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由盛转衰的文学史意义

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由盛转衰的文学史意义摘要：到1918年前后，以《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等书的出版为标志，现代“黑幕小说”的繁荣达至高峰。

“黑幕小说”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是强烈的。

“黑幕小说”遭遇了新文学家强有力的批评与阻击。

这种现象的发生，恰恰表征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自此以后，现代新文学作为一支新军逐渐占领文学历史的舞台；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以及古典文学开始淡出历史中心，成为一个次要的角色，通过不断的内部调整，比较低调地默默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由盛转衰；文学史意义一、“黑幕小说”的写作之成为问题在清朝末年，“黑幕小说”的写作原来与文学不很搭界；许多描写社会黑幕的小品短章也只是趣闻式的报章点缀。

但进入民国以后，“黑幕小说”的写作达到一个高潮，同时也成了“新文学派”极力攻击的对象。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上海“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过分揄扬和某些书商的恶意炒作，甚至有人从理论上给“黑幕小说”或黑幕书努力争取存在的合法性，把畅销牟利的动机掩盖于堂皇的言辞之下，令人反感，遂引起新文学者的多方夹击。

1918年，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中国黑幕大观》正、续两集四册，洋洋百万言，包含政、军、商、学各界的“黑幕故事”700余篇。

故事型小说的作者多署笔名，但有几篇序言实为当时的知名小说家如王钝根、刘豁公、程瞻庐等人所作，甚至蔡元培被邀作序的回函也给制成铜版①，印于书前，以壮声威。

蔡元培之不愿作序，很大程度是由于对黑幕书的制作有所保留；王钝根等人欣然命笔作序，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黑幕大观里面未始没有他们的手笔。

而且他们认为，写“黑幕小说”和黑幕故事之有益于警诫世道人心，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对青年的教育作用更是无可替代。

王钝根在约翰青年会学校讲演时曾说，在学校的青年人，不懂社会之黑暗，往往受到蒙骗。

“故《中国黑幕大观》，学校之外之教科书也，是天真烂漫之少年，忠厚朴实之君子，读之而知所戒备，尤使贫困之士，勿歆小利而堕其身家，厥功伟哉！”程瞻庐也认为：“知人之辑为是书，不啻为黑暗社会建设无数灯塔，作奸者不敢尝试，涉世者知所趋避，百余万言之福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甚大。

”②王钝根其实非常知道书中有些篇目既能影射某人，而又多半是虚构假托，于是竭力掩饰，欲盖弥彰说：“此书之用意，重在事不在人。

诸君但信社会中有此事，不必信此事属此人。

若按图索骥，追求姓名，俾得面肆嘲笑，取快一时，则大失忠厚之道矣。

”明说不让人对号入座，其实暗示这些故事都有所本，都是真人真事。

这一策略十分有效，也深藏心机。

明知人们有猎奇心理，多数喜欢窥探别人的门缝，却声言不要对号入座，对事不对人，这反而更激起人的好奇；明知青年人读这些书，弊多利少，反而大言欺人，说什么有利于世道人心，给少年人“启蒙”，开设社会见闻课程。

这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炒作，属于清末文坛“拆白”之一种，也是近代上海商业社会那种恶浊的市侩气使然：无论什么东西，到了他们那里，都可以成为商业机遇，变成商业利益，所谓一路通吃。

即如鲁迅所说的像白蚁一样，任何事情，无论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别人的痛苦还是自己的得意，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③。

陈独秀曾有几篇文字也谈上海的这种市侩习气，他引用戴季陶的话，把它称之为“曼彻斯特的臭味”④，即到处充满刺鼻的铜臭气。

他尖锐地指出，上海社会的这种气味具有巨大的腐蚀性：“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的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平粜，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粜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厉害。

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

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等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成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

呜呼，上海社会！”⑤这个观察应该说是深入透辟的。

上海社会的这种“曼彻斯特的臭味”，其实并非只是一种商业恶习，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艺术当然也不能幸免。

制作“黑幕小说”及其书籍当然有利益的驱动，但那些小说家却给它附会上堂皇的名目。

明明是误人子弟之书，却标榜为有益人心的良师益友。

正话反说，黑白颠倒，难怪当时的民国教育部以官方身份予以劝止——近时黑幕一类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

名为托讽，实违本旨。

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实写之义。

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

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且使觇国之人，谓吾国人民之程度，其卑劣至于如此，益将鄙夷轻蔑，以为与文明种族不足比伦。

作者诸君，孰非国民，孰无子弟，自返良心，何忍出此。

本会为此滋惧，用敢敬告今日之小说家，尊重作者一己之名誉，保存吾国文学之价值，勿逞一时之兴会，勿贪微薄之赢利，将此日力，多著有益之小说。

庶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敢布悃忱，诸希采纳是幸。

⑥作为官方的一个机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反对黑幕书的泛滥，不仅有维持风化、净化文化环境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压制不利政府形象言论的动机。

因为占黑幕书很大篇幅的是关于政界、军界的“黑幕”，有很多直接点名道姓地写官场生活之腐败，如《某总长与买办之关系》、《教育科长余某》、《梁财神之神通》等，这些黑幕段子，有许多是实有其事，略加点染；有的完全是报纸上暴露的政治丑闻一字不易，照录而来。

这就多少触动北洋政府的敏感神经，发通告加以制止。

这里还有一层，就是还有一个国家形象、民族感情在里面。

上引的《劝告书》中有“且使觇国之人，谓吾国人民之程度，其卑劣至于如此，益将鄙夷轻蔑，以为与文明种族不足比伦”等句，实际是指当时英国、日本等国的舆论界，流行着一种言论，即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享有国家主权，必须让优等人种统治，国家才能昌盛。

他们的历史根据是宋以后蒙古族、明以后的满族都做了中国统治者，今后说不定哪个民族还会来治理中国，中国才能安定，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不信你看，现在的袁世凯政府有多糟糕，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象依然混乱不堪，看来真的要等其他国家来收拾中国这个残破的局面了。

比如，1917年1月译载于《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日本文章《中国民族性论》，就充分体现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

文章列举了中国人的三个特征：卑弱、务实、耐久。

这三个特点无一不是任人宰制、不能自存的理由。

文中充斥了中国人“尚柔”、“文弱”、“女性之国”、“对外族常占被征服者之地位”、“重实利”、“无高尚之理想”、“容易满足”⑦等词语，尽管文末有中国“中国民族必将永久存在”之冠冕语句，但其文内深意是不察自明的。

新文学运动是一种历史行为。

把“黑幕派”建构成一个“他者”，通过这个“他者”来映现自己的形象。

这项工作也是新文学家们集体的事业。

与周作人“挖祖坟”式的批评不同，钱玄同和罗家伦对付黑幕派的办法就是“挖墙脚”，即找寻产生黑幕派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基础。

1918年10月，《新青年》读者宋云彬致信钱玄同，指出“黑幕小说所叙的事实，颇与现在恶社会相吻合。

一般青年到了无聊的时候，便在实行摹仿。

所以黑幕小说，简直可以称作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

同时，他还抱怨钱玄同对《玄学杂志》批判那么厉害，为何对“流毒无穷的黑幕”没有什么表示呢？钱玄同在答书中强调，目前所谓的“黑幕”与《艳情尺牍》、《香闺韵语》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同一类性质的书。

他把1914年到1918年这种书籍兴盛的社会原因分析得很透辟。

他说：此种书籍盛行的原因，起初由于洪宪皇帝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以致一班“学干禄”的读书人无门可进，乃做几篇旧式小说，卖几个钱，聊以消遣；后来做做，成了习惯，愈做愈多。

别人见其有利可图，于是或剪《小时报》、《探海灯》之类，或抄旧书，或随意胡诌，专拣那些秽媟的事情来描写，以博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

适值政府厉行复古政策，社会上又排斥有用之科学，而会做几句骈文，用几个典故的人，无论哪一方面都很欢迎，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旧诗旧赋旧小说复见盛行；研究的人于此来敷衍政府社会之余暇，亦摹仿其笔墨，做些小说笔记之类。

此所以贻毒青年之书日见其多也。

钱玄同上述这个梳理的优点是，抓住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不放，集中分析“黑幕派”和其他小说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抓住“黑幕”书的创作主体是一群“学干禄”却不得门而入，致使彷徨于政府高阶下的一批读书人。

他又指出了复古风尚既令这种书得到官方默许和支持，又迎合了年轻市民，还满足了遗老遗少们的尚古愿望，是“三面讨好”的生意，当然很是流行和畅销。

这个发现很有见地。

钱玄同把“黑幕”书的产生主要归结为民初政府引导的复古风气。

在批判“黑幕”书的同时，也在批判复古的思潮，更是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开山架桥的工作。

他在信的末尾说：“清末之时，国人尚有革新之思想。

到了民国成立，反过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

”他实际是在说，“黑幕”书是开时代倒车的产物，这种腐朽的东西，也会被时代所抛弃。

钱玄同是以他的方式为“黑幕”书定位，同时也是为新文学、新文化确立历史坐标。

如果说钱玄同把“黑幕”书的产生主要归结为政治因素，那么罗家伦则更多地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社会动荡。

他认为主要有两条原因：因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僚，就喜欢揭露他们的丑行秽闻，以抒心头积郁的闷气；再则是因为社会不稳产生游民，有了阅读市场，致使“黑幕小说”发达。

在那篇著名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罗家伦一边批评“黑幕小说”，一面引出他的关于新文学、新小说的理论，提出自己关于做好真正小说的系统见解。

这里已经开始涉及到新文学的实践和建设问题了。

“黑幕小说”发展到1918年前后，以《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等书的出版为标志，达到一个高峰。

可以说，“黑幕小说”创作此时已经达到了繁荣乃至泛滥的地步。

“黑幕小说”在民国初年的泛滥，暴露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的弱点与病灶，必然招致社会的普遍不满，尤其是遭遇了“五四”新文学家强有力的阻击，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件。

它的文学史意义不容小觑。

其一，“黑幕小说”作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到了1918年前后走向繁荣顶端。

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过程，客观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普遍腐败的社会现实和广大群众对这种现实的普遍不满。

其二，“黑幕小说”是以消费市场为导向的文学行为，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观逐渐遭到时代的质疑和厌弃。

“五四”新文学风气和新文学观念，即“为人生”和发对娱乐化的文学观念逐渐走上新的文学舞台，并酝酿一场新的文学变革运动。

其三，这个事件的发生恰恰表征了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新文学作为一支新军渐渐占领文学历史的舞台，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以及古典文学开始淡出历史中心，成为一个次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