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比较.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和鲁迅笔下的农村有什么差别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和鲁迅笔下的农村有什么差别一、思想启蒙与问题观照鲁迅之所以要放弃曾为之奋斗的医学而转从文学，既不是因为自己对医学缺乏兴趣，或者学医无前途可言，也不是因为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文学是进行思想启蒙最佳的载体与途径，鲁迅想借文学实现其启发蒙昧、觉悟民众的理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没有农民的真正觉醒与革命，中国要新生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因此，农民理所当然地成了鲁迅进行思想启蒙的重点对象。
鲁迅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尽管言说的故事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毫不留情地将农民身上存在的愚昧、麻木等劣根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正因如此，少年挚友闰土、殊堪可怜的祥林嫂、泼辣大胆的爱姑等等善良的人们都成了鲁迅严厉的解剖对象。
可以说，在鲁迅笔下，故事也罢，人物也罢，统统都是工具而已，启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之所在。
赵树理生长在风云激荡、新民主主义革命如火如荼的巨变时期，新生的、日益茁壮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时占全国人口之绝对多数的劳苦大众的天才般的启蒙者、引路人，其势力所及，翻身求解救、自己当家作主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响彻云天。
在这狂飙突进的启蒙浪潮裹挟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前赴后继地奋勇跻身革命行列。
于鲁迅而言，以穿越黑暗、划破长空的振聋发聩之声惊醒那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酣然昏睡的麻木民众正是时代所赋予的庄严而沉重的使命。
而于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的赵树理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极其成功地唤醒农奴千百万，昔日逆来顺受的布衣百姓已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因此，启蒙已非赵树理的当务之急，其首要任务是怎样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正因如此，工作中所接触的各类具体问题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树理创作所观照的对象。
提出问题并试图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赵树理凭借其第一线农村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各种农村问题予以形象艺术的展示，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赵树理鲜明个性特色的问题小说，在其笔下，基层政权干部队伍不纯问题、干部蜕化变质问题、官僚主义工作作风问题、封建残余思想垂而不死问题、农村建设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等等都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反映，“使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成为当时农村生活的启示录。
鲁迅与赵树理小说中的“旧人形象对比
鲁迅与赵树理小说中的“旧人形象对比一、两种“旧人”鲁迅是开创一代“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某种意义上，他对国民性的洞察和批判正是在对“旧人”即乡村中蒙昧的农民形象的刻画中得以显现。
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鲁迅手握现代民主科学的灯盏走向了中国社会最晦暗混沌的地带――乡村，去烛照那一代代生生死死的农民，这正是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在特定文学形态、特定文学人物中的反映。
相比鲁迅笔下的其他形象如知识分子，这些愚昧卑怯的“旧人”与倔强高傲的作家之间的对话和对照，碰撞出一种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对“旧人”的描写主要见于鲁迅的乡土题材小说，如《阿q正传》《祝福》《故乡》《孔乙己》《药》《风波》《明天》《长明灯》《离婚》等，作品刻画了众多富有生命力和代表性的“旧人”形象，如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七斤、爱姑等。
这里的“旧人”还未具有马克思阶级论层面的意义，鲁迅也从未想到创造与之相对应的理想化的“新人”形象，他只是以一个伟大孤独者那颗悲凉的心，去体察在封建社会中蒙昧麻木的人们。
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致力描绘乡村最为成功的作家，二人笔下的“旧人”形象也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对照关系。
赵树理小说中主要刻画了四类人物，首先是反面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凶险狡诈，阻碍或者破坏革命群众的生活;第二类是正面人物，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能够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第三类是中间人物，也即“旧人”，他们思想传统守旧，是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的真实写照;第四类是蜕变人物，主要是思想变质的年青一代。
最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便是其中的“旧人”形象。
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第一次塑造出一批活灵活现、富有个性特点的农民形象，比如“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疼”“吃不饱”“小飞蛾”等等。
这些人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及处境和阿q、闰土、祥林嫂、柳妈、九斤老太相差无几，却呈现出全然不同的个性气质和美学特点。
如果说鲁迅描写的是在漫长凝滞的黑暗中昏睡的“旧人”，那么赵树理则表现了他们在曙光乍现之际的生活情状;如果说鲁迅看到的是“旧人”的精神与未来、理想之间深刻的隔离，那么赵树理则表现了新旧思想激荡斗争之时二者渐趋融合的过程。
精彩纷呈 各树一帜——鲁迅、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作品特征评析
第29卷 第2期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V ol.29 No.22009年4月 Journa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Apr. 2009收稿日期：2008-11-10作者简介：曾丽洁，女，1968年生，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精彩纷呈 各树一帜——鲁迅、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作品特征评析曾丽洁（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广东 潮州 521000）摘 要：鲁迅、赵树理和高晓声都是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然而三大作家的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深入文本，结合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人生经历探究三大作家创作特质及其创作风格的形成，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看到时代大环境和个体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159(2009)02-0057-05Splendid Achievements and Being a School of Their Own: on Characteristicsof Rural Themes by Lu Xun, Zhao Shuli and Gao XiaoshengZENG Li-jie（Chao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ozhou 521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Lu Xun Zhao Shu-Li and Gao Xiao-Sheng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ural themes, their writ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three writers’ works share the common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第29卷58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ti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writing style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writer. By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with life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writers, this paper do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texts and explores their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ing of their writing styles, thus shows u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ag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n literary writing.Key words: Lu Xun；Zhao Shuli；Gao Xiaosheng；rural themes；writing style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作家所处的时代特点、人生经历都会影响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反映。
品味鲁迅与赵树理作品中不同的农民形象
品味鲁迅与赵树理作品中不同的农民形象农民，是社会中职业分工中的一种。
他们的生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以继夜地努力耕作，养活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
那么这样一种伟大的职业，在作者们的笔下又是怎样的形象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鲁迅和赵树理先生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鲁迅先生，是稚子都耳熟能详的文坛大家。
那个时代，他深刻同情农民们的遭遇，他深知中国农民具有病态和孱弱之处，所以通过一个个农民形象的塑造，意在振动农民麻木的神经，揭示国民性的弱点，继而引起人们的自救自疗，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
鲁迅笔下的农民是愚昧的，麻木的，安守本分的，仿佛认为自己的命运就该如此，继而不去斗争，死气沉沉。
比如《故乡》中的闰土一角，他也成为了中国小说中的典型农民形象。
闰土天真活泼，敢于同鲁迅玩闹，然后当他长大了，他身上的那种封建思想和等级观念就浮现出来了，活成了一个精神麻木，少言寡语的人。
闰土就是当时社会的农民的缩影，对此我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有的时候不能怪命运不公，而是这个人就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从未想过为自己抗争什么，争取什么，这便是思想的麻木了吧。
对此，鲁迅先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同情，同情闰土，也是同情和批判那个时代的农民。
这与赵树理先生小说中的旧农民形象是相同的，比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二诸葛，《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
他们精神麻木，封建迷信，身上都是封建社会带来的臭毛病。
无论是鲁迅，或者是赵树理都用辛辣的文笔狠狠揭露了那时候农民思想的劣根性，意图激励他们奋发改进，这是两位作者创作的共同点。
但两位作者塑造的形象又不尽相同。
鲁迅塑造的另一种农民形象是在《阿Q正传》中被塑造的淋漓尽致，阿Q与闰土的区别是：他进行了反抗，但是却是消极地反抗。
阿Q之所以反抗，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觉悟了，而是他想报复那些轻视欺负他的人，他想获得那些所谓“上等人”拥有的财富地位美色。
与之相同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也是消极地反抗。
论鲁迅和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及成因
论鲁迅和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及成因
鲁迅和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们各自笔下的农民形象存在一定的差异。
下面我将从角度、时代背景和写作立场等方面分析这种差异及其成因。
鲁迅和赵树理对农民的角度不同。
鲁迅的作品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他描绘了贫困、压迫、愚昧以及农民的被压迫地位。
他以农民作为社会矛盾的折射，揭示了社会底层人群的困境。
而赵树理则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形象。
他倾向于描绘农民在新的社会变革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
他赞颂农民的智慧、勤劳和抗敌精神，强调农民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基础。
鲁迅和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还源于不同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作品大多写于清末民初，那时农民处于封建社会的底层，生活困苦，受封建制度的压迫，社会地位低下。
而赵树理则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写作，农民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享受到了农村改革的成果。
因此，两位作家对农民的描绘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态度。
鲁迅和赵树理在写作立场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笔下农民形象的不同。
鲁迅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和文化评论家，他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关注农民的疾苦和无助。
赵树理
则更多地以一种宣传性的角度写作，他的作品主要用来歌颂农民的伟大，鼓舞人民的士气，推动社会主义进步。
鲁迅和赵树理对农民形象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角度、时代背景和写作立场的不同所致。
鲁迅揭示了农民的苦难和社会困境，赵树理则赞美了农民在新时代的成就。
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地位和社会变迁的差异。
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的比较
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的比较当伟大的新文学巨匠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
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 的振兴。
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
然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二次勃兴，则是在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
当赵树理为翻身农民大唱赞歌，推出一批崭新的农民形象于新文学画廊之后，“山药蛋派”逐渐形成，并带动一批农材题材创作的成功，这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大收获。
鲁迅与赵树理在农村题材上的开拓之功，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鲁迅在农村题材小说中，有意识地把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作了艺术的联系和对比。
《风波》写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革去了一条辫子，社会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因为一次单纯的政权更替，名目翻新的政治革命运动，没有全民性的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相辅助，是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的。
《阿Q 正传》着力描绘阿Q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并与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忽视农民革命要求的弱点联系起来，从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的角度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力地表达了鲁迅高度重视思想革命的思想。
在其他小说中，鲁迅也常常把愚昧麻木的农民和其他民众放在辛亥革命后一潭死水似的社会环境中去刻划，用以说明中国迫切需要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将会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而废。
赵树理一方面继承鲁迅小说的传统，善于把握农村题材，成功地写出道地的农民。
另一方面，他更多地是继承“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较多地注意了农民推翻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剥剥的外部解放，着力挖掘农民阶级的优良品质和革命热情并加以歌颂，同时鞭挞与之对立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
他对由于经济地位的长期奴役造成的农民精神上的弱点，以及人的内部的解放——思想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所忽视。
因此，他的小说紧紧配合当时政治革命的形势，写农民已经或正在摆脱历史重压，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刻划他们充满希望，为自由和幸福努力斗争的形象。
论鲁迅和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及成因-2019年文档
论鲁迅和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及成因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中，鲁迅是第一个自觉描写普通农民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第二位出色描写农民的作家。
二位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都鲜活生动，都刻画出了我国农民的精魂。
比较后发现，二位大作家所处时代、出身经历、写作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各自笔下的人物命运和思想状态的不同。
千百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我国农民复杂的双重性格: 勤劳善良、节俭聪慧，但又保守消极、愚昧奴性。
对这样一个庞大而独特群体的描写，直到中国现代文学里才真正出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中，鲁迅是第一个自觉描写普通农民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第二位出色描写农民的作家。
位作家都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都刻画出了我国农民的精魂。
相比之下，二人笔下的农民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也有发展革新的一面。
下文就二人笔下农民形象的差异和成因做一番探讨。
、所塑农民形象的差异1.人物命运不同：悲喜剧鲁迅笔下农民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黑暗，经济衰退，民族遭受外族的入侵，国家的未来一片渺茫。
鲁迅弃医从文，高扬反封建的启蒙大旗，决心用手中的笔当做利剑划破那暗无天日的夜空。
他将下笔的着眼点放在了中国的农民身上，创作了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刻画出了一系列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不觉悟的落后农民形象。
诸如，《阿Q正传》中的阿Q王胡、小D邹七嫂、吴妈；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柳妈、贺老六；《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风波》中的七斤、九斤老太；离婚》中的爱姑等。
其中最为经典的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闭塞农村的、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阿Q阿Q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却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麻醉：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从不了解革命到糊里糊涂的想要革命，从奴性十足到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如阿Q—般，鲁迅笔下的农民无一例外以悲剧命运收场，令人们投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眼光。
浅谈鲁迅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比较
浅谈鲁迅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比较作者：陆飞燕来源：《新课程·中学》2013年第11期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农村题材的文学是发展迅速而又繁荣的。
鲁迅是第一个自觉地去描写农民的作家，他用沉重的笔触去描写广大农民的疾苦，表达了对广大农民的关注。
20世纪40年代，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长在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在描写农民这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两位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都具有典型性，因此我认为有可比性。
一、两位作家都有意识地描写了大量的落后农民形象鲁迅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阿Q正传》中的阿Q，《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药》中的华老栓，《风波》中的七斤、七斤嫂子，《离婚》中的爱姑等。
赵树理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登记》中的小飞蛾的婆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福贵》中的福贵等。
两位作家笔下的落后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迷信、守旧、麻木。
《祝福》中的祥林嫂凄惨一生，但为了“赎罪”还要去土地庙里捐门槛。
鲁迅对他笔下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点在落后农民身上更是让人深有体会。
《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受了一辈子穷，但他非但没有反抗的要求，反而还自轻自贱看不起贫苦农民。
落后农民遭遇悲惨，本来值得同情，可是他们迷信、麻木，让人又不自觉地痛恨起来。
两位作家虽然都重在描写落后农民形象，可他们笔下的人物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鲁迅笔下的农民不仅落后，还不觉悟；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虽然落后，但他们最终在政府的帮助下觉悟了。
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至死都没有觉悟，他们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太深，因此，鲁迅的小说多是悲剧。
三仙姑、二诸葛、福贵等人物在政府的帮助下都觉悟了，因此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喜剧。
鲁迅笔下多是落后农民形象，但赵树理笔下还产生了许多新农民形象，多了些翻身农民。
赵树理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翻身农民形象，并注意描写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翻身的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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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赵树理笔下的乡村题材小说之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0701班韩琼摘要：鲁迅与赵树理小说都表现出了对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命运的极大关注。
在致力于农村题材创作的发展上,他们前后相承,同时又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其主要表现在深沉的农民情怀、反封建的主题内涵、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塑造、对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等方面。
本文将结合以上几点，对鲁迅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
关键词：鲁迅赵树理乡村小说比较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成果或许是最为坚实和发达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便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
在他的引领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都着眼于描写农村题材方面的小说。
四十年代解放区新的政治环境及文化价值取向,无疑为作家提供了农村题材文学深化发展的良好契机,成长于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
从这一视点出发,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本文试图从农民情怀、主题内涵、人物形象、文学通变等方面,对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比较。
一、农民情怀的一致性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同作家的立场观点紧密联系着的重要问题。
鲁迅与赵树理,都用各自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他们关注农村现实的创作思想和深沉的农民情怀。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
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生存形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古代文学虽也存在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但留给后人的,多是诗歌中对于“自然美”的抒写或“农家苦”的悲悯等浮光掠影式的印象。
唐宋以后叙事文学的兴起,也未能彻底改变农民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
《水浒传》引入了农民作为描写对象,但作者并没有较多付诸笔墨于现实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也难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这场农民运动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红楼梦》中有个具有农民气质和农民眼光的乡下人刘姥姥,但不过是偶尔闪现于大观园的“天外来客”,成为贾府上下酒足饭饱后的笑料。
农民被文学拒之门外的命运,终于在二十世纪有了改写的机会。
“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学也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
文学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当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以现代化的目光回眸于昔日的乡村生活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存在主体。
他们从最熟悉也最有感触的生活出发,如实地描绘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理智地审视中国农民问题。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中急速衰败,农民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鲁迅怀着对农村的深沉关爱和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使自己的小说真正融会到乡土人生中去，具有很强的农民情怀。
鲁迅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1](P.398)然而这种农民情怀与赵树理的又有些许不同，他站在先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将这种人文情怀上升为人文批判,以现代意识视角去穿透农村生活的表象,审视乡土人生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封闭与愚昧。
而这种立场的确立则是根源于对建立在分散、个体、落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的深刻认识，针对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国情和麻木的国民性的魂灵，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巨大沉痛，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一代旧式农民的命运，描写和反映一代旧式农民的不幸，提出旧中国拯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世人的警觉和革命者的注意。
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最富开拓性，最有当时那个时代特征的题材趋向。
这个趋向，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带入了一个可以堪称为那个黑暗、穷困、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农村的一面镜子的辉煌境地。
“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和基本意义上，则是指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描写这种黑暗、穷困、落后和愚昧的旧中国农村面貌，及带有悲剧色彩和训戒意义的农民形象的成就。
同时，尚需指出，由于当时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特有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这种艺木表现，带有浓重的思辩色彩和事实上又不为广大农民所读懂的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艺术表现，则是一种高层次和小范围的求索。
他们在事实上，不把农民作为其作品的主要读者。
在这个特定的题材领域，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一方面主题深邃，用心深长，而一方面在事实上影响面却又不够广泛，只局限在知识界的狭小圈子，而没能深入到广大农民心中。
《故乡》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流露出对闰土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掩饰不住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存在文化隔膜的悲哀。
《风波》看似是对“无思无忧”的“田家乐”的速写,实则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闭塞守旧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的怨愤。
如果说在鲁迅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意在暴露和批判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那么，在赵树理的系列反映解放区农民问题的作品中，则时时告诫掌握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几千年的封建余孽、残存的封建势力与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绝对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殆尽。
农村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还是艰巨的。
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两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上，各自一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提出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
农村问题，农民间题，是中国旧、新民主革命整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中心课题，是检验革命彻底与否的试金石。
此外，赵树理从鲁迅手中接过革命文艺这个“照亮国民精神的火炬”，继续沿着“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方向和道路上迅跑，并且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方向和道路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如果说，在鲁迅笔下，反映的是旧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农民沉睡，麻木，愚昧的魂灵，与事实上无力摆脱的悲惨、黯淡的生活命运结局相关有沉重的氛围;在赵树理作品中，展现的是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依然被头脑中固有的种种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礼教所困扰。
他们是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迈入新社会的门槛。
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赵树理用天才的笔触，第一次正面展现了这种固有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与新生的、先进的蓬勃向上的思想和力量的冲突，以及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和力量，一定或最终战胜那种守旧、没落思想和行为的新的命运结局。
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昂奋和向上的基调。
因此，就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说，赵树理和鲁迅一样，都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引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都表现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审视，以及农民精神、思想状况的深刻思考。
而赵树理和鲁迅不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一代农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虽然也有种种落后思想负担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具有和鲁迅笔下旧时代农村、被压迫农民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命运结局。
简言之，若说鲁迅作品更多地带有一种苍凉之气，而赵树理作品却卓然的带有一种明朗之慨。
他的成功,得力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策的鼓舞,更得力于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怀的深厚积淀。
赵树理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村生长环境给他带来了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
”[2](P.12)赵树理从北方地区特别是山西农民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出发,对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诸如质朴、坚韧、坦诚和斗争性给予了充分开掘,对传统宗法制度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尊卑、婚姻、婆媳等伦理关系的历史演进作了充分展示。
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情感、习惯、气质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
茅盾说:“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耽于空想’的脾气,在作者笔下是没有的。
”[2](P.193)赵树理的小说,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大大开拓了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
二、主题内涵的相通性鲁迅与赵树理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一,但是他们用笔勾画乡土中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封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
“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3](P.26)别林斯基如是说。
王富仁把鲁迅的小说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赵树理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他们的小说“镜子”般地烛照着各自的时代和地域。
鲁迅说:“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4](P.512)数千年超稳固的封建社会体系、封闭的生活环境、僵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广大民众精神的病态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积淀。
鲁迅悲哀地发现,“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
”[5](P.44)鲁迅选取了启蒙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现实,抓住国民精神的弱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行了整体批判。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茅盾就深刻地指出:“《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受不住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愚昧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
”[6](P.151)闰土甘居奴仆的等级观,祥林嫂“从一而终”的节烈观,九斤老太的保守尊古心态,爱姑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不自觉认同,都是农民群众被奴役的精神创伤的体现。
鲁迅以深广忧愤之心,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启发人民摆脱蒙昧的束缚,追求“真的人”的地位。
与鲁迅由启蒙视角切入反封建的主题不同,赵树理另辟蹊径,也找到了适合自己与时代的突破口。
赵树理曾把他的创作经验归结为一种“问题”意识。
他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7](P.1651)写“问题”是作家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主题上的折射。
鲁迅批判地吸收了“问题小说”能揭露病痛的长处,并“开出反省的道路”,启发读者进行深沉的思考,找到问题的答案。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项运动,在人民群众改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家本人也自觉地意识到了其作品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的性,他把这一特点概括为“政治上起作用”。
“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意识,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
”[2](P.147)赵树理正是在这种反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