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介绍
董仲舒
董仲舒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
《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
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
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
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
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
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
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关于董仲舒 的古文史料
《关于董仲舒的古文史料》董仲舒，字子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景帝、武帝两朝任职，提出了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学说，主张尊崇儒术，废黜百家，为儒家思想在大一统帝国时期扎根立足打下了基础。
他的著作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等，影响了后世的儒家学派和政治制度。
关于董仲舒的古文史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
这两部史书都是汉代的正史，对董仲舒的生平、思想和事迹有较详细的记载，是了解董仲舒的重要资料。
其中，《史记》是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班固所著，是继《史记》之后的第二部纪传体通史。
两部史书都对董仲舒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有王佐之才，是儒家之宗。
二是《春秋繁露》。
这是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一部以《春秋》为基础，阐述儒家经义和政治理论的书。
该书共分为82篇，内容涉及天道、人道、君道、臣道、礼法、刑罚、教化、决狱、灾异等方面，是董仲舒的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由董仲舒的弟子或后人根据他的言论和著作编纂而成的。
该书对后世的儒家学派和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汉代儒学之宗”。
三是《天人三策》。
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奏的一篇疏议，是董仲舒的政治主张的代表作。
该疏议分为上、中、下三策，分别论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尊崇儒术的必要，废黜百家的理由，以及具体的政治改革的建议。
该疏议被汉武帝采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百家思想被禁止或边缘化，儒家经典成为教育和科举的基础，儒家学者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精英。
四是《士不遇赋》。
这是董仲舒的一篇词赋，是他在景帝时期因为不得志而作的自我抒发之作。
该赋以《诗经》的《士不遇》为题，借用了《诗经》的语言和风格，表达了董仲舒对于时代的不满，对于自己的才华的自信，对于未来的期待。
该赋体现了董仲舒的文学才华和儒家的气节，也反映了汉代士人的心态和境遇。
董仲舒
董仲舒一、生平与著作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
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这说明董仲舒虽不在职但仍受汉武帝的尊重。
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
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
《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
“蕃”与“繁”古字相通。
《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
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
繁：多；露：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82篇。
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抱经堂校刊本。
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主要哲学思想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哲学家名人故事：董仲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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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名人故事：董仲舒整理哲学家名人故事：董仲舒董仲舒是汉朝出名的思想政治家，他诞生在一个有着丰富的藏书的地主家中，所以董仲舒从小就博览群书，有着很高的学识，渐渐的董仲舒的名声传了出去，董仲舒就趁机招了许多的同学，由于董仲舒学问高深，讲学讲的好，所以他的.许多同学都成了官员，而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董仲舒被汉景帝封为博士，特地负责传授学问。
董仲舒被封为博士之后，他就处处开坛讲学，他的同学越来越多，由于一门心思都放在了教学上所以董仲舒始终都没能回家，由于这样因公废私的举动，董仲舒受到了当时学子的鄙视，许多人都尊他为老师。
后来汉武帝继位之后，大肆招贤，董仲舒也成为了汉武帝的座上宾，汉武帝向董仲舒提出了出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一展所学，系统的阐述了如何更好的巩固皇帝的统治、论述了君权与神权的联系，并向着汉武帝提出了许多有有用价值的意见。
汉武帝特别满足，就把他派到了刘非那儿去当宰相，刘非是一个残暴的人，但是由于董仲舒是当时出名的大儒，在文人学子之中有着很高的声望，所以刘非对于董仲舒还是比较敬重的，不敢对他有什么怠慢，董仲舒在刘非手下当了六年的王相，在董仲舒的规劝下，刘非放弃了篡权争霸的想法，好好的治理自己的领地，始终风调雨顺。
后来董仲舒因此上奏宣扬他天人合一的学说，在奏章中大谈灾难，所以触怒了汉武帝，虽然最终由于德高望重免于一死，但是却丢了官位，之后董仲舒就用心于做学问、教学著书，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朝堂，但是每次有大事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来向他请教，所以可以说董仲舒对于当时的朝廷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1页/共2页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董仲舒从小就诞生在一个藏书丰富的大家庭中，他从小就聪慧好学，在年少的时候，董仲舒经常一读起书来就废寝忘食，他的父亲一面兴奋儿子好学，但是也担忧着董仲舒会太过劳累，就打算在董仲舒的书房边上修建一个花园。
一开头花园刚开头修建，引来了许多的飞鸟蝴蝶，所以许多人都去那儿玩耍，董仲舒的姐姐也经常邀请董仲舒一起玩，但是董仲舒只是用心读书，头都不抬一下，后来花园建好了许多人夸赞这花园美丽，但是董仲舒就是不去玩，只是一门心思的读书，就连中秋节的夜晚，大家都在花园中赏月的时候，董仲舒都没去，还在和老师一起讨论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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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江都相
将自己比作春秋霸主齐桓公，将董仲舒比作 贤相管仲。董仲舒回答认为：依靠诈谋攻伐 而称霸的，绝不是“仁人”，真正的“仁人” 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易王刘非听后表示欣赏。
01 人物生平
晚年逝世
董仲舒辞职以后，回到长安的老家，一心研究现实问 题和儒家经典《春秋》，修学著书。此外，他还给汉 王朝做顾问。朝廷如果有关于礼法方面的问题，就派 使者和廷尉张汤到家里来咨询，董仲舒总是能给出清 晰明确的应对解决办法。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前后，董仲舒于家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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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字宽 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河北省衡水市景 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 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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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思想主张
02 思想主张
历史观
董仲舒从其“人理副天道”的思想出发，引出 了以“奉天”“法古”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因而圣 人必须要效法天来制定法则。天又是永恒不变 的，因而圣人所继承的道也是一贯的，所以 “奉天”与“法古”也是相互贯通的。在解释 朝代变更的问题上，董仲舒则提出了“三统三 正”的历史循环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的 改朝换代，只是黑、白、赤三统的依次循环， 是新王朝重新接受天命的表现。
公元前约179年，董仲舒于汉代广川的一个地 主家庭出生。家庭富有，且有大批藏书。当时 汉朝刚建立不久，实行修生养息的政策，社会 环境较为和平，而且大幅放开了对书籍的限制， 社会上流行的典籍较多，这为董仲舒修学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董仲舒本人学习也很刻苦， 除了熟读儒家典籍，还广泛涉猎先秦诸子的学 说，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记载。
总结董仲舒的文教思想
总结董仲舒的文教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一位重要文教思想家，被尊称为“明师”。
他不仅在史学、教育思想方面有卓越贡献，而且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文教思想立足于实践，强调以道德规范为基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
董仲舒提倡“教化”思想强调，为了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应当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并倡导“以教人使人，而非以兴人使人”。
他认为，人之初就具有本性善良和道德感，但这需要通过教育来启发和引导。
通过教育的力量，可以使人们追求道德和人格的完善，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在对古代经典的传授基础上，重视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创造力的发展。
他主张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才能和道德为目标，并通过实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他曾说：“始择博通经书之士，渐乃师材任识以与他焉。
”可以看出他对于培养创造性思维的重视。
在政治方面，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统一人与天的价值观念，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一种至理，即“天道”，是人类行为准则的根基。
他强调人类行为应当符合天道的要求，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他曾说：“人无道则不生，人有道则天佑之，动则天应之。
”他的思想强调道德规范对于人类个体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文化方面，董仲舒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对《尚书》、《易经》等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以贯之”的思想。
他认为这些经典的核心思想都是相通的，体现了道德和政治的原则。
他主张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和传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道德品质。
他曾说：“古之学者，以教学为道。
故读书而智者，听诸先王，往而通其义，则亲亲仁义，江阳之东。
”可以看出他对于经典研究的重视，以及通过学习经典来实现道德和智慧的追求。
总之，董仲舒的文教思想集中体现了教化、实践、创新、和谐、思辨等多个方面的价值观。
董仲舒思想总结
董仲舒思想总结董仲舒（179 BC-104 BC）是中国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其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推动方面的贡献而闻名于世。
董仲舒与汉武帝关系密切，他曾担任过汉朝的宰相，并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贡献。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哲学。
他主张“天人合一”，即“以天为师，以天为本”，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应该保持和谐的关系。
他强调天命观念，认为天地自有道义，人类应该遵循天意，在天道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董仲舒还提出了“治国安邦”的思想，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与人民的思想和道德素质有密切关系。
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来塑造优良的公民品质，以达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目标。
他提出了“以礼治国”的理念，认为礼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社会的秩序和谐。
董仲舒还对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主张教育应该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品德和思想，使其成为有德有才的优秀人才。
他提出了“建章立法”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和制度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的秩序。
他还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认为人民应该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不依赖外在的约束。
董仲舒对政治理论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主张有序的等级制度，对于管理国家和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他提出了“阴阳”、“五行”、“八风”的思想，认为这些天文自然的因素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他主张形势的变化和人的行为应该相互适应，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调整政策和措施。
总结来说，董仲舒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道德教育和自我约束，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认为人民的道德和思想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他的政治理论充分考虑了天地自然的因素，强调了形势的变化和人的行为应该相互适应。
董仲舒的思想为后世政治家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名人故事
董仲舒名人故事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出生于公元前179年，西汉政治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三年不窥园”是说他少年时候专心学习、目不他视的故事。
董仲舒自幼喜欢读书，读起来十分刻苦。
他出生在书香门第，常有客至家。
客人听说他学习刻苦，都很喜欢他，茶余饭后，每每把他叫出问来问去。
时间一久，董仲舒感到絮烦，便在后院收拾出一间书房，独自搬进去居住。
董仲舒搬人后院，因离前院客厅较远，客人也就很少去打扰他。
幽静的环境，使他学习更加专心致志。
他给自己规定，除了推不掉的礼节事宜，决不走出后院一步。
他家后院和一个大花园相邻，从窗内就可以看到园内的百花盛开，隔着墙就可以听到园中的鸟叫，出角门一步，就能跨人园内散心。
但是这些，都没有使他动心；不要说去花园游览，就连隔窗看一眼也不曾有过。
父亲知道后，感到这孩子很有志气，从心眼里高兴。
有一天，一位叫安溪的朋友来家做客，当问到董仲舒的情况时，其父回答说：“搬到后院读书去了。
”安溪道：“你后院和花园相邻，每日花香鸟语，景致迷人，不分散精力吗？”董父说：“不，他连隔窗看一眼也不看！”安溪觉得好奇，也有些不信，便要求单独去后院看看。
董父觉得，客人有如此要求，不便拒绝，就同意了。
安溪来到后院，蹑手蹑脚地来到书房窗下，见董仲舒正在桌前专心读书。
安溪故意在窗外来回走动，且脚步很重，而董仲舒却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儿，安溪又故意咳嗽了两声，董仲舒还是充耳不闻。
就这样，安溪在窗外足足呆了两个时辰，而董仲舒对窗外竟连眼皮也没抬。
安溪心中感动，不忍心进屋，便回到前院，对董父说：“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竟然如此专心用功，实在是少见啊！”从此，安溪每年都要来访一两次，而每次来访，都要到后院去看一看；他每次去后院，都不进屋打搅，使董仲舒从没发现过他。
一晃三年过去，安溪再次来到董家，对董父说：“今天我可要见见仲舒了，你也要和我一块去！”董父被友人的关心所感动，便和他径直来到董仲舒的书房，对儿子说：“仲舒，休息会儿吧，快来见过安叔叔！”董仲舒闻言，慌忙起来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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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原文：/people/!bHkxOTE5QHNvaHUuY29t/143525738.html 我参与撰著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秦汉时期。
写出了初稿。
关于秦汉时期河北的思想文化成就，董仲舒是一个经典。
贴上，供博友批判。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董仲舒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
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
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
《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
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此之谓也。
”[1]“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
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2]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3]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
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
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
”[4]“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
”[5]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
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
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
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
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
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
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6]，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君权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董仲舒的坎坷经历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决定了他始终反对家天下。
他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并不推崇封建家天下。
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天意”，坚持“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他在经历了诸侯国相的生涯后，晚年居家顾问朝廷政事，著书立说，在不断完善天人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专制大一统政治，有两个问题，需要用“天道”给予解决。
一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
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
他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7]这是“人主法天”的总纲领。
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顺天意、知天意的方法。
如“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
此之谓也。
”[8]二是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残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转鱼肉百姓的局面。
他希望通过倡导“天德”给与解决。
这是他“天人哲学”的时代局限性和科学的局限性。
其结果，专制统治只能为专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将“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以至于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奴役民众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为主旨的哲学思想，也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国治狱的语录反应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学，阐述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总结。
3－3－3董仲舒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刻本《汉书》载，董仲舒的著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第二部分是“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这些文献，反映董仲舒忧民、爱民的人格和希望仁治的思想。
元狩三年（前120），关中水灾，董仲舒结合自己耕作的经验，建议在被灾地区“顺应天意”，多种宿麦，缓解饥荒。
汉武帝采纳，派使者劝导农民种植宿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桑弘羊积极主张盐铁官营的的情况下，董仲舒忧民之生计，上书要求限制贵族田地，抑制兼并，请求盐铁皆归于民。
呼吁解放奴婢，除乱杀之威。
这些思想，反映了他悯农、忧民的仁德本性和“本民”思想。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是董仲舒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宇宙观哲学的集中体现。
这部著作，在继承先秦燕、赵、齐阴阳五行、谶纬方术基础上，对儒学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并利用这种思想揭示治国、理政、君臣道理，为封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一套哲学思想和治国理论。
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得到西汉王朝的确认，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主流地位。
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董仲舒塑造的。
《汉书·五行志叙》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经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使儒学出现一个转折。
董仲舒通过与汉武帝的对策，强调将思想统一于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学，同时，也为后来儒学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此之后两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为统治者推崇、民众接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9]。
“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经过历代传承，逐渐成为得到广泛共识的民族主导思想，对维护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后世学者都盛赞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大一统的思想，高度评价“司马迁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10]。
而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其大一统思想，受董仲舒的深刻影响。
从董仲舒开始，使后人认识到：“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即天下为一，视统一为安，分裂为危。
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
”由此，“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词典里，维护或者恢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一直被视为民族大义和最高表现。
”[11]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中，维护统一，一直被视为是顺应天意的美德。
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大一统”精神发挥维护统一、阻止分裂的积极作用。
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大一统精神，能鼓舞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
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2000多年历史上，虽遭千灾万劫，却依然成为统一的大国，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以维护统一为荣，将分裂国家视为大逆不道。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所指出：“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二千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12]思想统一于儒学，抑制了百家争鸣和科学精神的探索，加剧了专制制度。
尽管董仲舒试图利用“天威”对皇权进行遏制，但“君权天授”思想，却被统治者扭曲为愚民的工具。
客观上，董仲舒开创的思想统一的局面，并没有解救他着意怜悯的民众，反而助长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将专制制度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精神领域、道德范畴、思想领域，抑制了各种思想、学派的发展。
因此，在此后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除宗教思想外，中国思想领域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甚至在清代还出现了“文字狱”。
思想和精神的一元化，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弘扬，抑制了科学理论的探索。
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提出“李约瑟难题”，探讨中国古代为什么拥有大量实用技术，而没有发展起现代科学？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大一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能不对中国科学探索进程产生巨大的阻力。
思想统于儒学，限制了思想自由，导致封建社会的思想禁锢。
思想统一于儒学，三纲五常逐步成为精神领域无形的禁锢。
所谓“克己复礼”。
限制个性，压抑人性。
中国古代许多妇女为了所谓“守节”牺牲青春，付出生命代价。
许多仁人志士被礼教埋没毕生才华。
德国思想家歌德认为：“正由于这种在一切事情中严肃的节制，中国维持了好几千年。
”[13]。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评论：“东方人因了统一而忘掉差别，西方人又以差别之故，忘记统一；东方人对永恒不变之淡漠，甚至于迟钝到无感觉状态……”[14]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十个朝代更替，但专制体制不变，就是思想统一于儒学的“严肃的节制”，统治者在以此愚弄民众的同时，他们也成为笃信这种思想的实践者。
至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