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

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与西方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不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取代传统史学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在传统史学内部长期蕴育发展，即通过对传统历史观、史学方法与规范等进行不断革新与完善来实现的，而是在外界因素，主要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激发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规范，确立起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保持民族自立与自强成为近代中国人关注的最紧要课题，近代史学也不得不围绕这一课题并服务于这一课题。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近代史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近代史学渗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深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经世情怀，是中国近代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区别。

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时这样说道，晚清之际，“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

”他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

”。

在“忧患”与“经世”风气影响下，人们读书务求实用，以“有用”与否来判断中西学术，以是否“实用”作为标准来取舍学术。

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有“用”。

从最初的史地知识介绍，到后来西方史著的编译和中国史家编写西方史书等，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其社会致用性一直是首要目标。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以社会现实为导向，在对西方史学传播时，其主要价值判断不在于学术性，而是在于社会性，把是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否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否有助于救亡图存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

《泰西新史揽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此书被翻译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一部优秀史书，甚到可以认为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

译者在书中还露骨地为侵略辩护，称是“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诬指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恃其权势”“弃好寻仇”，而中国的失败是由于“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

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能当时中国大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呢？原因在于，它是最早被翻译至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之一，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很有帮助。

梁启超在1897年所作的《史学书目提要》中评论《泰西新史揽要》，认为“此书近事颇详，实为西史肯要”．足“以取法”，足“以垂鉴”，康有为因为它“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

在1898年《上清帝第五书》中，把《泰西新史揽要》推荐给光绪皇帝。

现实的关照是近代史学思维的基本情怀，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内驱力，深刻影响着近代史学发展方向与内容取舍。

然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知识基础来源于西方近代史学，因此西方近代史学思维中的观念与价值无疑会被深深地植入进来。

在西方，近代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是主潮，科学是近代西方史学思维的核心价值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在与经学分离的过程中，科学迅速成为史学的价值取向，尽管“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困绕中国学者，始终找不到统一的答案，但它一点也不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对科学目标的追求。

当历史被视为一门科学，或者当历史学确立科学价值追求时，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就成了首要目标。

为了达到致科学的目标，要求史学要采取超然物外、纯然中立的态度，这势必与史学经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

胡适是梁启超发动史学革命之后归国的学者，他深受西学近代学术的浸染，把科学追求视为学术的首要目标，并且曾力图把经世的价值判断排除于学术追求之外。

胡适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他强调“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他反对为经世致用而功利性地做学术，他说“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一个狭义的功利观念。

……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态度”。

受科学主义影响，1920年代的梁启超也主张，“真学者之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言”。

在胡适、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下，二十年代科学史学取得压倒地位，涌现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批科学史学大师，整理国故与古史辨等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924年杨鸿烈出版《史地新论》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历史家的唯一目的”，“是求得真相”。

“历史的目的乃是与人类以过去完全可靠的写真”。

吕思勉也认为，“学术在于求真”，史学研究也是如此。

胡适等人的史学追求“纯学术”的努力并不顺利，因为在他们努力“为学术而学术”，史学的经世价值已然渗透于其学术努力之中。

胡适在谈及整理国故的目的时，也承认他是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是古史辨的发起人，他认为学术是自己的天性，他认为史学的目的在于求真。

他说，“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者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于至真”。

顾颉刚坦承“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

顾颉刚的“古史辨”曾被人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放在一起批评，称他们“一切都是假设，随时可以改变”，既不关心对现实问题做出根本性解释，也无力做出根本性解释，因而“消极的破坏意义居多，积极的建设意义很少”。

但即使像顾颉刚这类为纯学术而生的学者，也不是一个不问世事之人，心中同样有一个学术致用的终极追求。

顾颉刚在他的《古史辨》《自序》曾这样说“我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行一解决，……”，“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

顾颉刚根据个人的性情与爱好，以自已的方式把学术研究与救国事业自然而然地联系了起来，求真与致用在他那里表现为学者的一种自觉的学术报国论或史学救国论。

在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中，经世与科学是并存的思维价值取向，在史家历史思维活动中共同起作用。

它们是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内驱力和定向机制，在史家思维活动过中往往呈现为一种“先在”的框架，提前渗透于史家思维的过程中，影响或规范着史家的思维指向和价值判断，任何新史家都无法绕开这双重价值的影响。

正因为此，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中，纯粹的科学史学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当史学发展背离科学价值，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史学的发展也趋向终结。

但经世与科学在20世纪新史学思维方式中并不是统一的，它们往往成为史家思维方式中的两极，呈现出分离甚到对立状态。

中国近代史家的思维取向也往往呈现在此价值两端滑动的现象，有的史家更注重史学的科学追求；有的史家则把关心现实经世致用作为史学价值判断的标准；也有史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思维中，对史学的经世与科学价值追求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经世与科学在近代史家的历史思维中，常常因不同原因表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其中史学的经世追求处于主导地位，史家对史学科学价值往往让步于致用价值，致用压倒科学，这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明显体现出来。

经世与科学的双重追求不统一性以及过份注重史学的经世价值成为20世纪新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是中国史学的一次巨大变革，它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近代新史家的历史思维视野较传统史家大大拓展。

近代中国闭关状态被打破，科学理性的传入和新世界图景的形成，大大拓展了史家历史视野的时空范围。

“昔述史迹，不过数千年”的时间局限因科学考古学的发现被彻底突破，在近代新史家的思维中“今则……知人类初生至今已七十五万年。

”昔日区分“华夷”的“天朝中心论”，也被“世界一体论”取代。

新史家认识到“吾人愈成为世界全机体中不可解脱之一分子。

”近代新史学的研究对象从“君私”转向“民群”，历史学从以君王为中心记述官僚贵族活动的“君史”，转向面对全体国民记述国民的社会生活的“民史”，历史学内容从偏重政治史，转向对各个时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全面考察。

这是中国历史学视野的一次实质性突破。

1924年衡如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历史之精神》一文，文中提到新史学视野拓展的三个方面，“所述人类之意趣与活动加广，一也；上及吾人关于人类行为起始之时代之知识，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渐成为世界之事业史，三也；有此三者，……遂非昔人之史所能企及矣。

”其次，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对科学与规律的追求是对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超越。

在传统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史家习惯主观的憧憬上古时代的理想社会，对先古圣贤的言行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加以主观构造，并且以虚构或美化先古历史的方式以佐证，对历史的叙述多以史料堆积，以对历史表面的概括总结作为对历史理解的结论（如历史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解释往往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

主观化是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它缺乏立足于客观历史事实，对历史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发掘的理性精神。

新史学思维方式确立后，把“求得其公理公例”作为历史学核心价值追求之一，历史叙述不只是孤立的史料堆积，而要体现史事间的因果关系。

在晚清学人看来，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才有益于人类，才能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增进人类的幸福。

夏曾佑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近代史家还改变了对以往熟见的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的认识视角，促成了一批体现近代科学理性和系统思维特点的全新史著面世，历史学跨入一个新境界。

新史学对科学史学的追求，促使新史家对历史思维精密化的重视。

“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观察去研究历史。

我们要采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虑历史的真象。

”历史认识”应该清楚、正确，不能支离恍惚。

”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历史思维精密化的显著表现。

科学为史学提供了一种透视现象、分析社会的认识工具，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史家思维的信心。

近代新史家研究历史不再局限于弄清历史事实，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不但要究其然，而且要究其所以然。

因此近代新史学思维，“不仅是社会现象之平面的比较研究，并且要研究社会进步、发达的过程——变迁、进化的径路，追求他发达的顺序。

”对历史背后内在联系的重视，影响到史家对历史现象的精密探究。

梁启超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

”“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

”。

新史学思维这种微观精细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历史认识的科学程度，是历史思维的一大进步。

再次，新史学历史思维方式趋向开放与多元化。

20世纪初新史学突破传统经学束缚，开始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思维方式趋向多元化。

其表现之一是不同的历史资料被纳入史料范畴。

19世未20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的发现以及明清内阁库档的整理，异族故书和域外文献传入等突破了过去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的局限，建立广阔的史料观念，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