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观点1）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议题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理论特点1、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2、“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这里着眼的是传播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3、“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应用1）建立共识，实现对话：通过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2）提高责任，引导舆论：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与该事件相关的议题，故记者的责任心就很重要。
议程设置发展脉络综述
并不能告诉我们应当思考什么；但在告诉我们应该对那些事物进行思考上，大众传媒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
”（1997，p.5）换言之，议程设置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或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麦库姆斯和肖的最初研究遗留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议程设置的因果顺序（causal order）问题。
查普尔希尔研究只证明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其并未指出二者孰因孰果，也就是究竟是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影响了媒介议程。
于是，在其后的夏洛特（Charlotte）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确有其效果，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
（Shaw&McCombs，1977）朱克（Zucker,1978）认为，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产生，议题的强制性接触（obstrusiveness）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朱克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介。
有些议题，如污染，公众不能直接体验，就可称为非强制性接触（unobstrusiveness）。
研究者在1968年9月和10月的总统选举期间，要求100位选民略述自己所认为的关键议题，并进行的重要性排序来判断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度和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的判断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这项重要而简明的研究不仅强调了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的优势，也突出了其局限性。
它清楚的证实了在媒介报道和人们对公共议题的排序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
从消极方面来看，研究者发现议程设置的逻辑似乎非常适合于新闻和竞选，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内容和效果而言则有待研究。
麦库姆斯（1981）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
仙托.艾戈尔（Shanto Iyengar）和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在1987年发表一系列实验，试图克服早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形成议程设置的理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测试的“议程设置假说：国家新闻媒介极为关注的问题变成了被受众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1987，p.16）。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
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
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五、问题思考
1、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有哪些？ 2、在我国，议程设置和与舆论导向的 关系如何？ 3、网络议程设置具备什么特点？
4、对《参考消息》的议程设置功能进行分析思考， 看其具备什么特点、存在什么问题、应该采取什么 措施？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六、作业：
1、思考教材后面练习题；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 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 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 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 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 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 调查研究 ： 1、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
1、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 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2、提示大众传播过程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社会主义媒介不 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即传媒通过有选择 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 特定的方向。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阅读《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 第十二章 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思考什么 3、阅读《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 第十一章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休梅克和瑞斯在吸收吉特林的研究成果后， 于1991年提出了5种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 1、媒介工作者的个人影响； 2、媒介日常工作惯例的影响； 3、媒介组织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4、媒介机构之外的组织对媒介内容的影响； 5、意识形态的影响。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如社交媒体、自媒体等逐渐崛起，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不仅涉及到媒体对议程的设置，还涉及到公众对议程的参与与互动。
因此，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舆论引导与信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议程设置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
该理论主张，大众传媒通过选择性地报道和强调某些议题，能够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进而塑造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和态度。
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能够告诉人们“怎么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想什么”。
自提出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新媒介环境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而在新媒介环境下，公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议程设置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在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媒，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也从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变为互动式的、多渠道的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也从简单的议程转移转变为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次影响。
因此，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需要关注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探索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环境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也需要结合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作者：刘龙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9期摘要本文对CNKI中收录的从1994年至今的203篇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论文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对中国传播学整体研究情况进行探讨。
文中论述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归纳了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研究和应用的四个主要方向;再次,指出了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探讨。
关键词议程设置传播学媒介议程设置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292-01一、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及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成功的方法缔造了麦库姆斯和肖的成功1972年,美国《舆论学季刊》刊登了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正式将“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提出来。
但议程设置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1922年,李普曼曾在其著作《舆论学》中指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虽然“议程”和“图像”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但理论上的脉络和基点追溯到这里在学理上是可以讲通的。
(二)偏向政治领域的研究被泛化的引入中国的传播研究中国传播学界最早对议程设置理论较为详细的介绍出现在1996年,是郭镇之女士题为《议程设置研究第一人——记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博士》的一篇文章。
整个90年代都是在批判的介绍议程设置理论,发表相关文章14篇。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对议程设置的研究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与中国社会情况相结合被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尤其是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的著述高达37篇。
研究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二、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一)研究视野狭隘,研究方法局限我们知道,麦库姆斯和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首次运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议程设置假说的存在,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把议程设置理论向前推进。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领域没有实证的传统,从我们搜索到的203篇文章当中,应用实证方法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成果寥寥无几。
《议程设置》研究报告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小组研究报告《议程设置》研究报告研究题目：《议程设置》小组分工：第一部分来珺第二部分沈源总结与感想法柔扎其他组员裴艾琳、张姝洁指导老师：马凌【摘要】我组分两个部分对《议程设置》进行研究。
第一个部分为“原著解读”，分析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效果和差异。
第二个部分为“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结合议程设置原理以及网络传播的知识对事件进行剖析。
目录目录 (1)第一部分：原著解读 (2)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 (2)1、显要性转移 (2)2、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现实议程 (2)3、“惊觉”（alarmed discovery） (2)二、议程设置的研究 (3)1、高度相关性 (3)2、相对因果 (3)三、议程设置的原因 (3)1、导向需求 (3)2、容量有限性 (4)四、议程设置产生的后果 (4)1、议程设置的效果 (4)2、议程设置的效果的差异 (5)（1）不同的媒介 (5)（2）不同的议程 (5)第二部分：以“我爸是李刚”为例 (8)导语 (8)一、“我爸是李刚”时间回顾 (8)二、谁设置了媒介议程？ (9)三、议程设置课题的特点 (10)1、议题课题的多元属性 (10)2、公众和议题的关联性 (10)四、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因素 (10)1、传播模式影响议题的转移 (10)2、媒介属性以及目的影响视角的铺垫 (11)五、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行为界限模糊 (11)总结与感想 (11)参考文献 (11)1第一部分：原著解读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1、显要性转移：大众媒介描绘的关于世界的重要图画转移到我们头脑中，成为我们头脑中的图画。
显要性转移有两个阶段：一是客体显要性转移，二是属性显要性转移图1 第一与第二层面的议程设置2、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现实议程芬克毫泽：“媒介报道的模式与任何议题的现实情况都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简而言之，60年代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在保持高度相关性的同时，却都与这个时期的历史趋势存在一定的距离。
《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我国宣传实践中的应用】》
《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我国宣传实践中的应用】》摘要。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它为媒体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提供了依据。
本文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梳理，叙述了该理论的来源、发展历程和决定其效果发挥的基本条件。
最后结合实际谈了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新闻媒体宣传实践中的应用关键词：议程设置;传播效果;应用一、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968年美国学者麦克姆斯与肖对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显著的当前公众们热议的话题。
公众对话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与大众媒体报道的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麦克姆斯与肖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到1972年他们就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种直接探讨媒介如何引导公共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的理论假设。
议程设置理论的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
据台湾学者张锦华分析，这里包含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面，媒介所安排的议题顺序一般会影响公众考虑这个问题的顺序；在显著性层面，媒介赋予议题的意义（包括给予的版面位置或节目中的时间先后）一般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过程议程设置理论之所以被人们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加以接受，主要原因在于该理论会随着现实环境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的研究发展出新的面向来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多维研究视野中。
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理论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研究学者发现媒介议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即理论刚提出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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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字数：4251 字号:大中小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取得的突出成果、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简要梳理。
按麦库姆斯的观点,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即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向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
议程设置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中得以运用,目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其他相关领域。
关键词:议程设置导向的需求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媒体效果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由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测& Shaw)首次提出以来,备受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关注,在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从纵向上将议程设置理论推向第二层研究,横向上扩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
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已然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个社会制度如果要确定其面临的问题哪些该优先处理的话,就必须有一个议程,以便它能够决定从何处着手工作。
”①议程设置不仅在传播学领域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议程设置描述了舆论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通过媒介发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梳理和理清议程设置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范式,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兴研究领域作简要概述。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理论渊源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题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
媒介的议程设置常常表现为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李普曼和议程设置。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到“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②。
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介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因此媒介如何选择和报道事件将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李普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但他被认为开创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
“Agenda-setting”一词以前曾沿用台湾学者的说法,将之翻译为“议题设定”,直到1996年学者慎之在与麦库姆斯教授反复磋商语句的含义,将Agenda-Setting译为“议程设置”。
他认为,“说‘议题’是‘所议问题’亦无不可,但‘程序’的意义却表达不出来”③,“以‘设置’来翻译‘setting’也比‘设定’要灵活一些”④,因此翻译为“议程设置”更为准确。
研究背景。
1.有限效果模式向适度效果模式转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限效果论占据了效果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之后研究者开始反思有限效果模式,觉得有限效果模式是对魔弹论的矫枉过正,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比有限效果要大,适度效果模式应运而生。
2.认知心理学兴起。
20世纪50年代,在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受到了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挑战,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看来,人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被控制或被操纵的对象,“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⑤。
这与议程设置假设在观念上不谋而合。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果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由第一阶段基本的议程设置假设——新闻的报道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扩展开来。
第二阶段将媒介效果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结合起来,从原先研究的问题“什么是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效果”变成了“为什么某些选民比其他人更乐于接触特定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
第三阶段的研究将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并对比各种不同议程(包括各种媒介的议程、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的区别。
问题细致到竞选报道接触与选民政治兴趣的相关性、内心议程、社区议题议程和可见的公众行为议程。
第四阶段的研究则已经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为因变量。
最初的问题“是谁设置了公众议程”已经变为“是谁设置了新闻议程”。
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这一点与他的搭档唐纳德·肖存在分歧。
所谓第二层,指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到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即新闻媒介在公众头脑中构造议题和其他对象的作用。
如果说议题还是相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话,属性则是更为抽象的、对事物的思考。
查佩尔希尔(Chapel Hill)研究。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
他们研究了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议程设置,假定大众媒介为每一项政治竞选活动设置议程,并影响公众对政治议题显著与否的态度。
在1968年以查佩尔希尔社区选民为研究对象,调查总统竞选活动中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
在大选前,他们选择了100名投票意向不明确的选民,让其在1968年9月到10月的3个星期里接受访问调查,要求每个受访者简述他们所认定的关键问题,研究人员要求采访者根据其所见所闻列举出国内的主要社会问题。
受访者的反馈被划分为15类,涵盖了主要的社会问题和其他的选举新闻。
与此同时,研究者收集了大众媒介的信息内容来进行对比。
新闻媒介关于选举的内容也按照数量的多少,被划分成15类,涵盖了主要社会问题的其他选举新闻。
调查结果显示,媒介议程上5个议题(外交政策、法律和秩序、财政政策、公众福利、公民权利)和公共议程上这5个议题的排列次序之间有近乎完全的相关性。
但是这项研究未解决的问题是因果顺序问题,即查佩尔希尔研究说明了在1968年大选期间,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两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是没有指出谁是因谁是果,有可能是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也有可能是公众议程影响了媒介议程。
夏洛特(Charlotte)研究。
作为探究议程设置的第二个步骤,麦库姆斯和肖策划了另一项研究,专门考察1972年的总统大选,研究地点选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样本量比查佩尔希尔研究的样本量大,而且采用了固定样本连续访问的方式。
这次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找到议程设置因果方向的证据。
这次的研究结果为议程设置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些证据,即媒介(至少是报纸)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确有其效果,而不是公众影响媒介议程。
铺垫(Priming)作用。
延加、皮斯特和金德(Iyengar,Peters,and Kinder)在1982年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发现电视新闻报道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总统选举。
延加及同事把媒介的这一影响过程称为铺垫作用,也就是“媒介通过关注某些问题而忽略其他问题来改变人们对候选人的评估标准的过程”⑥。
议题的强制性。
夏洛特研究只是在报纸这种媒介上发现了议程设置的效果,但是在其他媒介如电视方面则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
朱克(Harold Gene Zucker,1978)认为,议程设置能否发生作用取决于议题的强制性,在某些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越容易接受媒体发布的信息。
公众能够直接体验的议题是强制性议题(obtrusive issues),公众无法直接体验的议题是非强制性议题(unobtrusive issues)。
导向的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
麦库姆斯和韦弗认为,每个人的导向需求是不一样的,而这是决定能否产生议程设置效果的主要因素。
导向需求主要包括两个因素,即信息对个人的相关性和与有关消息的不确定程度。
他们假设,人们的导向需求越高,受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就越大。
研究新领域。
近年来,有些研究人员不再把视线集中在对媒介议程形成的研究上,而是转而思考如何利用议程设置理论,发挥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使社会更好地运转。
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涉及广泛,包括企业声誉、NBA的成长与扩张、课堂中的议程设置、组织化宗教的议程设置功能、现代社会里的议程设置等。
有些关注媒介议程,有些关注社会其他方面的议程设置效果。
结语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议程设置假设就一直是传播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它探讨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是如何相互制约从而影响公众行为的,而不同于态度改变理论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恩(Bernard Cohen)关于报纸威力的一段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应该改为新的表述“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McCombs,1992)。
随着研究者对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不断得到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研究新课题,如一个问题是如何同另一个问题竞争显著性的、其他国家的议程设置过程是如何不同于美国的这种过程的、在民主社会中议程设置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
注释:①James W.Dearing,Everett M.Rogers. Agenda-Setting,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④慎之:《议程设置研究第一人——记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博士》,《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3)。
⑤⑥Werner J.Severin, James W.Tankard,Jr:《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1.李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蔡雯、戴佳:《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与麦库姆斯教授的对话》,《国际新闻界》,2006(2)。
3.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著,郭镇之、邓理峰译:《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新闻大学》,2007(3)。
(作者为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生)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