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总结
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变革
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变革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作为文化精英，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文将从文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参与与影响力、政治理念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
他们通常出身于贵族或士人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深厚的学问和修养。
在古代社会中，文人被认为是道德品质高尚、学识渊博、言行得体的人群。
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这使得他们在政治变革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通过文字和行动来影响社会的变革进程。
其次，古代文人在政治变革中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以自己的才智和见解，参与政治辩论和决策，为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
文人们通过撰写诗文、著作和演讲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想，引发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他们还通过与政治精英和其他文人的交往，共同讨论政治问题，并形成一种政治理念的共识。
古代文人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言论和写作方面，还体现在他们作为地方官员和决策者的角色上。
文人经常被任命为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和治理一个地方。
在这个职位上，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和资源，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同时，作为决策者，文人们可以对政策进行思考和调整，使之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和公众的利益。
古代文人还通过文化活动和宴会等方式来影响政治变革。
文人们经常在自己的府邸或私人会所举办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政治家、学者和其他文人参与其中。
这些活动成为了政治和社会观点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这些活动中，文人们通过吟诗作画、饮酒论道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影响政治局势的发展。
不过，古代文人与政治变革之间并非总是和谐的。
有时候，文人们的政治主张和政府的政策相悖，导致文人受到打压和排挤。
例如，战国时期的墨子倡导兼爱和非攻，对各国称王称霸的行为提出批判，遭到当时政府的压制。
什么是文人论政？!
什么是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人论政”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
在近现代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闪耀着“文人论政”的光芒。
本次研讨的主要是1927年——1948年时期的，所以代表“文人论政”最高成就的也就是《大公报》了。
一、“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第一，我国素有文人“清议”的传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准则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言行。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文人的这些思想有更深刻的体现。
他们热切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 进行舆论监督，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
由此产生了中国新闻史上最光辉的一笔——“文人论政”。
第二，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的。
因为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
因此，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西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
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1、深厚的爱国情怀作为“文人论政”顶峰的《大公报》，其百年不变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以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运动和支持收回权利运动最为著名。
抗日战争时期，其上海版因不接受日伪报刊检查而停刊，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论中宣言：“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以明爱国之志。
《大公报》的爱国精神，以其四十年代主笔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最具代表性，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可以概括为“报恩主义”和“文章报国”，这两点相互交融，使得他主持的《大公报》表现出强烈的“文人论政”色彩。
文人论政的发展历程
文人论政的发展历程"文人论政"指的是以文人（知识分子、文学家、学者）为主导力量参与政治，通过文学、哲学、诗词等方式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的看法。
这一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不同时期：1.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繁荣，各类思想家，如孔子、墨子、老子等，通过文字著作表达对政治的观点，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2.秦汉时期：•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推崇法家思想，文人的政治参与受到限制。
汉朝初期，随着儒家的复兴，文人逐渐参与到政治中，如刘向、揭谐等。
3.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时期，政治动荡，文人逐渐成为政治主导力量。
王导、嵇康等文人政治家崛起，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和政治理念。
4.唐宋时期：•文人政治的高峰。
进士科考试制度的建立，使文人成为官僚的主要来源。
文学、政治紧密结合，如唐儒、宋儒的文人治国理念逐渐形成。
5.元明清时期：•元代，文人地位下降，但明代文人重拾政治，如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政治责任。
清初，顾炎武等文人通过《太原志》等著作，表达对时局的批评。
6.近现代：•百年来，中国的文人论政经历了风风雨雨。
近现代的一些著名文人政治家，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通过文学、政论、新闻等手段参与政治，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总的来说，文人论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持续的发展。
文人通过自己的才华和见解，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提出建议，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
这一传统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但文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和表达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人论政：传统中的理想寄寓
传媒史话85青年记者·2015年1月上中央广播的性质。
3.对外广播，加强国际宣传中国人民广播的对外广播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1947年9月11日，已转移到邯郸的陕北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每天20：40～21：00播出20分钟。
功率一千瓦，开始曲是意大利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
这个节目开播时作了自我介绍：“我们要通过这个电台……向讲英语的世界各地播送有关中国时事的简明真实的报道。
”北平、天津、上海的外国记者，正是依据每天20分钟的英语广播,了解并传播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我军各个战场的胜利。
支援前线，在战争环境中发挥有效“战斗力”解放战争中，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为胜利做出突出贡献，成为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广播战争形势的发展，作正面、积极、鼓劲的战情报道，“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发挥了鼓舞士气的强大作用。
《解放长春》（1948年10月20日）、《解放郑州》（1948年10月22日）等消息报告前线胜利的喜讯，鼓舞士气；《祝蒙阴大捷》（1947年5月9日）、《祝鲁西大捷》（1947年5月20日）等评论正面鼓劲，积极推动战争进展；《战局的转折点》（1947年4月17日）等陕北台的广播，对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作乐观的预测，鼓舞前线将士的斗志。
为前方官兵服务的《记录新闻》 、《对解放军广播节目》，成为协助解放军官兵的忠实朋友。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红色广播在节目中注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动员支援前线，为前方输送战斗力；对国民党军的广播，分化瓦解了敌军。
广播成为一种软性杀伤力，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邯郸台听众众多，在国民党军中也有一定影响。
曾任黄维兵团第18军军长的杨伯涛说，黄维、谭道善、胡琏等最头痛共产党无线电台的广播，凡是蒋介石掩饰惨败、不能听到的重大军事消息，可以从共产党邯郸广播电台听到。
对共产党广播的声音，越禁止收听，越有人想听，于是偷着……凡不愿挨饿、白白送死丢命的官兵，径直跑向解放区投降，有的则不愿再打了，深藏在掩蔽部里，等待解放军到来，举手缴枪。
【文人论证】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里的孔子，百般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权威，但总算还给“庶人”们留下了一丝口风：既然是“有道，……不议”，那相应的逻辑显然还是说“无道，……可议”的。
换句话说，中国人一贯认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政治是可以在民间公开议论的。
士大夫们总是援引孔夫子的这一条，让“谏议”更具合法性，“文人论政”，古已有之。
或者更时髦地说：中国的历朝历代，原亦有一个文人议政、参政的“公共空间”。
确实，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议政”、“参政”、“理政”，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万马齐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记得是以赛亚·伯林说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只是基督教社会的特产，东方社会天然缺乏“公共性”。
其实，中国的王朝政治，通过科举制，一直划出某种“公共空间”，专向读书人开放。
倒是欧洲中世纪奉行权贵政治，加上基督教会垄断人才，“知识分子”直到十八世纪才崛起为政治群体。
万历三十七年（1609），意大利人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目睹了当年举行的“乡试”，仅北京、南京两个考场，居然各有“超过四千人”参与“硕士学位”（举人）的竞争。
看到这些读书人在通都大邑里“讲学”、“雅集”和“党争”，利玛窦感叹地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第59页）熟悉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知道，利玛窦企图把中国的儒生，演绎成柏拉图的“哲学家”，好像明朝就是《理想国》中的古希腊政治，社会由一群精通政治的城邦学者统治着。
黑格尔以前的欧洲学者，坚信中国由“文人执政”，中国人享有着欧洲人缺乏的“公共空间”。
二十多年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年轻学者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还在写作他那本后来著名的“五四运动”著作，我们在上海讨论过“公共性”的问题。
傅国涌论--文人论政的两个来源、三个条件与五大特征
傅国涌论"文人论政"的两个来源、三大条件与五大特征提交日期：2006-11-5自由写作者傅国涌就中国百年言论史做过许多考察,写过许多言近旨远、尺幅千里的文章.作为百年言论史的一部分,"文人论政"曾引得傅国涌长久驻足.他认为,"文人论政"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塑造了百年新闻史基本面貌",不幸这一传统已在历史车轮下中断.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的传统有两大来源：一是西方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中文报刊,其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其报刊如《万国公报》等,于右任、邵飘萍、张季鸾等人的留学经历也使中国新闻事业的基因里多了许多西方色彩；二是中国士人的清议传统,"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在民间报刊的空间方面,在清末民初,从##到##,各地租界的存在,为专制中国提供了一点点脆弱的公共空间,为民间报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其中,"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就是因为"国中之国"租界在损害民族尊严的同时,也以它的"治外法权"保护了不少民间报刊.这是历史的悖论.而民初的军阀混战,也给了知识分子批评的空间,虽然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经济独立方面,则表现在各报刊对政治集团所施予的"津贴""馈赠"的拒绝.李纯青早已认识到："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向政治集团伸手要钱,它就必然要受到那个政治势力的支配,不能自由发言.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之上."为民恪守民间立场,《文汇报》的徐铸成、张国淦等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收买.在人格独立方面,以徐铸成的"独身主义"为代表.曾为名报人、后半生追随蒋介石的陈布雷,对徐铸成非常赏识,愿意当介绍人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被徐铸成一口谢绝,他说自己"愿抱独身主义","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坚持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们的"文人论政".傅国涌认为,中国所独有的这份"文人论政"传统有五大特征：一、公正,客观,理性.以百年《大公报》为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报》创刊第二天,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所谓"折衷",不是无是非无好恶,"折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甚至有后来所谓‘中间道路’的涵义〕之深刻内容."二、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观察》周刊创刊号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提出："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傅斯年对胡适说的"与其组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说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的精神.胡适一再呼吁"用真##发表负责任的文字",他在1929年说："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同时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发表评论："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与一己的吉凶安危了."他还在《观察》说过,"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四、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五、笔锋常带感情.在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上,新记《大公报》表现得最显著、最持久,主持人则是张季鸾.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四不",这也被傅国涌认为是"文人论政"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四不"是："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原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与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从王韬到储安平看中国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
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多样的社会离不 开多种言论的声音，从现在各媒体对言 论的重视可以见一般，也可以看作是继 承“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努力。
“文人论政”的思考
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繁荣发展根本 原因在于报刊及报人人格的独立，而在 一个专政的国家中，媒体是不可能完全 独立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选择体制内生 存，政治评论者的审查比以往更加严重。
萌芽阶段
代表报刊
《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一改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藩篱，
以“立言”为特色，刊载了王韬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的
论文近千篇，这些论文旨在宣传变法，推动改良，在政论方面独 树一帜。
阶段特点
这一时期的“文人论政”的理论和实践局限于向统治者进言、进行舆论 监督，旨在维护皇权统治。但这些理论和实践深深启迪了中国近现代一 批具有言论救国理念的知识分子，标志着一个新言论时代的开始。
“文人论政”追求“工具理性”。中国知识分子把西
方文明成果当作改良政治、救国图存的手段和工具，工具 理性的痕迹相当浓厚。
“文人论政”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一
公正、客观、理性。面对民生疾 苦和时政得失，明辨是非，直抒 胸臆，而不考虑个人得失。是非
基本特征二
论政而不从政，公 开批评而不介入权 力斗争。
之间或许有偏差或欠准确，但也 无法改变对公正、客观、无私的 追求。
参考文献
《青年记者》2011年第7期。
学位论文
《我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嬗变》 蔡 会，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学位论文
《解析中国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 李新颖，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谢谢！
小组成员
高深 1132091043 穆畅 1132091042 张玉洁 1132091045 熊科伟 1132091052
文人论政,川大新闻学笔记
评说《大公报》与“文人论政”
李纯青：文人论政的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 概念和感情”，既有董狐直笔的旧知识分子传统， 又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梁厚甫：“什么叫文人的报纸？„„文人报国有心， 而回天无力，于是寄希望于白纸黑字的报纸，把心 内蕴藏去告诉人家。” 胡适：“发表负责人的言论。”政治不是政治家的 专利，包括文人在内的国人，都可以利用媒体来发 表对国是的意见。另外还有舆论监督、提供生活资 讯等等。
“文人论政” ——张季鸾办报思想核心
1、“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特点的 概括。 《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 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 例，假如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 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2、“文人论政”体现了报纸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 “无负社会”“然只此而止，其奈此混乱之新邦何乎？”“客 观记载，愈求其详，主观论断，更期其勇。”“对于国家社会 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岛之责任”。 3、“文人论政”，集中体现了张季鸾的“言论报国”、“新 闻救国”的思想。
“文人论政”的局限性
1、“文人论政”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它的 目的是维护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推动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 2、“文人论政”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除了 时代条件以外，还同蒋介石对张季鸾和《大公报》 采取的特殊政策有关。 3、在商人办报和政党办报两大主流的罅隙中，作为 第三条道路的文人办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文人论政”发展沿革
文人论政的历史，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发起、兴盛，横跨建国前后。 王韬首先借《循环日报》畅言时政，可谓开 文人论证之先河。随后更出现了梁启超张季 鸾等一大批优秀的政论家。 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 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