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与理解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著名的文化研究者，他在大众文化领域的贡献备受推崇。
他的视角下，大众文化并非是粗俗低劣的东西，而是被广泛接受和共享的文化表达形式。
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了许多有关大众文化的独特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有着深远的影响。
约翰·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民主性。
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由普通人创造并享有的文化，它不受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文化精英。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能够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他们提供表达自我的平台。
大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是多样化和开放的，可以被广大的群体所接受和参与，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民主性。
约翰·菲斯克关注了大众文化的受众反应。
他指出，大众文化并非是单向的信息输出，而是存在着双向互动的过程。
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中，受众不仅是 passively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 actively参与重新解读和再创造文化产品。
他认为，受众的参与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使文化产品能够不断地被更新和再生，产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文化形式。
约翰·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流动性和跨文化性。
他认为，大众文化不受限于特定的地域和民族，而是具有广泛的流动性和跨文化的特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产品和符号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间流动和传播，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创新。
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连接不同文化和群体的桥梁。
约翰·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指出，商业在影响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受其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商业化带来了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传播，同时也改变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商业化也可能导致文化产品的 homogenization和 commodification，削弱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约翰·菲斯克是美国传媒学著名学者，他在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当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聚焦于大众传媒对于个人、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探讨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对于大众文化中的想象力与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媒体呈现给观众的，而这些呈现往往是由权力所控制的。
在菲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中的想象力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媒体通过精心构造的形象和故事来操纵人们的想象力，并将权力的意志传达给观众。
电影和电视剧中频繁出现的英雄主义形象、美国梦理念等都是通过媒体的演绎塑造出来的。
约翰·菲斯克在大众文化中强调了观众的积极参与。
他认为观众并不完全被动地接受媒体所传达的信息，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体进行解读和再创造。
菲斯克提出了“反抗性阅读”的概念，指的是观众对于媒体所传递的意义进行挑战和重新解释的过程。
观众根据自身的背景、经验和价值观对媒体进行再理解，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理解。
这种反抗性阅读使得观众在大众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约翰·菲斯克对于消费在大众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商品形式呈现给观众的，观众通过购买商品来参与到大众文化中。
这种消费行为不仅是经济交换的一种形式，更是社会交往和身份认同的表现。
观众通过选择哪些商品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
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约翰·菲斯克对于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播方式，通过渗透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秩序。
媒体通过宣传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影响观众的思想和行为。
菲斯克认为人们应该对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保持警觉，并通过批判性思考和反抗性阅读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浅析我国粉丝文化现象
2020·12（下）《科技传播》52作者简介：曹潇丹，2018级硕士研究生，吉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化传播。
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浅析我国粉丝文化现象曹潇丹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约翰·费斯克作为西方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理解大众文化》作为其理论性最强的一本著作，自问世起在学术界即是毁誉参半。
该书阐释并表明了费斯克对于“大众文化”的全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鲜明反传统特色的大众文化观，成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一种超越。
其中，尤以粉丝文化理论为重要代表，奠定了粉丝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导向，也成为之后大众文化研究与粉丝研究不断批判与反思的对象。
在笔者看来，约翰·费斯克所开辟的大众文化研究视野，对更深入准确把握新的传播生态、媒介环境下的大众文化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文章将通过对书中理论的结构性梳理，结合当下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环境，批判性分析费斯克理论的时代价值及其对我国当下粉丝文化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局限；时代意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73-0052-021 《理解大众文化》结构概述1.1 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大众文化作为20世纪的时代产物，西方学者对其系统性理论研究与批判均成果颇丰，尤以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精英知识分子角度推崇精英文化、完全批判排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和伯明翰学派为大众文化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态度和研究热情为传统研究视野。
而约翰·费斯克则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此前两大学派观点的个人主张，他试图扭转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研究视角，以较伯明翰学派更为纯粹的乐观态度给予大众文化以肯定，建立颠覆传统研究思路的第三种大众文化观。
同时，费斯克自身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让他的学术研究“视界”拥有了尽可能多元化的可能性。
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理论概述
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理论概述摘要：《理解大众文化》是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菲斯克的一部有关研究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理论著述。
在这篇文章中，菲斯克试图以传播学者和大众文化迷的两种身份，从英、美、澳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解读大众文化。
不同于传统的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而是站在一种为大众辩护的角度，提出了大众文化“权且利用”的创造力。
尽管中西学者对其理论褒贬不一，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其理论价值及其开创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大众一、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写作背景及理论渊源20世纪三十年代，二战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发展。
这个时期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
在6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逐渐被友好乐观的，打着平民主义旗号的伯明翰学派所扭转，伯明翰学派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的传统，但反对这一传统中浓厚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
约翰·费斯克延续了伯明翰学派肯定大众文化的传统，结合自己对大众文化的浓厚兴趣，并吸取了几位欧洲思想家的理论影响，例如德赛图的日常生活的抵制理论、巴特的文本理论及符号学理论、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和布迪厄的审美趣味差异理论等，总之，约翰·菲斯克试图从大众文化的流行因素例如牛仔裤、购物商城、时装、化妆品、麦当娜现象等建立一种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
这一理论在其《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二、《理解大众文化》文本分析1.大众与大众文化的界定菲斯克主张用the people，popular，the popular forces来界定大众、大众的、大众力量，而不是用the masses来称呼大众，用folk culture（民间文化）或者mass culture（群众文化）来称呼大众文化。
这种界定大众及大众文化的差异，已能表明出菲斯克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立场。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在其著作《文化社会学》中谈到了大众文化的重要性。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反映社会、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塑造我们社会认知和文化态度的基础。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的“反射池”或“投影仪”。
它反映了社会的所有结构和力量，反映了人们的情感、价值、信念和态度。
通过大众文化，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的软硬件，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
菲斯克主张，大众文化需要被看作是一种源泉，一种文化素材，一个社会的“集体想象”，这些元素可以被动员，组合，变形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历史上有很多突破和创新，这些都与大众文化的弹性和变化有关。
另一方面，菲斯克也意识到了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消费主义、社会标准化、歧视和排斥等等。
他指出，大众文化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是由于大众文化与用于生产和出售商品的“文化工业”相结合而加剧了。
总之，约翰·菲斯克的视角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和思考。
他强调大众文化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语言，以加强社会整合和集体认同。
这个语言可以被共享、体验、发现和批评，可以被不同的人群和组织理解和解释。
因此，大众文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推动社会变革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工具。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以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观点而闻名。
在菲斯克的观点中，大众文化被视为是一种由普通人创造和参与的文化形式，它不仅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菲斯克的理论提供了对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新思考。
菲斯克将大众文化视为一种由群众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形式。
他认为，大众文化不仅是由精英或文化专家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产品，更是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创造和消费的文化所创造的。
菲斯克的观点中，大众文化被看作是一种个人和社会实践。
个人可以通过参与大众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兴趣和身份认同，通过参与其中来获得满足和娱乐。
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分享共同的大众文化符号和经验来建立联系和共同体感。
菲斯克还提出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大众文化中，消费者不仅被动地接受文化产品，还可以主动地参与创造和改变这些产品。
他认为，消费者在选择和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和创造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解读”的概念。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由观众来解读和理解的，而不是由创作者或制作人来决定。
观众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解读文化产品，并给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菲斯克的观点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和理解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的理论强调了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多义性，并强调了观众的参与和创造力。
他的观点还挑战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将其视为低俗和低质的文化形式。
约翰·菲斯克的视角下，大众文化被看作是由人们创造和参与的文化实践，具有多样性和多义性。
观众在解读和消费大众文化产品时具有一定的创造力和主导权。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大众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在菲斯克看来，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参与和共享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包括了广泛的文化产品和表现形式，如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时尚、明星文化等。
这些文化产品和形式在当代社会中无处不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和形式，人们展现出了自己的审美观、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从而构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感。
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并享受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风貌。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当代社会中力量强大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他指出，大众文化通过各种方式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文化的影响和塑造。
正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使得它成为了当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菲斯克还指出，大众文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在他看来，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和商业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流行也经常受到商业利益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导致一些文化产品和形式充斥着低俗、庸俗和暴力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风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菲斯克呼吁人们应该对大众文化保持警惕，不盲目接受和随波逐流，应该理性对待大众文化，从中挖掘和发掘其中的优秀作品和精神内涵，以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和繁荣。
在菲斯克看来，要改变大众文化的现状，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政府应该加强对大众文化产业的管理和监管，规范文化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加强对不良文化产品的管理和打击。
社会各界也应该积极参与和监督大众文化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和优化，促进文化产品和形式的创新和提升。
人们也应该自觉抵制低俗和暴力的文化产品，选择高质量、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味，使大众文化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有益力量。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文化研究者和学者，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
他的著作《大众文化的理论与方法》、《电视文化》等对大众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和审视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约翰·菲斯克的视角下，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被动化和主动性互动的文化形态，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观察和分析，菲斯克揭示了其中一些规律和特点。
约翰·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被动化和主动性互动。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是受控于权力和资本的，但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接受的同时进行着再造和再生产。
他关注了受众的解码过程，认为受众通过对大众文化进行解码和再编码，赋予了文化产品新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参与到了文化的生产中。
他使用了“语义效果”这一概念来说明受众对文化产品进行理解和解码的过程，认为受众并非被动接受文化产品的意义，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解读，赋予了文化产品新的意义和价值。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和分析大众文化时，不能忽视受众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约翰·菲斯克对大众文化中的“文化消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大众对文化的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他强调了文化消费的身份认同和符号意义，认为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了人们表达身份认同和获取符号意义的一种方式。
他提出了“择偶和择友”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往往会选择和他们自身身份认同相近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他们对身份和符号的需求。
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消费和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提醒我们在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时，需要考虑受众的身份认同和符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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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作为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因其“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主张而被西方学术界普遍称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代表人物。
他撰写了《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读解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 1989)等8部著作以及数百篇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和影视文化的研究论文，在欧美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尝试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倡导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大众文化理论，推崇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试图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做出一种超越。
从理解大众文化剖析约翰费斯克探索从理解大众文化剖析约翰费斯克探索范文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1]7约翰费斯克（JohnFiske，1939-）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是任何研究大众文化和电视文化都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费斯克的主要著作有：《解读电视》（ReadingTelevision,1978）《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toCommunica-tionStudies,1982）、《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等。
其中，《理解大众文化》是费斯克最具理论色彩的一部著作，至今已经一版再版，成为了人们广为征引的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
可以说,《理解大众文化》是研究费斯克的文化理论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1“大众文化”的意义转换众所周知，虽然瓦尔特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一直是以批判大众文化而著称。
在著名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与霍克海姆把文化工业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将大众文化批判为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总括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这样的：第一，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是一体化的、平面化的，没有美学价值；第二，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的时候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
因此，大众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大众文化也只是一些具有单一化、复制化特征的文本，大众在这些没有价值的文本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操作控制下，最终变成毫无个性、思想简单、集体类同的一分子。
在大众文化的侵蚀下，大众的状况就变得如霍克海姆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所忧虑的：“……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闲暇，闲暇转变成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
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
”[2]48受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普遍呈现出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态度，大众文化也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敌视被贬低的地位。
但随着大众消费社会在更大更广的范围的形成和迅速蔓延，当代意识形态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商品消费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开始成为大众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在这种新历史语境下，一些新的大众文化批评视野开始出现。
费斯克便是以一种平民化、乐观的新视野，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大众文化批评观。
不难发现，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大众文化工业的学说，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向。
具体而言，费斯克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mass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popularculture”。
这意味着费斯克的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按费斯克的说法，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thepeople），而不是群众（themasses）或民众(folk)：群众是愚昧的群体的聚集，他们容易被体制奴役，而大众则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明白自己处于体制之中，但却能够对这一奴役进行抵制。
这就是说，大众不是受体制欺骗的“文化笨蛋”。
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一切,乃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的层理”制造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时,加以使用或拒绝。
就是说，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
他们并不是不加判定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
由此可见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概念上的分野。
长期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者)，一直把大众等同于工业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认为大众作为文化工业的屈从者是同质的，无差别的，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由文化工业灌输或强加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这种大众观把体现统治(宰制)集团意识形态的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或把文化工业产品等同于大众文化，否定了大众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
与此相反，费斯克虽然并不否认大众的文化资源只能由文化工业提供，但他却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体现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解读过程。
而这个解读过程是具有创造力的，其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
”[3]34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即“利用他们的商品，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一种游击战术和“有啥用啥”(或权且利用)的艺术(theartofmaking-do)。
[3]34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不是消费，不是由文化工业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而是由大众自下而上创造出来。
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大众不但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逃避和抵制着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控制，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快感，而且以其创造性和抵抗性，不断侵蚀和瓦解着统治意识形态，并最终可能实现社会的政治进步。
显然，这种大众文化观是从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出发来探究大众的活力和创造力理论，这既是费斯克的文化理论，也是其《理解大众文化》的精华所在。
它承认宰制力量的存在，却更注重大众如何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并认为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促成社会体制的循序渐进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最终变革。
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费斯克站在了“大众文化”一边，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再定义和辩解。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或至少不是那么简单与平面化。
他无比乐观地强调了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和逆反功能。
正如麦奎尔（D.McQuail）所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
”[4]1032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及其特性前文表明，费斯克比前人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他以符号学解读的方法来研究大众传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并产生意义上面。
在他看来,“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
”[3]57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
同时，受众具有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subjectivities)。
显然，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他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从而创造了一种从大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的全新视角。
简言之，大众文化就是文本，就是大众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的文本。
在《理解大众文化》里，费斯克不但提出了大众文本的概念，而且分析了“读者式文本”,“作者式文本”与“生产者式文本”的联系与区别。
“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它易于理解和流行，它是宰制性的。
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要求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
这种文本理解更难，更具先锋性，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
费斯克借助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的文本，这种文本既有‘读者式文本’的易读性，又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
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其“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
”[3]128可以说，这里费氏所强调的文本的裂隙大致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说的“空白”、“召唤结构”。
正是这些“裂隙”“空白”的存在，才给大众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空间。
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是宰制与反宰制同在的。
费斯克说：“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
”[3]31一方面，文化工业产品渗透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人们却利用其创造自己的亚文化。
大众通过在各种社会身份间的转换，将文化工业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具体语境相结合，从而逃避和抵制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找到他们自己的意义和快感。
而大众文化也正是产生于这一过程。
费斯克用澳洲的原住民观看老西部片时的反应来说明，原住民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受到白人宰制的前提下，才会在“当影片中的印第安人……狙杀白人男子，抓走白人女子之际……为之欢呼鼓劲。
”[3]30也就是说，意识到宰制的存在，才会在反抗这种宰制的过程中产生意义和快感。
当然，支配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容许反抗因素存在，他们总是试图对其进行扼杀、收编。
但是，费斯克运用符号学理论指出，符号具有多义性，意义是不可以控制的。
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
体制无法控制这一过程。
将大众文本界定为“生产者式文本”之后，费斯克进而讨论了大众文本的诸特性。
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本的过度性、浅白性、矛盾性、贫困性以及互文性。
首先，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的语言是冒犯性的、中伤的语言，是对语言常规的、正式的用法的误用，“是解读而非解码，是言语而非语言，是实践而非结构”，[3]133是特定语境的特殊使用。
双关、浅白、俚语、陈词滥调、煽情、方言是它的常规用法。
这种“误用”，带来的是对文本的多重解读和多重体验，它是对正式语言的戏仿和嘲弄，带有不受规训、无视礼俗与冒犯的潜力。
浅薄、煽情的大众语言夸大、反转了常识，嘲笑了常规，逃脱了意识形态的侵袭，从而使传统的、主流的规范自相矛盾。
大众文本的语言绝非带有洗脑功能的霸权文字，而是对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矛盾的暴露，它暴露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他性”，而且使得彼此不得不进行妥协与变得陌生。
“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写自己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