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
论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摘要：“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对西南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实行的统治政策。
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方式，其时中央政权通过对原少数民族首领进行任命，承认其世袭的首领地位，授予其官职头衔，间接以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盛于明、衰于清，明中后期至清雍正期则为改土归流的主要时期，由此，由中央政府指派的流官逐渐取代土司对当地的统治。
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政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影响至今。
关键词：改土归流；明清时期；原因；影响引言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而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星罗棋布，他们拥兵自重，自王其地，在中央王朝实力巩固的大形势下，逐渐成为了中央统治者大一统政策的绊脚石。
相对于土司而言，流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至地方任职，任期一满则立即调任，故名“流官”。
流官者，非当地选官，官员在任期间无法一人独大，不易培植地方势力，其益处对于中央可想而知。
“改土归流”作为加强中央统治、消除土司制度落后性的重要手段，开始扮演其在历史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一、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土司残酷压榨引发地方人民不满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偏远，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难以深入，土司制度往往是中央统治者的首要考虑，同时因地方文化差异、民族隔阂及经济落后等原因，选用地方民族首领“以夷制夷”成为明朝建立初期的不得已之选。
然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
明朝从永乐年间即开始“改土归流”，明成祖朱棣是实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
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
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
属户部”。
明军平叛后，经明成祖同意，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习惯上称省，这便是明朝最早的一次改土归流。
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例。
贵州建省以前，其治下各州府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
黔地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土司各自为政、状态零散，各布政司亦对其地鞭长莫及。
改土归流前，黔地之庶民皆为土司的奴隶，人民过着非人生活，而贵州改土归流建省，解决了自汉代以来，贵州地盘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政治问题，贵州统一在中央政权之内，有利于西南地区稳定、祖国统一，减轻了土司施加给人民的痛苦，满足了人民渴望和平安详的愿望，也为改土归流拉开了序幕。
再举云南为例。
明正统年间，维摩、阿迷、弥勒三州在土司统治下的壮族人民发动了反土司起义，被明军和土司联合镇压；1442年，弥勒州土司亲自出马催征粮税，各族人民奋起斗争，杀其从、夺其马，土司落荒而逃，明王朝不得不屈从于各族人民“愿得流官以治”的要求对弥勒州进行“改土归流”。
虽然明朝在云滇地区的改土归流只是局部的，影响不大，然而纵观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缘由，仍不可否认地方人民诉求对于中央“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主要推动。
二、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影响：中央趋于被动未能彻底改土归流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最为发达的时代，其间改土归流的历史局限性尤为明显。
明朝的“改土归流”多趋向于被动，如若地方出现了统治问题：民怨载道或土司造反，方能引起统治者重视，明政府断续施行的改土归流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明朝的改土归流常常不够彻底，在实行过程中多有反复，部分地区流官与土司的统治反复更替。
以嘉靖年间四川芒部的改土归流为例，土司势力在改土归流后并未削弱，次年芒部土司即呼应相邻各州联合起兵反叛，流官知府带印奔逃，朝廷指派川、滇、黔三省进兵围剿，耗资巨大却换得官军大败，四川巡抚奏疏称：“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与芒部互为唇齿，自芒部改土归流，诸部内怀不安，是以反者数起”，皇帝遂依奏废流官而重设土官。
此为明朝改土归流部分失败的实例。
另一方面，改土归流之所以在明朝无法取得大的成功，实际上与明朝皇帝的民族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土司制度主要是在中南、西南等南方民族地区实行，而这些地区向来被中原人士视为野蛮之地，认为其不能与拥有高度农业文明的中原地区相提并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亦被看作是野蛮无知的蛮夷。
在明朝统治者的眼中，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和“海外诸夷”无异，“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役使”，于是，只要地方土司愿意承认明朝的统治，明政府也就不愿在这些地方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更符合明王朝的利益。
虽然在接近中原的某些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明朝皇帝也本着“天下一统”的大一统观念对土司制度进行过改革，废除过一些不法土司，把这些土司地区纳入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但终究没有能突破“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的限制,未能对土司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再从阶级压迫角度来看，流官取代土司并未彻底改变各族人民被压迫的处境，反而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这也是明朝改土归流的不良影响之一。
然而，明朝的改土归流也不完全趋向负面的方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移民屯田，大量的汉族军、民、商屯户在土司统治辖区周围甚至辖区内一些州府周围定居下来，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使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陈旧的生产方式逐步发生变化，土地自由买卖迅速发展，各地区土地大量被汉族地主、商人购买，汉族和彝、壮、傣等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土司在地方性集体中的影响逐渐趋于衰微，加上土司制度一贯以来给人民带来的强迫压榨没有改变，土司统治下的汉族地主、农民乃至各少数民族人民逐渐不愿再接受土司的统治，这给明朝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明朝推行的改土归流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人民的负担被大大减轻，世袭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身份地位。
拿贵州的改土归流来说，据《思南府志》记载，改土归流前的贵州思南“田无顷亩之制，且宣慰氏久擅其地，禁小民不得水田”，然改土归流以后，土司禁令被打破，地主经济自由发展，思南所在的黔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迅速跃居贵州全省前列。
再一方面，明朝改土归流实际上促进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
再以贵州思南为例，《思南府志》记载，改土归流前的思南“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然改土归流后，朝廷在贵州分设八府并分别在其中六府建立府学，明朝中后期，思南更成为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中心，衍生出黔东地区的主流文化。
总的来说，明朝的改土归流十分有限，影响不大，西南大部分地区仍旧保持着土司制度。
三、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土司制度衰落造就改革时机成熟明末清初的朝代交替，实际上预示着土司制度走上了衰亡阶段。
清朝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即已开始,见于记载的最早在顺治十六年，云南元江土司那嵩反抗清兵后被吴三桂镇压，元江土司被改流，这也开创了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先声。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到了清雍正时期方蓬勃兴起，这其中也有清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民族团结平等的新民族观念的影响。
清康熙帝曾传言曰:“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
一夫所失，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
在先辈传袭的基础上，“华夷一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政策，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隔离，让中国各民族之间不再存在人为的、观念上的区域隔离，而是团结地融合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下，为清朝经营边疆地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反观明朝统治者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的做法，其在民族优越性上对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决定了明朝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就出身于东北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朝的基本瓦解。
关于清朝出现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一般的观点认为：到了雍正时期，国家已趋于稳定，各地反清势力基本肃清，加之皇位完全巩固，这使得雍正皇帝有精力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一方面，从土司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巩固的条件下，封建政权已不能容纳土司制度的存在，因此“改土归流”便成为了清朝推行改革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雍正登基以后，国家已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施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充分；再一方面，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封建中央王朝针对土司制度进行的民族矛盾斗争过后，到了清朝，中央统治者已取得了对不少地方土司的支配地位，加之中央政策上对地方土司的各种限制，实际上各地方土司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这为清朝改土归流扫清了一定障碍。
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各方面条件已成熟，是雍正时期得以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核心原因，在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前提下，清朝统治者有能力应对对地方土司的反抗。
此外，明末以后，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
地方土司对资源和土民人身的强制性占有，延伸出土司对土民进行不可避免的残酷剥削。
《金川琐记》记载，金川土司“无论土司，即以头人论，百姓莫不敬如神明，无一言敢稍拂。
居家妻不敢与抗礼，或自远行归其妻必率家属百姓男妇跪迎数里外”。
土司制度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地方割据性，土司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地方权力形成的若干大小的“独立王国”使中央统治者往往鞭长莫及、难以遥控，久而久之，“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这自然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清朝初年对西南土司地区的政治经营为雍正时期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提供了条件，清朝对土司承袭进行比明朝严格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制定了土司后代的分袭制度，大体上类似于削藩政策，这大大分化和削减了地方土司的势力，削地分权后，地小则势微，加之各民族通婚限制的取消、西南地区与中原的商业往来加深等，其后施行的改土归流可谓大得人心、顺理成章。
史称“自(雍正)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显示出雍正“改土归流”的畅通无阻。
四、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影响：中央政权巩固推动多民族国家统一清朝的改土归流,重点在于治理“苗疆”(即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建议“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其后鄂尔泰作为清朝改土归流的主要领导者，大力推动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清朝的统一行政建制之下。
结合清朝的“改土归流”措施，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亦划归贵州,现今贵州的境域由此确立不变。
相比明朝而言，清朝的改土归流较为成功。
政治方面，流官到任将土司独占的资源收归国有，废除奴隶制度和陈旧陋习，打击当地割据势力，但却有限度地保留部分土司特权，武力与安抚并用，实现了中央王权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在组织形式上，流官实际上代表了中央政权建立的地方机构，这毋庸置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经济方面，封建地主经济建立起来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各族人民交融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土地得以自由耕种，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原本落后的社会形态被淘汰，少数民族发展迎来了全新的面貌；军事方面，流官一方面接管当地土兵，更利用中央军队的进驻压制地方反叛势力的萌芽，不仅稳定了边疆局势，更清除了国家分裂势力的野心，扫清了地区民族发展的阻碍，在另一角度来说，清朝改土归流的推行同样充满血腥，武力镇压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作者：李良品祝国超廖钰来源：《民族学刊》2020年第03期[摘要]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
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
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改土归流;历程;原因;作用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3-0021-07作者简介：李良品（1957- ），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祝国超（1971- ），男，四川合江人，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廖钰（1990- ），女，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重庆涪陵 408100在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彻底废除西南、中南及西北土司的各种特权的同时，将各地土司辖区内的人权、财权、军权等悉数收归中央，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迈进。
改土归流之后，王朝国家加速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一体化的进程。
在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强化对改土归流地区国家治理的基础上，加速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向“自觉”实体发展的建设速度。
改土归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会同陕甘总督升允奏准重办青海垦务，制定相应章程及实施办 法，耗资二千余万两白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理”川滇边，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招致 巴塘土司与僧侣围攻而被杀害。
清朝末年，边疆危机日重，藩部内属、行政一体的传统民族政治改革进程加快，青海地区“改土归流”亦提 上地方政府议事日程。
两广总督岑春煊于《统筹西北全局折》中提出，定区划建行省、抚蒙番变官制、举垦务修边卫等措施，对于 蒙旗及各土司等应办垦、矿、林、渔地方及向有司员、粮员可设民官者，拟照国初办法设道厅，侯地辟民聚后再 改州县，由此确定了清末青海地区改土归流的步骤。
广顺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清军平乱设长寨厅（今贵州省长顺县）。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 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 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
云贵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
有鉴于此，元朝之后，明朝从一开始就只部分延续了土司制度。按照世袭土司管辖区域的大小，明朝先是设 立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这种设置以某种方式把土司纳入了明朝政府的官员系统，弱化了其 地方色彩，强化了其行政色彩。这就为后来在西南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即将世袭的土司改为完全由朝廷 任命的流动任职的官员，加强朝廷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改土归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打破了土司制度下民族禁锢隔离“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状态。各地区之间相 互往来、自由交际，汉民可以随意出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从事贸易或置产。与此同时，清王朝又推行"以教制夷" 的政策，于鄂西土家族境内修筑庙宇，大兴科举及办义学与增加学额，其教育由恩施府学宫扩展到各县学宫。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变化，各民族杂居混处的现象增加了：“在乾隆十年（1746年）有人记载在东 川、乌蒙等地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异’”。
论述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论述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改土归流”又称土司改流、废土改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是指将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废除，改为朝廷委派的正式官员。
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由中央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正式官（流官）进行管理。
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
雍正六年（1728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对自动交印者，酌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
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
在设立府县的同时，增设军事机构。
清政府还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推行这一政策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6省，所涉及的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云南、贵州等改土归流的目标，到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实现。
改土归流的实现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随着世袭土官的废除，改变了领主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土民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拥有了一部分自己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改土归流后，统一赋税，废除了土司规定的“锄头钱”“火坑钱”“烟户钱”等30多项苛捐杂税，革除了土司的私征滥派。
清朝政府丈量土地，仿照内地的“摊丁入亩”办法计亩征粮，改变了土司时按人按户摊派。
试论“改土归流”政策形成、推行的几个阶段
作者： 林建曾
作者机构：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物刊名： 广西民族研究
页码： 80-87页
主题词： 改土归流;中央王朝;土司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政策;贵州;云南;明王朝;西南地区;
人物关系
摘要： <正>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在明清两代,中央王朝为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并渐次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央的直接统治、协调中央王朝和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关系而旁及其它(诸如巩固边防、增加赋税收入等) 的“改土归流”政策。
由于它产生过程、推行时间长(上可溯于宋代,下则迄于民国年间),实施的地域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湖南),因此,这项特殊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尽相同。
而长期以来,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之褒贬不一、争论不。
改土归流
1. 改土归流"......广西地区的“改土归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
它是在土官与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矛盾，唐、宋以来就长期存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官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
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官制度的统治。
与此同时，土官又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反对封建王朝对它的管辖。
这种有损于封建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明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改土归流”是势在必行的了。
开始改流时，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
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摘自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疏﹐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
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
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
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
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
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政策的评析
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政策的评析土司制度正式创立于元朝，实行初期对稳定边疆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府州县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改为朝廷选拔流官充任，并且不得世袭。
第一次改土归流始于明朝，清朝雍正时期大规模推广。
改土归流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员、文化交流，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权体制统一发挥了作用。
标签：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中央集权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在国家体制与机构设计中就一直处于重要位置。
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羁縻政策的土司制度即是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
土司制度在元朝时正式形成，明朝时推行了局部的改土归流，清朝尤其是雍正时期则大规模推行，直到土司制度的寿终正寝。
明清两代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虽然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反抗与血腥镇压，但是毫无疑问，它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维护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土司制度的实施与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时期的羁縻政策。
羁縻，“羁”是套马的络头，“縻”是拴牛的绳子，意思就是说要像拴牛套马一样笼络和牵制各少数民族。
公元前109年，即元封二年，汉武帝以兵临滇，迫使滇王降汉，“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
从此以后，滇王在隶属于中央王朝的前提下继续管理地方。
至唐朝，建立羁縻州县，“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2]。
羁縻府州拥有较大自治权，都督、刺史也多由原部族首领担任，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并且可以世袭。
元代幅员广袤，全国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为了便于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正式创立土司制度，亦是对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的传承和延续。
在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给予其一定的职位与官衔，并规定了土官的义务，中央亦不对当地的治理加以干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背后存在哪些意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背后存在哪些意义改土归流的原因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改土归流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雍正帝派的官员调查后发现土司改革的弊端越来越大，上报雍正帝后并提出了改革方案，雍正帝听从官员意见将土司制度废除，代之以流官的方式来统治。
这一改革的实施也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中改革变动最大的一次，从而也开始确定了中央对偏远地区的统治，加强中央的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改土归流的原因在于土司制度违背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初衷，改土归流将原本落后腐朽的土司制度推翻，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统治，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始。
土司制度开展以来，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及叛乱更为明显。
改土归流将战争危险降到最低，而改土归流新政策的颁布也对清朝统治者有着较大的好处，这是雍正决心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
无论从军事亦或经济方面考虑，改土归流的做法都相当正确，而这次时间被历史证明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的关键举措。
而追溯改土归流的原因，其实是清政府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决心与土司制度下边远地区社会混乱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而归根到底是边远地区落后生产关系不符合清朝相对先进的上层建筑;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
改土归流的过程改土归流是在大清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政策;当时西南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
土司占据所有财产，人民依附于土司，受土司的严重剥削。
土司制度也严重阻碍了当地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土司具有一定的割据意味，一些大土司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王侯，这严重威胁大清的统治。
雍正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于是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那么改土归流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改土归流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由于人民受到的剥削严重，改土归流一经推行，便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对于一些安分守己的土司，雍正帝认为可以不改，以免人民受失业之苦。
而对于一些野蛮狂妄的大土司必须进行改土归流。
根据土司态度的不同，赏罚也很分明。
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
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马国君;李红香【期刊名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44)003【摘要】康区乃中原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该地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在于政教合一,致使在当地设置的土司也必然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清前期,朝廷曾在此实施过局部的“改土归流”,然因其环境恶劣等诸多因素,始终无法在此大规模建构直接统治机构,为此只能继续沿用土司制度略加羁縻.1840年后,特别是20世纪初赵尔丰主持的康区“改土归流”时,英俄等列强觊觎西藏,诱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为敌,分裂祖国倾向日趋明显.清廷在西藏的经略决策不得不为之一改,必须凭借军事势力以对抗英俄的入侵.要军事卫藏,又不得不取道于康区,然该区土司割据,中梗于川、藏之间,致使西藏局势岌岌可危.如何经营西藏,以固川、滇、青屏障,成了当时国防之急务.为了巩固西南内陆边防,朝廷别无选择,只能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此政策的推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贡献,进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总页数】8页(P15-22)【作者】马国君;李红香【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贵阳550025;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贵阳550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3【相关文献】1.论清前期漠西蒙古入藏与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关系——以康区的"改土归流"为视野 [J], 马国君2.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巴塘“凤全事件”的起因及其影响 [J], 李何春3.近代史上藏族康区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晚清康区改土归流为中心的考察[J], 曹海霞4.改土归流对康区社会的影响 [J], 程贤敏5.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J], 张振兴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改土归流的意义是什么
改土归流的意义是什么改土归流是明清时对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之地方行政制度的一次改革，那么你了解改土归流吗?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改土归流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改土归流的意义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朝廷为了防止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把原来的土司制度改成了流官制，废除了原来的土司。
土司指的是当时少数民族的首领，而流官指的是朝廷指派的流动官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
那么改土归流的意义是什么呢?实际上改土归流的意义非常大，在这个政策实行后，有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叛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乌蒙土司叛乱。
改土归流是朝廷为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而做出的努力。
虽然这个政策实行的范围很小，但它的影响却极其重大。
从本质上讲，改土归流的实行，让朝廷更加巩固的统治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战乱的局面，让各个民族之间有了更加亲密的关系和更好的发展，国家更加安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良好的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改土归流坚持了朝廷对边疆政策的延续，对于清政府来说也是一种开明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因此，改土归流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最直接的是对当时朝廷的贡献，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
然后它让祖国更加安定，有利于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传播到较为落后的西南地区，取消吐蕃、建立流官也让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有很大的加强，开发了边疆，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的联系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之间存在着联系，苗疆再造的实质上是在对西南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延续。
改土归流政策是在国力日渐强盛的条件下驱使的，而苗疆位于西南边陲地区，自然被清政府纳入即将开拓的新的目标视野之中。
清政府想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完全统治西南地区。
苗疆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气候环境中都极其重要。
此地甚为广阔，人烟稀少，很便于管理，而且此地河流纵横，物产丰富。
所以，苗疆再造自然环境成了一项重要决定。
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不同，苗疆再造主要是以武力征剿，逼迫苗民屈服。
土家族地区_改土归流_之我见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苏晓云清雍正年间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使土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 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元代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以后,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遂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
元代在宋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 创立了一套土司制度, 以此来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此时, 土家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军民长官司。
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 有明一代统治者在土家族地区设立了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桑植宣慰司、容美宣慰司、酉阳宣慰司以及施南宣抚司、散毛宣抚司、思南宣抚司等大小土司数十个, 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区沿袭下来。
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11 土司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 是其被废除的根本原因。
土司制度的创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土家族地区的管理, 维护土家族内部的团结, 促进土家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定的适应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土司制度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土司制度的腐朽性、落后性越来越明显, 它愈来愈成为土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
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土司之间的仇杀及对邻近地区的掠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 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灾难。
土司制度后期, 各土司为了自己的利益, 相互劫掠, 彼此仇杀不断。
如桑埴土司向国栋恃强负固, 与容美、永顺、茅刚诸司相互寻衅仇杀; 漫水土司与酉阳冉氏土司也为争夺地盒而多年干戈不止。
保靖土司彭御林率土兵“以追缉泽蛟为名, 潜与容美土司田如、桑植土司向国栋勾结, 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 “焚村桩六十余处, 掠走男女千余人”。
①土司间“一世结仇、九世不休”, 而广大土民则“民不堪命”, 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