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隐喻创作的形式特征叙事特征及内容特征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扎实的叙事功底而著称。
余华的小说叙事艺术独具匠心，他通过细腻入微的叙事方式，将人性的复杂、生命的苦难、历史的沉浸和社会的变迁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文将从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和叙事语言等方面，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体现在对人的关怀和对历史的关注上。
余华的作品以中国大陆农村为题材，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和故事的叙述，展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与内心。
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对人生的洞察，对命运的思考。
余华用故事讲述人生，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塑造，揭示了人性在各种磨难中的扭曲和挣扎，在命运的巨轮下不屈的坚韧和韧性。
余华的小说叙述着中国的历史。
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历史的烙印，直面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历史沧桑。
余华通过小说讲述了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揭示了社会的暴力与不公，以及人民对此的反抗与求索。
余华的小说以历史为背景，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历史的再现与人性的探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通常采用线性叙事结构。
他通过线性的叙事方式，沿着时间发展的脉络，叙述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变迁。
他的小说中常常交织着多个时间节点的叙述，通过对现实和回忆、过去和现在的交错展开，深化了对人物内心和命运的揭示。
余华的叙事结构清晰、紧凑，能够将读者带入故事场景，感受其中的情感和张力。
余华的小说叙事结构常常以“寓言”的形式出现。
他借助寓言的叙事手法，通过对小说世界中的虚构事件和人物的隐喻刻画，阐发了更深刻的主题和意义。
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寓言般的情节和人物，通过这种叙事结构，余华在表层故事之下，揭示了更为深刻和抽象的内涵，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反思和启示。
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多样，常常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这种叙事角度可以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而且也能够揭示出更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意义。
浅谈余华小说的写作特点
浅谈余华小说的写作特点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著称。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本文将从余华小说的写作特点入手，探讨他的创作风格和独特之处。
一、题材取材广泛，内容现实深刻余华小说的题材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校园、城市到乡村、战争、政治等，他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命运和情感。
余华的创作倾向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思考社会道德伦理和人性的真谛。
例如，他的代表作《活着》以农民家庭为背景，叙述了一个人在苦难中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故事。
另一部著名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则以许三观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反映了当时农村缺乏希望和机会的生存状态。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社会的种种现实，展现了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温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余华小说的写作特点。
二、叙述风格简洁高效，情感细腻深刻余华的小说文字简单明了，句子通俗易懂，具有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他的叙述方式常常采用回忆和叙述相结合的手法，以一种半自传体的方式表达情感和思考。
同时，余华小说的情感刻画也是他的创作特点之一。
他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过细节刻画塑造人物情感，为人物赋予了丰富的感情生命。
他的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变迁和社会风云的变革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物自身的成长和心灵的历程。
三、创作思想鲜明，批判现实余华小说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批判的体现。
他通过对现实的关注，让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内涵，带有批判的思想精神。
在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命运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和社会背景。
此外，余华小说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对旧传统和权威的审视上，他勇敢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和不公，用文学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价值的深度层次。
四、形式创新，表现多样余华小说的形式创新一直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和尊重。
在小说的创作中，他不断尝试并发掘新的表述方式和叙述策略，以不同的角度描绘人物和事件，达到了艺术的多样化和表现的广度。
论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论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余华是现代中国小说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叙事方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文学评论家的认可。
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本文旨在探究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阐述：一、反思性的叙事方式：余华经常在小说中使用跨越不同时间段和文化背景的多声部叙事技巧，同时特意增加一些「空白点」，以强调叙述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二、叙事中的「游戏性」元素：余华小说的情节安排非常灵活，经常采取奇特的组合方式。
同时，小说中普遍存在一些随意性的事件/情节(例如在《活着》中，灵堂里的狗爬上主人的棺材)，这些情节给读者带来似是而非的感觉。
三、语言的「碎片化」特点：余华小说中的语言经常是断断续续的，在情境上呈现出一些「碎片化」的特点。
同时，他常常使用俚语和方言等地方语言。
四、对现代性的批判：余华小说中经常揭示现代文明的恶劣面，强调现世的残酷现实。
这种批判性的态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
五、关注个体与历史：余华小说通常关注生命中的个体，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关注历史和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带有讽刺意味，并强调个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脆弱性和无助感。
六、对理性的怀疑：余华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分解主义」的态度，它怀疑统一的建构和大的理论框架。
同时，作品中出现的多种矛盾和互相排斥的元素，也反映出一种对合理和统一性的怀疑。
七、复杂而多样化的文学语境：余华小说创作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
他将西方文学元素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相结合，呈现出复杂而多样化的文学语境。
八、对权力和权威的挑战：余华小说中经常反映出一种挑战权力和权威的精神。
他的作品揭示了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力机制，并强调个体的反抗和抵抗的可能性。
九、前卫的艺术风格：余华小说的前卫艺术风格，是他后现代主义的标志。
他的语言和情节安排常常是冒险的、惊险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
同时，他大胆探索语言的极限，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余华隐喻创作的形式特征叙事特征及内容特征
余华隐喻创作的形式特征、叙事特征及内容特征评论界一般认为余华的先锋创作时期始于1986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止于1991年的《在细雨中呼喊》。
其间与余华齐名的马原、格非、苏童等作家的作品被视为先锋文学。
余华针对始于《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段时期的写作和先锋文学的关系说道:“应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在当时,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新的文学形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先锋文学。
”当时的评论家如年轻的陈晓明曾撰写《无边的挑战》研究先锋文学,认为中国先锋文学创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冒险道路”的无奈之举,而其中的具有艺术抱负的“年轻一代作家改写了小说的定义,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
”顺理成章,陈晓明在该书的正文中用叙事革命的冒险迁徙、临界叙述、多形式话语、空缺与重复、过剩与匮乏以及象征精神救赎与逃逸的破裂与见证、超越与认同、幻想与逃亡、无望的救赎、历史的颓败来概括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指出其为“挑战”当时依然严密的文学制度化体系的一次艺术革命。
但是余华本人对艺术革命的说辞却不认同,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
”1989年9月28日《羊城晚报》的一篇访谈中谈到余华“一再向记者表示,在文章中千万不要说他是先锋派”[3]。
余华对先锋文学的怀疑和否定基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和对自己创作的认识,他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形式的革命,而只是文学真实的表达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
”余华自称其创作是真实的表达,即真实的隐喻:“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
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由于这种真实是一种不同于惯常的真实概念,所以其创作的特征就必须从其表达真实的隐喻方式来认识,而不能从单纯的形式革命论及。
但无论是余华重新认识的真实性,还是先锋文本的隐喻,都有激烈反对的声音。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余华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作品深受读者和学者的赞誉。
余华的小说作品通常具有以下几个创作特点：1.真实而残酷的题材：余华小说中的题材往往是与人性的悲惨遭遇和社会的黑暗面紧密相关的。
他写作的对象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失业者、曾经的文革受害者等。
小说中揭示出的社会现实以及深刻的人性是余华小说的一大特点。
2.铁面无私的讽刺和批评态度：余华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冷静而严厉的讽刺，通过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揭示，余华试图通过讽刺的手法对社会进行批判。
这种犀利的批评态度，悲惨的人物遭遇和节奏明快的叙事风格，使读者不能不对社会现实和人性作出反思。
3.简洁而犀利的语言风格：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始终以简洁、直接的表达为主，他常常运用生动、形象的词语和富有感染力的短句，使作品犀利而有力，使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感受。
同时，他的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和音乐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真实感和共鸣。
4.独特的叙事结构：余华小说常常涉及回忆、梦幻和幻觉等元素，他不拘一格的叙事方式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产生冲击和反思。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多次经历内心和现实的冲突，通过对内心的深度叙述和变化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并将人性的多面性与社会现实进行了巧妙的对比和结合。
5.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余华小说中强调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揭示。
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描绘社会现实和人性，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和逼真感。
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社会与人性，使小说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总结起来，余华的小说作品具有真实而残酷的题材，铁面无私的讽刺和批评态度，简洁而犀利的语言风格，独特的叙事结构以及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这些特点使他的作品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对社会和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揭示。
余华小说的隐喻创作研究
余华小说的隐喻创作研究余华作为当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广泛地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关注。
对其创作和作品的评论存在许多矛盾的现象和问题。
首先余华创作是否是从先锋转变到现实主义,这个转变是转型还是回归,先锋派究竟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其次,余华及作品解读截然对立的两种声音,即肯定声音和批评声音;第三,在余华的作品和创作观念中,真实及真理都表现出明显的悖谬。
正是对余华文学创作研究的纷繁、混乱现象促成了隐喻解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法性。
论文首先梳理并界定隐喻概念。
隐喻分为本质不同的修辞学隐喻和诗学隐喻两种。
修辞学隐喻是语词的借用,是一种修辞方式。
诗学隐喻不是借用,而是语词、句子及篇章文本让事物浮现在眼前的摹仿。
在名义上界定诗学隐喻的概念为:语词被借去的使用。
“语词被借去使用”的含义是指语词离开字面的意义,去表达另外的意义;或者说某种意义采用间接的方式表达。
诗人通过某种相似性机制创制了隐喻词新的意义。
论文在诗学隐喻的视域下对余华小说及其创作进行研究。
其次,论文阐释余华创作观念的形成、内容、特点。
一般认为余华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即90年代前时期创作和90年代后时期创作。
余华在前一时期的创作理念表现为述说内在真实、虚伪形式以及寓居世界方式的隐喻;后一时期的隐喻创作观念表现为隐喻形式上由自由隐喻变为自身隐喻,叙事方式改为正面书写,内容上由观照现实向观照生命深化。
由此,其前一时期的创作在形式上具有不确定的语言,叙事结构破坏常理和放弃现实事实框架、叙事时间的现在性和遵循世界结构性的特征;在叙事方式上具有主观强硬叙事,客观真实的主观表达,黑冷叙事风格的特征;在文本内容上具有否定常识真实,建构内在真实,蕴含悲情和关怀的特征。
而在后一时期的创作则表现为叙事的诚实,文本的生命长度和现实宽度的现实生活表象,内容具有书写生命、存在和存在的社会性的特点。
余华小说90年代前时期的隐喻在语句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乌托邦和伦常乖舛等悖理现实的指认,对非真实世界结构的拟人化描写,文学世界结构的故事化道说,刑罚与和平两种世界图式的个案性草描,现实历史结构的典型性构造,真实世界逻辑结构的现实性呈现,荒谬世界乱象的先锋展现等。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余华；《活着》；叙事语言C953A1007―4309（2010）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
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以其深刻的思想、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好评。
他的小说常常探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拯救，深入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和复杂的心理世界。
下面将从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对其作品进行浅论。
余华小说的叙事风格独特，以极简主义的笔法、情节的逻辑跳跃和极强的视觉形象为特点。
在叙事上，他常常采取非线性、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将故事时间和空间穿插、交织，达到超越现实与思想的层面，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余华小说中的角色群像多样，常常以小人物为主人公，从他们的个体经历展开全景式的社会叙述。
他的小说在人物刻画上善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变化，通过角色的思想、语言、行动等方面的描绘，深刻揭示了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现实。
余华小说中的语言风格幽默、古怪，常以暴力、黑色幽默来表达人类的黑暗本性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他的语言真实、生动、朴素，充满想象力和力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感。
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主题深刻、复杂，挖掘人性的荒诞、扭曲和人性的挣扎、救赎。
他的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反思，探索了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以及人类存在中的矛盾和冲突。
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主题体现了人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和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引起人们对人性、社会现实、价值观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总之，余华小说的叙事风格独特、语言简练、形式新颖，人物形象深刻、真实，探讨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的复杂现实。
他用自己特有的艺术手法，让人们看到了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不满和绝望，反映了人类在时代变革中的种种情感和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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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隐喻创作的形式特征、叙事特征及内容特征评论界一般认为余华的先锋创作时期始于1986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止于1991年的《在细雨中呼喊》。
其间与余华齐名的马原、格非、苏童等作家的作品被视为先锋文学。
余华针对始于《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段时期的写作和先锋文学的关系说道:“应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 在当时, 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新的文学形式,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先锋文学。
”当时的评论家如年轻的陈晓明曾撰写《无边的挑战》研究先锋文学, 认为中国先锋文学创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冒险道路”的无奈之举, 而其中的具有艺术抱负的“年轻一代作家改写了小说的定义, 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
”顺理成章, 陈晓明在该书的正文中用叙事革命的冒险迁徙、临界叙述、多形式话语、空缺与重复、过剩与匮乏以及象征精神救赎与逃逸的破裂与见证、超越与认同、幻想与逃亡、无望的救赎、历史的颓败来概括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指出其为“挑战”当时依然严密的文学制度化体系的一次艺术革命。
但是余华本人对艺术革命的说辞却不认同, 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 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
”1989年9月28日《羊城晚报》的一篇访谈中谈到余华“一再向记者表示, 在文章中千万不要说他是先锋派”[3]。
余华对先锋文学的怀疑和否定基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和对自己创作的认识, 他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形式的革命, 而只是文学真实的表达而已:“就我个人而言, 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
”余华自称其创作是真实的表达, 即真实的隐喻:“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
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 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由于这种真实是一种不同于惯常的真实概念, 所以其创作的特征就必须从其表达真实的隐喻方式来认识, 而不能从单纯的形式革命论及。
但无论是余华重新认识的真实性, 还是先锋文本的隐喻, 都有激烈反对的声音。
例如, 何平对余华所言之真实以及先锋文学的抨击:“说到底, 所谓文学就是对现实的重建, 如果不是劫持, 那么我们在怎样的意义上去在纸上书写‘文学'的现实——‘虚伪中的现实'呢?可不可以说是身体记忆和现实的误差, 或者是文学的魅力是不是因为误差滋生的未知、未完成的迷幻?文字和身体记忆的误差和不确定?也正是从这里, 我看到了, 先锋文学使‘现实'获得解放的绝处逢生,以及先锋文学走向对‘现实'肆意妄为之后的末路。
”可见, 从余华本人对先锋性的怀疑以及何平对余华文学观念连同整个先锋派的怀疑来看, 将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的特征阐释清楚是非常必要的。
一、余华隐喻创作的形式特征余华先锋时期小说的形式特征在语言上被陈晓明概括为能指词和所指意义脱节, 因而在叙述意指上产生了一种追踪那永远不可企及的终极的确定状态的“埃舍尔圆圈”;在叙事结构上属于故事向感觉敞开, 从而表现为现实的感觉和幻觉再和梦境中的想象混合一体的存在彻底感觉化和真实飘忽不定的感觉之流;在叙事时间上, 以语感化的时间侵吞故事里事件发展程序的时间, 而把生活世界的时空弄得面目全非。
陈晓明虽然着力去刻画余华文本的形式特征, 但是终因年轻而不能号准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的真正脉搏。
首先, 余华隐喻创作的语言是内涵明晰的不确定语言。
这个不确定不是所指不确定, 而是相对于日常语言的不确定。
余华认为, 日常语言是含义已经被确定的语言, 这种语言表明了一种平均的理解性, 像海德格尔界定的失去了根基的人云亦云的闲言。
事物的轮廓和形态被其生硬规定, 事物失去了个性, 因而世界变成一种纯属现成物性的可重复世界。
余华认为日常语言的确定性其实是人为规定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
其不准确性在于世界的复杂性, 世界事物纷繁复杂, 各种现象神秘莫测, 语言欲对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做出终极判断是勉为其难的。
但是语言只有一种, 所以余华隐喻创作的语言在表现非人为规定的世界的真实时,表现出了不同于具有明确指向的日常语言的不明确性。
但这种不明确实质上却是更准确的语言, 不是能指与所指的脱节, 更不是一种所谓的“埃舍尔圆圈”, 相反, 其明晰的所指是尚未被人为规定的世界本身。
余华指出了这种不明确语言的明确性特征:“为了表达的真实, 语言只能冲破常识, 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 同时呈现几个层面, 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 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其次, 余华隐喻创作的叙事结构是破坏常理和放弃现实事实框架的世界结构。
余华隐喻创作的叙事结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故事真实性和现实性, 因此被陈并且,余华的创作非但毫无感性倾向, 晓明认为是叙述向感觉还原。
但其实不然．是彻底的理性。
在《世事如烟》之前的作品中, 事件的呈现结构虽然表面上还属于事实框架的模仿, 基本保持情节的递进、连接的现实必然性, 但是具体的故事构成成分却是那些违背常理的事件。
余华之所以选择违背常理的事件构成作品,恰是在于其能表达其对世界结构的理性认识, 而小说中这种对常理的破坏就是体现其思考世界结构的重要标志。
余华认为世界不由常理推断, 有其自身的规律, 常理并非真理。
所以余华对世界异于常理的理解就变成了其创作的文本结构, 为此他说道:“这种理解事实上就是结构”。
这也证明了余华作品的结构跟感性毫不相关。
在余华看来, 任何一个进入作品中的事实都是一个世界的象征, 甚至在《世事如烟》之后作品中的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也依然是世界结构的道说方式而不是现实、幻觉和梦境的混合体。
余华自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表面上采用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 但实质上, 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 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
我发现了世界里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存在, 在这个整体里, 世界自身的规律开始清晰起来”。
所以, 余华先锋时期作品的结构并非感觉结构而是世界结构:“我有关世界的结构开始重新确立, 而《世事如烟》的结构也就这样产生。
”最后, 余华隐喻创作叙事时间是现在性和世界结构性的。
在我们生活中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别, 这是物理时间, 它衡量日月星辰空间位置的变化以及指认生命周期的特点, 但不改变事物的本性。
传统文学中的插叙、倒叙也仅是现实物理时间的再现而同样不表达世界之是。
余华对时间有不同于物理时间的全新观点。
第一, 时间只具有现在的意义。
余华认为, 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人们真实拥有的只能是现在。
余华是在精神世界中领悟到这个观点的。
余华认为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 其意义产生于将来事物的指引。
因此,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 事实的意义和物理时间无关, 只和事实本身有关。
当事物的意义只在事物和事物之间而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传递时, 时间就失去了意义。
当时间的固有意义在精神世界中被取消时, 常识提供的价值就变得摇摇欲坠, 而旧事物新的意义就产生了。
同时, 当时间被取消后, 事物间的意义关系则只能在现在的层面发挥其意义, 所以余华作品的时间性就表现为现在性“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因此现, 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 针对现在成立的．在的实际意义比常识的理解要来得复杂。
”第二, 时间是世界结构。
余华认为世界的意义是世界中各种事实的意义构成的, 而事实又在现在的时间中存在, 所以时间是一个过去完整世界的代表。
当然这里的时间已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了。
由于任何一个事件都在物理时间上存在, 因此在作品结构遵循世界结构的时候必然表现为时间错乱的特征, 所以余华的作品表现为时间分裂、错位、重叠等时间结构方式。
这个表面上时间错乱的结构其实是遵循精神的逻辑来重新排列时间的, 而精神的逻辑就是世界结构的逻辑。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就是余华开始以时间作为结构的作品, 它充满错乱的时间, 但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作家的双重人性同文学关系的世界。
二、余华隐喻创作的叙事特征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概括了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的叙事特征。
他认为在叙述者方面, 写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 从而写作由创作关注“写什么”向写作关注“怎么写”的创作向写作退化;在叙述视角方面, 叙事感觉成为故事线性滑动的枢纽, 并且故事被事实情境催化, 依靠变异的感觉而使得故事变得难以解析甚至不可解析;在叙事风格上, 把怪异、荒诞、罪恶、丑陋、宿命等掺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阴冷幽暗的地狱, 把感觉、幻觉、预感、梦幻构成叙事的原材料, 并且非常认真而冷漠地玩弄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片, 任意越过历史的存在和事实的时间顺序。
刚过而立之年的陈晓明只看到了现象, 没有看到本质, 遗憾地与余华文本叙事特质的正确解读失之交臂。
首先, 余华在先锋时期的叙事是主观强硬叙事。
余华的先锋创作源于他对真实的发现, 而他所发现的真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书写。
余华关于先锋派出现的说法表明了先锋书写是时代造就的真实创作。
余华说:“而中国先锋文学的出现则是1986年以后。
中国的先锋派只能针对中国文学存在, 如果把它放到世界文学之中那只能成为尤奈斯库所说的后锋派了。
一代年轻的作家开始写作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文学, 事实上说它是文学都是迫不得已”。
可见, 余华认为中国先锋派始于中国文学断裂, 出于世界不可能出现之时。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余华及其他先锋作家们只能以叙事革命的方式“反对所处的时代, 反对现有的文学规则。
然后他们创造自己的时代, 制定自己的文学规则”。
这个文学规则就是对另我们用离事物很远的, :“我们则用我们认为最真实的表达方式类真实的另类书写．描述来写作”。
这种离事物很远的方式书写并不是陈晓明所说的主体退隐, 而是更加强硬的叙事操控, 对真实更主观的表达。
当然这种叙事操控和主观表达离不开卡夫卡给他的自由写作的助攻。
余华回忆他当时主观强硬的写作方式时说“:最早的时候, 像刚才说到, 卡夫卡给我带来了自由以后, 我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么一批作品。
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 或者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叙述者。
我认为人物都是符号, 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
我在下围棋的时候, 哪怕我输了, 但我的意愿是要我输的, 我就这样下。
我赢了, 也是因为我的意愿要我这样下的。
写《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 这种叙述方式还没有变, 还是用过去的那种方式, 就是那种我比较擅长的叙述方式在那儿写。
”其次, 余华的主观叙事不是主观感觉, 而是客观真实的主观表达。
虽然余华最初的叙述方式是暴君一样的主观, 但这个江洋大盗式的主观只是叙述方式上的天马行空, 而不是真实观念的自由恣肆。
其主观叙述的强硬只是为客观的真实内容服务的, 因此作品实质上表现为明确的客观真实性而非如陈晓明所说的隐晦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