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与现实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与现实侯明( 2009-05-07) 来源：西藏发展论坛[关闭窗口]刑事诉讼构造理论较早地提出者当属日本学者，随后又被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界所接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学者通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明确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这个基本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外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
刑事诉讼构造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对其研究有利于发展刑事诉讼法学理论。
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笔者在此想就我国的有关情况作如下分析：刑事诉讼构造的概念与构成要素所谓“构造”，又称为结构，是指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合乎规律的相互关系。
刑事诉讼构造是主要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在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辨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1］它是指刑事诉论法所确立的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方式以及控诉、辨护、裁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
［2］正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构造概念需要注意：第一，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关系。
刑事诉讼目的决定着刑事诉讼构造取舍，同时，刑事诉讼构造又制约着诉讼目的的提出和实现，二者密不可分。
但应看到诉讼目的只是诉讼构造的重要制约因素，并非诉讼构造的唯一。
刑事诉讼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控辨裁各方在案件实体结局与程序运作上的控制与分配，主流诉讼理念等都会对诉讼构造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3］正如“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刑事诉讼目的与构造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刑事诉讼的法律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4］第二，刑事诉讼构造有在于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之中，主要程序有：侦查、超标、审判和再审等程序，都需要体现诉讼构造的要求。
侦查阶段主要应体现在对人身、财产行政性强制决定的作出。
在起诉阶段应区别于国外的情况，并准确划分与其他诉讼主体的诉权为宜。
在执行阶段应着重体现在减刑、假释等方面。
证据规则中的诉讼构造问题也有待继续探究。
第二，刑事诉讼构造实质上是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根据推进刑事诉讼进程的各个主体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方面所处的地位和所履行的职能不同，可以将刑事诉讼构造的构成要素划分为控诉权主体、辩护权主体和裁判权主体。
刑事诉讼控诉权主体是指依法承担起诉准备活动和起诉实施权主体、辨护权主体和裁判权主体。
刑事诉讼控诉活动者［5］在公诉案件中，起诉的准备活动主要在侦查阶段进行，其直接任务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为起诉提供前提条件;起诉的实施活动则是由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活动构成，其直接目的是向审判机关表明诉讼请求，并使该请求得到审判机关的确认。
刑事诉讼辨护权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6］辨护权是法律赋予受到刑事追诉的人针对指控而进行反驳、辨解和申诉的诉讼权利。
受现代司法理念的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辨护权的切实保障越来越被各国立法与司法所重视。
刑事诉讼裁判权主体，是指在诉讼程序中有权对争论各方争议的事项进行裁判的机关。
法院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依法行使审判职能，是典型的裁判权主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审判前程序中仍然存在程序性的裁判权主体问题，对此加以探讨，有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主要观点围绕着刑事诉讼构造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状况，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四种：一种是正三角形结构与线型结构。
正三角形结构充分体现了诉讼中控、辨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特点，要求控、审职能相分离，在控、辨平等对抗的基础上确立审判的中心地位。
线型结构是把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人员从整体上划分为两大类:公安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军队保卫部门等）、检察院、法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
这两大类人员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中虽然有所交叉接触，但总是分别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形成了两条相互平行线形状。
它体现了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警察一体化特点，公安机关也行使部分裁判权。
司法警察部门在司法活动中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贯穿着侦查本位的思想，到审判阶段又比较强调法官的积极性作用，突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根据上述分析，英国和美国属于较典型的正三角形诉讼构造模式，而我国属于线型诉讼构造模式。
第二种观点是以倒三角形为主，兼具正三角形构造。
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整体上是倒三角形态，个别情况下属于正三角形态。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追诉人与被追诉人是不可能平等，审判方与被追诉人也不可能平等，而检察院和法院都属国家司法机关才可以谈得上平等，只是存在职能上的分工。
这就形成以法院和检察院为平等上位的双方主体，以被追诉人为下位一方的倒三角形态。
正三角形态的情形只限于公诉案件的辨论阶段和自诉案件之中。
第三种观点是双重等腰三角形结构。
认为在侦查程序中是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另外有一方居中进行裁判。
随着程序的推进，由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分别替代原来的警察、犯罪嫌疑人地位继续进行对抗，仍然有一方居中予以裁判。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诉讼构造都属于这种模式，我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只是在侦查程序中由检察机关作为裁判主体，到审判程序中才由法院作为裁判主体，而在国外大都由法院始终处于裁判者的地位。
第四种观点是双向构造理论。
认为刑事诉讼构造有“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之分。
横向的是指控、辨、裁三方在各主要诉讼阶段中的法律关系的格局，着眼于三方诉讼主体在各个程序中横截面上的静态关系。
纵向的是指控、辨、裁三方在刑事诉讼先后顺序上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强调三方诉讼主体在整个诉讼程序流程上的动态关系。
分析以上观点不难看出，不论哪一种都己经注意到了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辨、裁三方主体始终存在着有效制约，并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司法裁判具有终极性的合理之处。
这是诉讼构造内在的成分，值得承传和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现实缺失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在实现诉讼目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事诉讼目的从单一的惩罚控制犯罪向惩罚控制犯罚和保障人权并重的转变，以及刑事司法标准国际化的影响，现行诉讼构造的不足就尤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无论是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审判程序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控辨裁三方构造缺失、职能分配错乱等问题，导致了程序设置的不够科学与合理，影响到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失：其一，侦查程序。
公安机关在进行侦查、拘留和预审等主要诉讼活动方面，行使着超职权的诉讼职能。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中行使着多重职能，除自行侦查要行使控诉职能以外，以裁判者和监督者的身份，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有权批准逮捕。
同时，在审查批捕时，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因而，在绝大多数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实际上主要行使着裁判职能，仅从形式上看，这与国外享有侦查强制处分权的法官地位相似。
公安机关享有劳改劳教、扣押物品等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决定权，这直接行使了本属于人民法院的裁判权。
其二，起诉程序。
由人民检察院全权决定起诉和不起诉，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与不起诉，以及审查批捕逮诉讼活动，均具有裁判的性质。
人民检察院成为了刑事审判前程序的裁判权主体。
［7］人民检察院代替因犯罪行为而遭受利益损害的国家、集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使了被害法人、组织的诉权，也使诉讼构造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重创。
其三，审判程序。
人民法院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自行提起决定权，势必造成控诉权与裁判权的二合一局面，既影响终局裁判的稳定性，又会损害诉讼构造的相互制约作用。
其四，对辨方权利的严格限制使其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作为国际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之一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没有确立，相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没有不供述的自由，不享有沉默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担当了证明的责任。
虽然从侦查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诸如会见被监督、起诉移送主要证据、庭前没有证据展示等，致使律师的帮助严重地受到限制。
加之，侦查、起诉期限的延长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以及配套的保证制度。
［8］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原则和想法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笔者认为，应当先树立正确的构造理念，再遵循相应的原则，而后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妥善选择。
正确的理念是认识诉讼构造现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多元化和动态平衡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法治观念，并反映在立法之中。
对诉讼构造的完善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在不断变化的、多元化的法律关系中寻求合理的制约、监督构造模式，使刑事诉讼目的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得到全面实现。
这是其一。
其二，审判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控、辨、裁三方构造模式的科学、合理性值得引人。
其三，对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的研究必须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运作的实际相结合。
具体设想如下：在侦查阶段引人对抗制的运作程序。
对抗制能够在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形成动态相对的制衡关系，使裁判方辨证地认识案件事实，并居中做出裁判。
引人对抗制应考虑：第一，适当地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辨护律师必要的调查取证权。
如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得强迫其自证其罪”。
犯罪嫌疑人可以调查、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调查、收集证据。
对关系案件主要事实情节的证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其到庭作证。
第二，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侦查程序中有关强制措施、强制侦查活动的正确实施。
司法审查的实行能有效地制约侦控权力，保障人权。
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控诉与审判相分离，以及司法裁判的终极性都决定了只有法院才能真正中立，担当司法审查的重任。
侦查机关需要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手段，一般应由法院以令状形式批准，特别是对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侦查活动的采取，必须严格控制。
当然，法定的特殊情形例外。
第三，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救济机制。
一方面，建立侦查强制性决定的司法事后补救机制。
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不当强制性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搜查、劳教等。
允许被羁押人就羁押的理由、期限请求法院审查。
法院以职权进行羁押审查，作出羁押期限的决定。
被羁押人可以对法院的决定提起上诉，由上级法院依照公开原则，经过言词审理进行裁决。
另一方面，完善审前羁押制度，建立羁押机构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的机制。
为切实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将现行的着守所管理直接归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因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既有看守所管理的人员素质保障，也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同时，又能使看守所管理具有相对独立性，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
在审查起诉阶段调整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突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控诉职能。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反思与体系建构
我 国 的证 据制 度无 异 于 自由心证 的证据 制 度 ， 是 但
必 须 同案件 的 待 证 事 实 有 关 联 ， 则 不 能作 为 证 否
据使 用 。
２ 对 能够 作 为证 据 使 用 的证 人 证 言 做 出必 要 ．
、
我国刑 事证 据 规则立 法之 现状
就刑 事诉 讼法 而 言 ， 国修 正后 的刑 事诉 讼 法 我
与修 正前 的 刑 事 诉 讼 法 相 比在 对 证 据 规 则 的 规定
上 实质性 的 突破 。这 是 因为在 证 据制 度 上 ， 井无 我
检 查 笔录 ； 七 ） 听 资 料 。 从 上 述 规 定 可 以看 出 ， （ 视 ” 我 国刑 事 诉讼 法 对 证 据 的要 求 和 限 制 包括 实 质 意 义 和存 在 形 式 两 方 面 内容 ， 从 实 际 意 义 上 看 ， “ 具 有 证 明案 件 真 实情 况 的 客 观 属性 是 判 断其 是 否 具 有证 据资 格 的 唯 一 标 准 ， 具 有 证 明 案 件 真 实 情 不 况 的客观 属 性 ， 即没 有作 为 证 据 的资 格 ； 存 在 形 从
（ ） 事诉 讼 法对刑 事证 据规 则 的规 定 一 刑
１ 过 对 证 据 概 念 和 种 类 的 规 定 ， 进 入 庭 ．通 对
审 程序 的 证 据 材 料 予 以合 理 的 限 制 。《 事 诉 讼 刑
会背 景下 ， 反思 我 国刑 事 证 据规 则 的现 状并 构 建 完 善 的规则体 系 无疑 具有 重要 的现 实意义 。
中图分类 号 ： ７ ３ ＤＦ １ 文献标 识码 ： Ａ 文章编 号 ：６ ２４ ２ （０ ６ ０ —０ ００ １ ７ — １ ７ ２ ０ ） ２０ ４ —６
刑事诉讼构造模式理论
刑事诉讼构造模式理论刑事诉讼构造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静态描述, 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最直接、最具体也是最全面的体现。
不同类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往往有着不同模式的诉讼结构。
有关刑事诉讼结构模式的主要理论在刑事诉讼结构这一问题的研究上, 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 划分了不同的模式。
（一）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美国著名的刑事法学家赫伯特·帕卡提出了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的两个模式理论。
这一理论根据刑事司法目标优先顺序的不同, 将强调犯罪控制和强调正当程序区分开来, 形成了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两种模式的诉讼结构。
犯罪控制模式诉讼结构主要强调刑事诉讼的效率, 强调如何控制犯罪。
它以社会安全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 是一种以社会、团体为本位的模式。
在具体程序中它对侦查机关充分信任, 对被告方的权利限制较多, 并带有罪推定的倾向。
正当程序模式则更强调程序的正当性, 对个人的自由与人权十分关注, 优先考虑个人安全, 是一种个人本位模式。
在具体程序中奉行无罪推定, 赋予被告方充分的权利以对抗司法机关的追诉, 并极力主张限制追诉机关的权力, 认为最大效率就是最大暴行。
这种模式理论首先是从价值取向的不同来划分两种不同的诉讼结构的, 它描述了两种极端的刑事诉讼结构。
实际上任何一种刑事诉讼都不可能采取两者中任何一种极端结构, 肯定两个方面都会考虑, 只是何者处于优先地位而已。
另外, 帕卡在其模式学说中, 阐述了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在自由排除法则和违法证据排除法则问题上的不同主张, 从而揭示出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与作为控诉方的警察在这两个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中的对立,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º尽管帕卡的两种模式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是还是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戈德斯坦认为，帕卡的两个对立模式只能用于概括刑事诉讼目的，用于概括刑事诉讼模式及刑事诉讼构造并不妥当。
帕卡的理论实际上反映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诉讼目的观，而且主要强调它们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没有看到两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地方。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评析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评析论文摘要：犯罪构成理论是近年刑法理论研究非常活跃的一块领地。
针对有关这一理论的批判和争议，本文从犯罪构成概念界定，中外犯罪构成理论比较，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特点分析等三方面，在总体上肯定我国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指出这一理论符合国情。
论文关键词：犯罪构成；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当代刑法理论中的核心内容，被认为是刑法理论皇冠上的宝石，是刑法理论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刑法学的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移植于前苏联刑法理论，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四要件构成。
近年来，刑法学界许多学者对这一犯罪构成体系进行了批评，呼吁引进当代西方国家的犯罪构成体系。
这些批判和争议有可能引起相关理解歧义乃至执法困惑，为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阐释和分析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对它做出一个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一、犯罪构成及其与犯罪概念的关系研究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首先涉及到对犯罪构成的概念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犯罪构成概念的正确界定，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犯罪构成的作用和地位。
构成要件虽源于刑法学，但在今天，已经超出了刑法学领域，成为法学上一般概念，一般法学上，为使一定的法律效果发生而将法律上所必要的事实条件的总体，称之为“法律上的构成要件”。
大陆法系中的构成要件仅仅是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而在我国，犯罪构成又称为犯罪构成要件，实际上就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可以说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总体。
我认为可以理解为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它解决的是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侧重定量；而犯罪概念解决的是定性的问题。
犯罪构成说明的是需要确定具备哪些类型化的事实条件才可以将某一特定行为评价为犯罪。
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人们将犯罪当作规范现象来考察时，即作为一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来考虑，就必须分析犯罪的不同侧面，因为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
” 如何理解犯罪构成的属性，理论界有不同的学说，我认为以下三种学说具有代表性，下面作一简要概括：(1)法律说。
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
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孙长永2013-02-07 15:00:05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2年5期【内容提要】刑诉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
这些修改和完善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但并未形成一个足以保证公正审判的证据法规范体系。
为了确保修正案的各项规定得到有效实施，为实现公正审判提供充分的证据法保障，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从体系上对法律规定的证据规范进行补充完善，具体包括：在与新法不相冲突的范围内，继续执行“两个证据规定”；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通过地方规则和地方试点，进一步推进证据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关键词】修正案/证据制度/公正审判/规范体系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着重从七个方面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其中证据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直接与证据制度相关的条款有20条，其中新增条款13条，制度上或技术上有重要修正的条款7条。
本文拟对相关方面的规定加以述评，然后从构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①一、关于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证据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指证据能否在法庭审判中用于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和关联事实，即在严格证明中用作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理论中，类似的概念是“可采性”，即能否在法庭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资格。
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没有采用“审判中心主义”，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收集、使用“证据”，证据实际上并不限于能够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资格，而涵盖了整个诉讼过程中能否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和关联事实的资格。
在刑诉法修正案中，与此相关的部分，增设了三个方面的规定：第一，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新增规定确认了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有利于统一行政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在证据收集、使用方面的不同认识，克服刑事诉讼过程中“重新”收集有关实物证据的困难，从而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建立更加顺畅的衔接关系，提高刑事诉讼活动的效率。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读后感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读后感
按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笔者对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量刑程序、案卷移送制度、审判程序、被告人地位、制度变革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跟踪考察，并作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
透过实践中的问题，越过对制度缺陷和不足的关注，笔者发现了制约制度发展变化的理论问题，总结了制度变迁的规律，通过概念化的努力，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
例如，通过对刑事和解现象的观察，笔者提出了“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的概念，并将“合作性司法”区分为“公力合作模式”与“私力合作模式”；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运行状况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先刑后民”“刑民分离”与“先民后刑”这三种带有理论模型性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通过观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量刑程序的变革发展，笔者将刑事审判区分为三种类型：“定罪裁判”“量刑裁判”和“程序性裁判”；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刑事速裁程序，笔者发现了“控辩协商”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思路；通过全面观察我国刑事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的运行状况，笔者提出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通过回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演变，笔者提出了“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命题……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模式，笔者还提出了“立法推动主义”与“司法推动主义”这两种模式；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笔者也对其成因进行了概念化和理论化尝试。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与重构
现， 近些年来 出 现 的每 个 重 大冤 假 错 案 的 重侵犯人权 的现象。 个 中原 因， 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诉讼制度本身 的不 完善 ， 这种不完善显然与一个 国家 的刑事诉讼 的 目 的观有 着 紧密 的联 系 ， 因此 对 当前 刑 事 诉讼 目的 的
２ ００ ９年 第 ６期 第１ ９卷 总 第 ８ ４期
铁 道 警 官 高等 专 科 学校 学报
Ｊ ｕ ａ ｆＲａｌ ｙＰ ｌ ｅ Ｃ ｌ ｇ ｏ ｒ ｌｏ ｉ ｎ ｗａ ｏｉ ｏｌ ｅ ｃ ｅ
２ ０９ Ｎｏ． ０ ６
Ｖ０ ． ９ Ｓ ｒａ ４ １ １ ｅ ｉ ｌ８
本 目的的层 次性 区分 。直 接 目的包括 控制 犯罪 与保
一
、
对 我 国刑事 诉讼 目的的反 思
众所周知， 当前 惩 罚犯 罪 与保 障人 权 双 重论 目
的论在我国刑事诉讼 目的理论 中具有通说地位 ， 影
响甚广 ， 理论 研究 的成果 也 在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在 其 立法上 ， 如在 诉讼 原 则 、 师 辩 护 制 度 、 制措 施 及 律 强 审判方 式等 方面 ， 都注 人 了人权保 障的 因素 ， 这种 但
诉讼 目的不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本身， 因为查
原则是正义 ， 并且作者引用了台湾学者黄东熊的观 点 ：虽 日刑 事诉 讼 具 有 发 现 真 实 和保 障人 权 之 两 “
个 目的 ， 终极 目的却是 追 求 正义 。 这 里论 者 显 但其 ”
明案件事实真相本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 只是解决 问题 的一个 平 台 ， 刑事 诉 讼 显然 不 仅仅 是 为 了设 立
试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
试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中的核心内容，对于准确认定犯罪、保障公民权利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借鉴与创新，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
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深受苏联刑法学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刑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模式强调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客体指的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犯罪主体涉及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因素；犯罪主观方面则包含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以及犯罪目的等。
这一理论体系在当时为我国的刑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一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
一方面，其在逻辑结构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四个要件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有时会导致在判断犯罪成立时出现逻辑上的混乱。
另一方面，在应对一些复杂的犯罪形态和新型犯罪时，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能力显得有些不足。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些学者主张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良和完善，通过优化要件的排列顺序、明确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式，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另一些学者则借鉴了西方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如德日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三阶层理论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这种理论在判断犯罪成立时，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更强的解释能力。
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我国刑法学界也注重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
例如，在一些具体的犯罪认定中，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使犯罪构成理论的适用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立法缺陷及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
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一）立法方面。
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二）理论研究方面。
1、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2、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笔者力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反思以寻求更为合理的规则。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乃至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
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
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
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
笔者力图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探寻更为合理的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
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该法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二讲：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
（二）关于刑事诉讼价值的主要学说
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 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 程序本位主义理论 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
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
核心观点：刑事诉讼程序只是用以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 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外在目的就是刑事实体法。
现某一目的的必要或充分的手段，那么它就有价值。
第二个层面：内在价值（目的价值）。某一事物自身所拥有的独
立的内在优秀品质。
刑事诉讼的价值
刑事诉讼价值：既是指刑事诉讼程序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 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刑事诉讼程序自身是 否正当、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
刑事诉讼外在价值：判断诉讼程序的实施 在形成公正的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 效的价值标准。
日本刑事诉讼目的论
三足鼎立 （1）实体真实论：强调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
查明实体真实，正确适用刑事实体法； （2）实体真实、正当程序并重论； （3）正当程序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只有
一个，即确保刑事诉讼法得到公正的实施，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 障。
宋英辉：《刑事诉讼法目的论》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惩罚犯 罪和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宜 确立某一方面的绝对优越地位 ，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应 当适当强调加强人权保障。
最低限度公正标准
（5）程序自治原则
法官的裁判应从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审判程序在产生裁 判结果方面具有唯一的决定性作用。
要求： 1、裁决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产 生与审判开始之前或审判正在进行过程中； 2、裁决须建立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 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而不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之 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上； 3、法官的裁判需以各方程序参与者在庭审过程中所提出的 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根据，而不能任意地将一方或多方 参与者的观点和论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
构建刑事和解现实需要及其意义
构建刑事和解的现实需要及其意义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漫漫历史征程中“以和为贵”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处世之道。
“刑事和解”制度正是基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刑事司法潮流而产生的。
它的制度化将会为我国目前刑事司法领域的困局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刑事和解纠纷解决和谐制度构建一、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亦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恢复正义会商。
它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的依据。
刘守芬、李瑞生二位学者认为，“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
”具体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赔礼道歉、社区服务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减轻、免除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制度。
二、现实需要及其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司法制度的改革时期，司法领域积压的问题比较突出，“超期羁押、牢头狱霸”等问题的形势还十分严峻。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与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也与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在今天有着现实的、迫切的需要，必须加快立法进度，尽早规范刑事和解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的需要黑格尔曾指出，“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人格，法律是设计来加强和保证这种尊重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中主体性理论在今天的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即不仅要切实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也要注意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赋予其相应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