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专业：新闻学学号：0627 姓名：姚金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

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

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

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

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

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

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
自由之保障。

……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

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

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

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

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

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

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已明确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不难看出，梁启超关于党报理论的见解，同现代党报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梁启超党报理论所说的党报是资产阶级党报，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其二，梁启超是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来谈党报理论的。

（四）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

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偏见;
“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说之，而不能找一些小事来误导读者; “周”，就是要分清主次，对大问题或论说予以批评，以达到着重强调之作用; “适”，就是所论说的理论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黝，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
“博”，就是要广博，全世界各地都要在其视野之中，“务使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天下。

”
“速”，就是要求纪事讲求时效性。

“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
“确”，是要准确，“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

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
“直”，就是要直书，不能隐讳。

“正”，就是要正直，“凡攻计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
这实际上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胜和公正性等多种性质，有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指出的“五本”、“八德”，既是对报馆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活动及报刊从业人员的自身修养及道德、行为要求。

“五本”上文以详述，此“八德”如下：
一曰忠告。

不能对政府或国民不轨正道，不适时势的举动视而不见，应苦口婆心地规劝之。

二曰向导。

向导的对象兼政府和国民，为向导者，应“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导人”，应“循序渐进，使积趾步以致千里” 。

三曰浸润。

浸润与煽动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的手段，浸润收效缓但更持久，而煽动收效速但弹指旋灭。

四曰强耻。

梁启超认为，“立言者，贵其能匡俗于久敝，而虑事于未然”。

不能期望对于民众之惰性用一二言就能去除，而是要不厌其烦地再三“反复以谏”以达到规劝成功的目的。

五曰见大。

即报馆需对国家之“大者、远者”之事举纲张目，不就一些琐碎之小事纠缠不已。

六曰主一。

就是要坚持报纸的宗旨，凡所论述，“一以贯之，彻于始终”，“百变而不离其宗”[21]。

而不能持论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七曰旁通。

业报之人，应有相当的常识，然后才有相当的判断力，即要求报刊视线宽广，做到随时可以替人释疑解惑。

八曰下逮。

即报刊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梁启超勇于创新报刊编辑体例。

他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在编辑《新民丛报》时，专门开辟了“国闻短评”栏。

“时评”体裁栏目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上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报刊体裁。

梁启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栏目较多，内容较丰富，为中国当时报刊中所少见。

梁启超积极运用新式页码和标点编排。

他在办《新民丛报》时，充分吸取了西洋书编页的长处，改进编页方式，采用每页两个号码的编码方式，面使检索方便。

梁启超积极改革报刊版式编排。

办《时报》时已用点号、分段，字体用小楷字，并用不同的字号和圈号来区分内容的重要程度，并且提高其标题的醒目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参与领导《时报》期间，在报纸的编辑、出版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创报纸专题周刊，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文艺、英文、图画等七个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二，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醒目；第三，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

报刊新文体改革倡始人梁启超，以言论精辟，风靡一时，他在《时务报》期间，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

梁启超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条理清晰，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被称为“时务文体”。

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办《新民丛报》时，他的报刊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时人称为“新民体”，这标志着报进新文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