头下，……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竟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不行的……”[7]在她看来，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做男人牛马，甚至力争去做牛马则是女性自甘为奴的根本原因，也是女性个性解放的最大障碍。

所以张爱玲只能以解构女性神话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女性解放的理解，尽管她十分崇尚地母娘娘，但她的作品总是只有一点“地母的根芽”[8]，到了曹七巧这个最彻底的人物，连这一点都泯灭了。

而王安忆在创作之初就仿佛于冥冥之中从张爱玲那里接过了“地母的根芽”，而且把它越做越大，创造了许多近乎地母的形象，并解析出一套明确的“地母的精神”。

她似乎是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达到了极高的领悟能力。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王安忆最初塑造的一个饱满丰厚的女性形象。

在家庭不幸面前，丈夫拿不出男人气概，欧阳端丽这个昔日的千金小姐一改对丈夫的依赖，显示出主妇的魄力。

她辞掉阿姨，包下所有家务，精打细算过日子……却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家庭，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

”这似乎是在重塑一种女性神话。

对于女性神话，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它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诅咒也显得权威起来。

”[9]但其实不是。

王安忆是塑造了一种地母精神。

这与王安忆对女性解放的深刻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思考不是单独面向女性，而是涉及到男性，“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么一个问题：究竟，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10]“寻找男子汉”，一度喊出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心声。

而王安忆却认为，这“或许是女人永恒的困惑与失望”[11]。

因为她认识到：“在中国，男人的机会很少，他们也很难去发展。

又要他们发展得好，又要他们适应各种情况，要温和，又不失男子气概，还要满足女性的各种要求，那该多难!”[12]王安忆的这种认识显现出眼光的犀利来：中国的女性解放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可女人们总算是放开了自己，开始了大胆寻找生命真爱的历程，可寻来寻去，还是在旧的思维模式里，认为“男人应有宽阔的胸怀和肩膀，可容下一世界的苦难并承起一世界的重任”。

而为什么一定要寻找男子汉？这本身就是女人的误区。

终究还是女性潜意识里仍旧把自己当做弱者，希望自己能够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心理在作祟。

所以她说，“寻找男子汉，也许注定不会有结果。

男子汉或许都在陪伴不致力于寻找的，要寻找的永远寻找不到。

”[13]在《女作家的自我》中，王安忆更直接地质问：“做女人难，做男人还难不难呢？”[14]在《长恨歌》中，她描写李主任的一段话体现了她对男人的深刻同情：“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李主任身居高位，却不知高处不胜寒。

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

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

……李主任是在舞台上做人，是政治的舞台，反复无常，明的暗的，台上的台下的都要防。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男人的社会，男人的世界真的是很大很大。

一个男人不能全部爱你的话，他是有很多理由的。

”[15]王安忆这话一方面是对男人的理解，一方面也是对男权社会的无奈认同。

因为，“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责任，而女人的理想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

”[1 6]王安忆从女人对于大历史的隐退中，探求女人的存在。

对于男女不平等，她把部分原因归结为自然弄物所造就的性别差异上。

“自然的安排总是那样强差人意……人注定生活在缺憾中，人与自然永远在较量，以求获得完满的平衡而永远也获不到。

写到此，不禁觉得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

可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

这就是自然，无论有多少不合理，也唯有承认了。

”[17]她的思考总算有了结果，尽管是无奈的诠释，却也追寻到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很务实。

这与作家的生活态度有关，“我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心平气和，承认现实，直面现实，就行了，就胜利了，所以我的胜利不在于我成为一个作家，而在于我的心境平静下来。

婚姻是具体的，但生活中有许多乐趣，承认它，面对它，平静下来，就战胜了自己。

”[18]“对我来说，一个女人怎样去塑造自己是很重要的。

”[19]她首先分析了男性心理，而得出了“自我塑造”的结论。

所谓女性的“自我塑造”，在她看来，决不是贸然向男性社会宣战，因为女性的失败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有其历史必然性，所以女性需要在认同既定模式即十分务实的前提之下，做力所能及的绵里藏针的争取，也就是凭借女性自身的优势和实力在男权社会中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女性解放的策略。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是王安忆对张爱玲《倾城之恋》中“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意境的改写。

在《倾城之恋》中，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本来十分缥缈的姻缘，“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流弹没能够炸死他们，却将他们的相互算计都毁灭了，只剩下简单的一对劫后余生的男女，相濡以沫的，结了婚。

如果说《倾城之恋》是作家意欲通过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相知相许，表达一种由于战火中个人生死未卜而冉冉升起的一股对于爱情和亲情的的神往；那么《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则是在着力以工笔描写女性对于家庭不幸的毫不畏缩的承担，体现了作家对于女性认识的不同境界。

前者的女性因为城倾而从男人那里获得了真实的爱情和婚姻的保障，后者的女性却是因为城倾（如果说“文革”也导致了一番不同意义上的翻天覆地），而给予男人真实的爱情和婚姻的保障。

这些男人在不幸来临时闯祸的闯祸，躲的躲，病的病，他们的女人却处变不惊，放下身段，持家度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女人也依旧高贵美丽，不失优雅。

她们能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不疾不徐地回答他们的质问。

她们也能在买菜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家慢慢享用。

而这不分明是一派与子相悦，死生契阔（——既然已经与你相爱了，生死又怎能不置之度外呢）的境界？也由不得作家要感叹：“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

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

”[20]。

对于婚姻，张爱玲早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就把有天才的女孩结婚视为天底下最大的恨事。

而且，她的确和许多作家一样是把婚姻和家庭当做人类一大困境来书写的。

王安忆不然。

她借评论王昭君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王昭君不嫁人，倒是清静美人，最终不就还是个白头宫女。

出了嫁，自然就有姑舅，那就要处理和解决，缠进家务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