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对边城的理解《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沈从文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以及贯穿在作品中的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和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1934年沈从文写出了其最富有魅力的中篇小说《边城》。

小说的故事凄美、单纯，语言质朴、清淡，整个故事诗意盎然、人情浓郁。

因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边城》已翻译成多种外文文本，受到世界文坛的青睐。

一方面，《边城》吸收传统小说技法，运用白描、双关、情景交融等手法赋予了故事别样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作家博采众长，吸纳了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的神韵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观念，大胆创新，运用边地鲜活的方言、口语，通过反复叙事等叙述技巧，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明显的诗化、散文化倾向。

沈从文早年只上到小学便投身行伍，没有受过系统而扎实的语言训练。

为了寻求一种“全然的独立”，他只身来到京城，凭着满腔的热情与倔强，以一只秃笔在凶猛的城市默默打拼出一条文学之路。

沈从文起初受周作人、废名、鲁迅以及一些外译小说影响，笔法简拙，情感稍显轻浮，大多作品表现其家乡湘西一种蛮荒而自然、原始粗砺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状况。

及至到1928年之后，⑴其小说日渐成熟，有意识地围绕“湘西”构建起一个浪漫而玲珑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的《边城》气氛清新、温暖，笼罩在一片和谐而纯粹的诗情中。

在《边城》之前，鲁迅以其《朝花夕拾》等回忆幼时乡村印象的叙事体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而其后废名的湖北乡间、芦焚的果园城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乡土视角。

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其小说代表着“京派”作家典型、同一的思想观和美学观。

根据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京派是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始终没有加入左翼文学联盟的分子”。

又据“京派”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说他们‘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与‘情感主义左倾’。

⑵由此可见，“京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当然也就不会写左翼作家那种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从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之作。

而更多地，京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描摹社会人生，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净化道德，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人情洋溢、和谐圆融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自己就说，“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旋涡之外”。

由此不难理解，其小说的唯美倾向与左翼文学“积极改造现实”产生的矛盾，以至走到不同的方向。

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最佳作品，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

《边城》用浪漫包裹现实，以饱含诗意的语言和散漫而自然的结构为主体，用模糊飘滑的象征、活泼生动的口语、方言以及反复叙事的技巧交织成一片清幽、渺远的气氛。

就像蒋京宁对“京派”概括的总体意象为“树荫”一样，《边城》宛如一块“浅蓝的水晶，有着圆润、婉转的形状”。

《边城》是一块蓝得悲哀圆得可人的水晶，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树荫”下由一个伤凉的梦幻化而来。

“沈从文的笔特别甜，墨特别饱”，《边城》语言在自然中饱含着作家的独特用心，慢慢咀嚼之后顿觉余香盈盈，意韵渺远。

而这样的效果主要由自小说无穷的诗意。

这种诗性超越社会功利的范畴，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审美要求。

下面将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对《边城》“诗意”的来源及其产生的美感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来讲，《边城》的诗意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蕴藉、活泼以及气氛浓郁的景物描写、风俗描写上。

《边城》第九节写到祖父进城后回家少了酒壶，翠翠就说“爷爷，你倒大方，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翠翠的夸张一方面反衬出祖父的豪爽大方，一方面也微微透露出自己对爷爷晚归的埋怨。

接着，二老送酒葫芦来。

祖父为了撮合二老和翠翠，便站在岩坎上喊“翠翠，翠翠，你上来歇歇，陪陪客！”翠翠因无人过渡，本打算上屋，可爷爷这样一叫喊，她反而不去了。

翠翠为什么就不上去了呢？最好的解释是：翠翠担心爷爷的老实和简单使二老误会。

翠翠认为她和二老的爱情应是一种自然的事情，倘若她立刻去陪二老，她的这种“配合”将掺进一些虚伪的成分。

所以，翠翠不去陪二老除了少女的羞涩外，更多的是翠翠那微妙的质朴的爱情观。

翠翠不去，老船夫就开始和二老聊了起来。

老船夫一味地称赞二老，“二老，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全是特为称赞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这更就显出了这老头子的憨厚几近于傻了。

在渡二老过溪时，船一下子撞到了岸上，可以看出翠翠与二老在一起时的心慌意乱，说明她知道这个人就是二老，而且她也喜欢二老。

可是，作者用“陌生人”三个字来代替“二老”，这样委实写出了两人爱恋的含蓄、蕴藉。

⑶沈从文曾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

”⑷《边城》里的人物对话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表面上平白简单，但实际上作家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加工，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转折与浓浓的感情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话语中，仔细品味起来煞有意味。

再如《边城》第十五节老船夫回答孙女的问题。

“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小管子的人呀？”老船夫道，“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边城》的不真实之一是沈从文没有给他的典型人物配上恰当而合乎身份的语言。

但事实是沈从文仅仅想建一个“希腊小庙”，把乡村生活看成高于城市生活的人生形式，“向原始文明淳厚朴实的乡村唱一支美的哀歌”。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老船夫的确说不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但作为小说，对现实描摹的逼真程度绝不是确定小说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

像《边城》这样代表山水风物、人性民情诗意化特征的小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乐土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取向。

除了对话，在单纯的语言上，《边城》的诗味更体现在小说中那些饶有韵味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上。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由于交代环境的需要，环境描写的段落较多。

例如第一节某一段叙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

”文字虽简短，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新鲜而明媚。

首先，它交代了翠翠身边的具体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竹，且深翠可人，一个“逼”字，完全写出了那一派生气与清新。

接下来，小女孩的名字又被他的祖父“拾取”而来，“翠翠”两字，自然而随性，浸洇着亲近自然的浓浓诗意。

在描写翠翠外貌上，“翠翠在风里长养，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一个小兽物。

”不难看出，沈在描写上总喜欢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使两者相互渗透，互相交糅，把人的性情赋予给黄狗、山水，让人的品性染上大自然的特质。

这样就使得物我一体，生出许多微妙的情调、意绪。

“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把人与自然的隔阂打破，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

⑸从中国古典诗学来看，我们的先人有深于取象、精于意境的古典美学传统。

情境交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表达手法承袭了几千年，对我们这泱泱诗国来说，《边城》语言凝练、简约、清寂的古典味儿，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发扬。

其次，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

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

《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

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

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

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

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

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

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

⑹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

《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在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⑺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

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

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

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

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