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充对汉代社会的批判看王充的启蒙思想-精选文档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
18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
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
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
60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
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
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
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
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
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
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
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
”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
”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
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
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二）论理想的培养目标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
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以《论衡》体会王充的教育思想
以《论衡》体会王充的教育思想中国文化的经典，有儒家的孔孟之道、老庄思想，也有墨子的兼爱非攻；既然如此多样，那就必定存在着这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观点。
而其实早在先秦之前，儒墨两家便已展开过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至今依旧未分胜负。
《论衡》虽出自汉朝，但它却和王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共同推动着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
以《论衡》体会王充的教育思想！东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因为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最终导致黄巾军的失败。
于是各地诸侯纷纷拥兵割据，争夺天下。
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给予人才成长的机遇，所谓“学而优则仕”，很少有人愿意去从政，即使做官也只能担任低微的职位。
因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被确立下来。
通过对比古今，现代高等院校招收新生都要求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尤其注重创造力和独特性。
相反，古代的读书人更看重品德修养，甚至将忠君报国作为首要目标。
由此可见，二者的差距还真不小呢!正因如此，《论衡》里面记载了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言论，主张根据每个孩童的禀赋秉性施行教育，培养良好习惯，让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论衡》虽出自汉朝，但它却和王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共同推动着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
以《论衡》体会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字仲任，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曾拜班彪为师，潜心研究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后又游学四海，遍访贤士，广泛涉猎百家学说，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悌，移风易俗莫善于礼乐。
”基于此种理念，他撰写了《论衡》一书，该书集结了王充毕生精华，堪称一本奇书。
除此之外，王充还提倡教育改革，建议废止肉刑，恢复死刑，禁绝迷信鬼神。
总之，王充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无愧于“儒宗”之美誉。
论衡中的辩证分析和研究
论衡中的辩证分析和研究《论衡》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由汉代著名学者王充所创作。
它包含了王充对人类思想和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和分析，是古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一部重要组成。
在《论衡》中，王充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辩证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对人们认识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首先，王充提出了“批判”这一重要思想。
《论衡》中，王充强调反思和批判，认为真正的文明应该是通过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而逐步形成的。
同时，他也警告人们不要盲从于传统思想，而应该对传统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
在王充看来，批判和反思是思想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备条件，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王充强调对于各种观点和现象的辩证分析。
在《论衡》中，王充对各种事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发掘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
他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由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并通过对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才能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对于任何事物，都必须进行辩证分析，找出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和解决。
此外，王充还强调了“化用”和“化形”的观点。
他认为，在社会中，一些事物或观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价值和作用，因此需要进行“化用”，通过调整和改变来使之重新适应新的需求。
同时，王充也提出了“化形”的概念，认为在社会中，一些现象或习俗可能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消除，因此必须通过改变其形式，来逐渐推动社会的变革。
最后，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圆规”和“溢美之辞”的观点。
他认为，人们应该在选择和使用语言时，既要注意语言的准确度，又要注重语言的美感和情感渲染。
这就需要使用恰当的措辞，既能表达精确的意思，又能表现文学的艺术之美。
因此，“圆规”和“溢美之辞”对于把握和运用语言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许多辩证观点和分析方法，为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实践参考。
这些方法不仅在古代中国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王充 以知为力,以人为贵
王充以知为力，以人为贵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5年第8期文孙聚成从光武中兴到明章之治，东汉王朝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恢复国力，社会生活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
同时，东汉文化也获得进一步繁荣，并最终完成了光辉灿烂汉文化的创造和定型，汉字、汉族等称谓开始被广为接受。
东汉的人们在享受太平的同时，对儒家经典更加崇读，对自然变化更加敬畏，对上天鬼神更加迷信。
面对种种对思想的日益禁锢，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学者用自己批判的学术架构，为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看世界的思维之窗。
他就是王充。
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批评家。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自幼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
儿童时的王充礼敬具备，恭愿仁顺，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
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硬背，因家穷无书，经常去逛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籍，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学习了论语、尚书，精通了百家之言。
青年时期入洛阳太学读书，曾以大学者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也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
他先后在县郡作过功曹、从事之类的小吏，由于经常对政事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
以后，他又携家辗转至彤阳郡、九江郡、庐江郡、扬州等地。
章和二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汉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
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与仕途无缘，王充就专心治学，写成《讥俗》、《政务》、《养性》、《论衡》等著述，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废退穷居、贫无供养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大一统的汉代，他不愿恪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学，敢于批评经典之书和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是儒家学者中的独立特行之士。
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提倡“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汉王充的作品
东汉王充的作品王充（前155年－前87年），字元终，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西汉末政治家、大臣。
为朱元璋和汉武帝封小齐王，是出色的政治家，为西汉末年的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王充的思想1、王充对官职的看法王充认为官职更有利于把握政治的控制，他说：“官职可以使实行政策，且可以赋予任何形式的职权，以及赋予不同权力，使实行政策能得以维持。
”同时他提出了官员应该立身睿智，周游社会，熟读文书礼仪，使自己成为温和、勤勉、考虑周到的官员。
2、对财政的看法王充认为财政的笼统组织和实务的有效管理是摆脱贫困的关键。
他强调，要“仓库在原有的定额之上再充实，为此，经营者应当把无用的物资出售掉，补充必须的物资，以此增添财政，免得缺乏，使君王常备备不尽。
”3、微调军赋的看法王充提出对敌对队伍进行多样化管控是最有效的，他在《谏太宗十五年》中指出：“财赋众可折，以致分离民心；兵仗众可拔，以致暴乱无常；假令有不肯顺，陆海征讨，俱可应之；而致离叛散，立无所依！”因此王充认为军赋要根据情况适时微调，以有效解决内政问题。
二、王充的成就1、营造良好国家政治形势王充从小就聪明伶俐，帮助先帝汉武帝建立完善的机构制度：“使行政得以完善，令百官若学士，以及处理以礼治世，加强政治管理。
” 他还提出了许多实用的政策，如微调军赋，实行奖励制度，给予科举考试机会，促进人口繁殖等，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实惠，增添国家的实力。
2、参与海外传教王充参与了西汉政府海外传教的策略。
他派遣多支传教队，向越南传教，建立了大量教堂，修建宗教道路，把佛教传播到了越南。
此举不仅有助于开疆拓土，也促进了越南民众的宗教文化的发展。
3、开拓军略之路在政治上，王充对国家的形势有着良好的洞察力，他曾撰写《军略纪要》、《 Ma'otun》、《谏太宗十五年》等多篇作品，提出了许多实用的军事思想，使国家提升了实力。
他也献策国家阅兵制度的实施，以加强兵力和军备管理，为建立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白话解析《论衡》
白话解析《论衡》前言《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
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
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
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
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
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
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
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
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
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
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
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
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
18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
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
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
60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
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
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
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
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
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
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
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
”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
”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
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
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二）论理想的培养目标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
王充“命”论思想中蕴涵的启蒙意识
王充“命”论思想中蕴涵的启蒙意识王充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是最关心个人命运的思想家。
在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社会环境中，王充的“命”论敢于否定“天”，倡导“命”，挑战正统思想，蔑视权贵。
因此，王充“命”论思想客观上蕴涵着反对专制统治、重视人生自我的启蒙思想。
通过王充的“命”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史上的又一线曙光。
标签：王充；“命”论；启蒙意识对于王充的命定论，人们多有微词，认为这是王充思想的弱点，是消极的宿命论。
例如关峰先生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依然坚决地坚持否定一切超自然的力量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依然坚决地抨击迷信思想——虽然他终于也不能不陷入宿命论。
”孔繁先生称：“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他用自然界的规律直接说明社会现象，结果则陷入了命定论。
”蒋祖怡先生说：“王充的定命思想，是他全部光辉思想中的一个大弱点，由于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不能用阶级、阶级斗争的卿点来考察和分析这问题，结果就陷入定命、骨相的错误。
”金春峰先生认为：“(王充)由形而上学地强调机械的必然性而陷入宿命论，又由宿命论而陷入变相的有神论，这就是王充在解答自由与必然这样的社会问题时陷入的悲剧。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中也认为：“王充仍是一个决定论者和宿命论者。
对命这一概念的见解是他的学说中最弱的一环。
”邓红先生在《王充新八论》中对王充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说，“‘命’是王充思想哲学体系的中枢和基本点”，“‘命’是王充哲学思想中的最高范畴，或可称做基本点(The key point)；他的著述活动(特别是后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在展开，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最高范畴在构筑。
‘命’论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命’就是‘天命’”。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去理解王充思想中的“命”，则完全可以认定是消极的宿命论。
但是，假如我们能回到两千年前的王充时代，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是否还能坚持王充的“命”论是消极的宿命论呢?当时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潮泛滥成灾，谶纬迷信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天”成为无所不能的众神之主，人只能匍匐在“天”的淫威之下，任凭“天”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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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充对汉代社会的批判看王充的启蒙思想王充是东汉时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历史上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争议颇多。
《四库全书提要》说此书“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建国以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王充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充是生活在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一位文人，在当时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潮泛滥成灾、谶纬迷信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情况下，他能以过人的胆识、求真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对当时迷信的社会进行批判，“疾虚妄”，求实诚，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就值得我们称道，被称为古代启蒙思想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一、王充对众神之主“天”的批判，蕴含着王充关注人生命运的思想天人感应论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在这套理论体系中，天被极度神话，被认为是有意志、有感觉的人格神。
人能以行感天，天也能通过灾异谴告于人，天人能相互感应。
王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极力论证天是自然物，不是神，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论衡?谴告篇》）打破人们对“天”这个绝对权威的迷信。
王充对众神之主“天”的否定与批判，蕴含着王充对人生命运的关注。
1.否定“天”，重视“人”的思想内涵。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充可谓是最关心人生命运的思想家。
在唯“天”独尊，唯“天”命是从的时代，王充敢于否定“天”，倡导“命”，客观上体现出王充重视“人”的思想。
“天道无为”。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天被极度神话，成了神权的最高代表，也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
虽然汉儒们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把人的地位放在阴阳五行之上，能够与天直接相互感应，但人们的注意力还是更多地关注于天而不是人。
人更多的是处于从属于天、受制于天的位置。
“天地之性人为贵”。
王充认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
……天地之性，人为贵”。
（《辨祟》）“倮虫三百，人为之长。
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
”（《别通》）说明人是拥有智慧的万物之灵，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
尽管王充的“命”论思想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人是在背负着宿命论的沉重因袭艰难地显示着自己。
但是，人的现实命运毕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那么，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也会相应引起人们的思考。
2.人性自由、人性向善和人道有为的思想内涵。
王充认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
这就使人摆脱了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天对个人行为的每时每刻的控制，使人的行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人的行为获得了解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以体现。
在王充的人性论中，还包含着人性可变和人性向善的思想内涵。
王充认为人性先天有善有恶，但是通过后天的教化和学习是可以改变的。
他在《率性篇》中讲：世称子路无恒之庸人，未入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
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扬唇吻之声，聒贤圣之耳，恶至甚矣。
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砺，阖导牖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
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
像之路这样的顽冥之徒，在孔子的教诲下，都能去恶从善，成为具有政治才能的人才，这说明“天”并没有能力根据个人的行为来决定人生的命运。
人性可变、人性向善乃是人的自然属性。
二、王充对各种迷信的批判体现出王充的理性精神与求实态度1.对神话孔子迷信经学的批判体现出王充对权威不盲信的理性精神。
王充很敬重孔子，认为孔子是“道德之祖”（《本性》）的圣人，但他反对神话孔子。
如在《知实篇》中，王充以十六个例子论证“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其中前十三例都是针对孔子讲的。
他力图通过这些例子，证明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可能“神而先知”，从而破除对孔子等儒家圣人的神化――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渺茫恍惚无形之实。
……圣、神号不等，故为圣者不神，神者不圣。
（《知实》）在王充看来，所谓“圣”，是对于道德高尚、智能优秀者的称号；所谓“神”，是指那些渺茫恍惚、不着边际的东西。
“神圣与圣贤，殊道异路也。
”（《知实》）两者毫不相干，怎么能把“圣”与“神”合而言之呢？这就断然拒绝了对圣人的神化。
2.对虚妄现象和鬼神崇拜的批判反映王充认识事物的理性精神与求实态度。
汉代社会谶纬迷信泛滥成灾，桓谭由于不相信谶纬，犯了“非圣无法”的大罪，差点被杀头。
所以，许多学者文人为追求利禄，热衷于荒谬的谶纬迷信。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王充在《对作》中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
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王充在进行的社会大批判中，“九虚”和“三增”可谓是王充对天人感应说、民间迷信、古代传说及书籍中的虚妄言论和增饰的内容进行的集中批判。
如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
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
（《自然》）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
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自然》）他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会通过自然灾异谴告人君。
如果说天能谴告人君，那它也一定能选一些像尧、舜一样好的人间君主，赋予他们王者之命，委以国家大事，天何苦生一些碌碌无为之君主，需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谴告，谴告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对其施加武力，天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谴告之说，纯粹是胡言乱语。
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等虚妄现象和鬼神迷信的批判，旨在求真。
王充在知识方面求真，对自然现象追求客观真实，对理论注重实证，充分反映出王充认识事物的理性精神与求实态度。
正如朱亚宗先生说：“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一个思想家。
在王充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
”3.对历史倒退论的批判反映了王充对历史发展的理性思考。
首先，王充坚信历史发展的观点。
王充继承并发挥了今胜于古的进化史观，对今不如古的倒退史观作出了尖锐的批判。
他分别从人类体质、社会状况、道德水准等方面，驳斥了当时历史倒退论者的种种谬说，说明人类并非今不如古。
那种美化古代、丑化当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人类的体质。
王充在《齐世篇》中讲：“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侨好，坚强志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
”对这种今人不如古人的观点，王充给以有力的批驳。
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
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
元气纯和，古今不异。
（《齐世》）一天一地，并生万物。
万物之生，俱得一气。
气之薄渥，万世若一。
（《齐世》）自上世以来，“天”和“气”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上世之人与下世之人所禀的“气”是相同的，并无区别，因此，他们的体制也必然是相同的。
关于社会状况。
当时的历史倒退论者说“语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
（《齐世》）而且人类越发展，社会管理就越困难。
王充对于这种倒退史观予以尖锐批评。
在王充看来，物质文明的发展只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绝不会导致社会的倒退。
关于道德水准。
当时的历史倒退论者“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已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
”（《齐世》）对于美化古人的观点，王充认为：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
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
（《齐世》）这就是说，那种杀身取义、舍生存仁的节义之士，上世有之，今世亦有之。
在王充看来，世人之所以好褒古而毁今，完全是因为“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齐世》）罢了。
总之，以上王充对汉代社会各种虚妄现象和迷信思想的批判，充分体现了王充的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认识事物的求实态度和实证精神。
正如黄云生先生所说：“就整体而言，《论衡》一书，充满革命之精神，洋溢批判之气息，尊崇怀疑之态度，倡导独立之思考，黜伪存真，劝善惩恶，宗旨实为至大至正。
”三、王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透射出王充反对专制统治的抗争意识东汉是豪强地主为基础的政权，皇室宗亲、功臣名将优先充斥官僚集团，并且采取各种办法照顾自己的子弟，把他们纳入统治集团，以保证长久统治。
在这世家豪族居于统治地位，垄断察举制度的时代，出身“孤门细族”的王充很难通过察举之门进入上层仕途。
对这种门阀世族控制政权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王充极为不满。
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难推引，非徒任车之重也。
荐致之者，罢羸无力，遂却退窜于岩穴矣。
《效力》没有门阀的背景和有力的推荐者，即使有再好的学问也难以被推荐上去。
察举与这些出身低贱的贫寒之士几乎是无缘的。
王充一生做过多年的小官，这使他能够亲眼目睹官场的黑暗，亲身体验现实政治的阴暗面。
而晚年的他，在“幽出独居，考论实虚”（《自纪》）时，自然不可避免地把长期沉积在胸中的郁结凝注于笔端而宣泄出来，揭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
正如他在《自纪篇》中所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
”面对专制主义的仕进制度和官场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王充只能将人生的命运归之于个人无法掌控的“遇”与“时”，即王充《命义》中所讲的“适偶之数”。
王充的时命论实质上表达了王充对汉代专制主义仕进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官场上一切以当权者意志为转移的专制习气的愤怒声讨。
综上所述，王充对汉代社会虚妄迷信的批判，否定了人们头顶上的“天”，动摇了人们心中的鬼，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王充关注人生命运、倡导人道有为的人文思想情怀、认识事物的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以及反对专制统治的抗争意识。
因此，王充对汉代社会的批判，透射出王充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火花，反映了王充反对愚昧倡导理性的启蒙思想。
历史事实证明，王充的社会批判思想在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