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著书论
司马迁发奋著书论分析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
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古典文学
享人世之大难，著千古之文章。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他认为作者郁结于心，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所以有感而发，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传世名作。
“发愤著书说”反映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动机，也是对司马迁这一生的一种写照。
历史也证明，“发愤著书说”不仅仅是古人们的写照，也对之后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屈原；《楚辞》；怨刺；《史记》西汉是儒家经学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以写作骚体辞赋为主，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多也是对屈原及其他的作品《楚辞》的批评，像贾谊、刘安、司马迁都曾对这位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做出多评价，贾谊是最早对屈原和其作品《楚辞》而做出评价的，他首先肯定了屈原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投继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又对其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评价，在对屈原的,赞扬了屈原的美好品质，给予其作品《楚辞》以很高的评价。
而司马迁更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观点之后，又结合历史史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下面就围绕“发愤著书说”的几个方面来谈谈对它的理解。
1什么是发愤著书说。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些名篇佳作，大都是作家们不肯同流合污，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然后遭到了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严重的迫害，但是这些伟大的作家们身残志坚，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这种伟大精神的名作。
“发愤著书说”，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提了出来，这个观点的提出，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发愤”。
后来也慢慢的将“发愤”作为了著成千古文章的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文学创作。
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也曾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法，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绝对原创，上传者者就是作者！！！支持原创。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致志 ， 全力 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 “ 发愤” 作为一个动宾 短语 。屈原
《 章・ 九 惜诵 》 “ 愤 以舒 情 ” 发 ：发 。“ 愤 ”的原因是 “ 人 皆意有所郁 此
而 为 李 陵游 说 ， 下 于 理 。拳 拳 之 遂 忠 ， 不能 自列 ， 终 因为诬上卒从 吏
会 人 生具 有 广 泛 的影 响 。 “ 愤” 两个含义 ： “ 发 有 ① 发
愤 ”作 为 一 个 词 来 讲 ，陈 子 展 在 《 辞直解》 楚 中有 “ 愤 忘 食 ， 以 发 乐
忘 忧 ” “ 愤 ” 是 下 决 心 ， 心 ，发 即 专
刑， 还要 忍 辱 努力 著 书 实 现 宏 愿 。 可 见 ， 司马 迁 绝 对 是 一 个 有 责 任
险 阻 ，甚 至 是 最 最 不 堪 忍 受 的 宫
《 记 》 时候 是 一 种 “ 愤 ” 史 的 舒 的状
态 ， 就 是 “ 愤 著 书 ” “ 愤 著 也 发 。 发 书 ”说 是 司 马迁 文 学 思 想 的核 心 。
“ 愤著 书 ” 不 仅是 对 个 人 的命 运 发 态 度 ， 是 “ 往 事 ， 来 者 ” 遍 也 忆 思 普 的对 生 命个 体 的 “ 有 所 作 为 而 不 想 能” 的人 性 关 怀 。 时 ， 整体 的社 同 对
作 的艺 术 方 法 上 ： 小 见 大 ， 近 以 以
又 茸 以 蚕 室 ，重 为 天 下 观 笑 ， 悲 夫 ！悲 夫 ！” 马迁 为 证 实 李 陵 不 司 是 叛 徒 ，却 在 武 帝 的盛 怒 之 下 被 处 以 腐 刑 。其 对 黑 暗 的 社 会 的 愤 恨之情久久郁积其胸。 正如司马迁 《 任安书》 报 所述 “ 《 》 《 》 约 者 ， 遂 其 之 夫 诗 、书 隐 欲 思 也 。 昔 西 伯 拘羡 里 ， 《 易 》 演 周 ； 孔 子厄而做《 秋》 屈原放逐 ， 春 ； 乃 赋《 骚 》左丘 失明 ， 有 《 离 ； 厥 ， 世传 《 吕览》 韩非 囚秦 ，说 ； 《 难 》 孤 愤 》 《 》 百 篇 大 抵 贤 圣 《 ；诗 三 之所 作也 ” ，即 他 认 为周 文 王 、 孔 子 、屈 原 等 都 曾 有 和 他 一 样 的 境 遇 ； 屈 原 虽 然 “ 道 直 行 ， 忠 如 正 竭 尽 智 以 事 其 君 ” 然 而 “ 人 间 之 谗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作者：敬莉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摘要：先秦两汉文论内容丰富，但是还未完全成熟和独立。
两汉文论成就突出，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后世文论的研究也有帮助。
这一时期，文论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司马迁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修养，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后世文人们的创作。
本文主要讨论“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研究的材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和两汉文论的概况。
关键词：两汉文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一、两汉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概况先秦、两汉文论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但是汉儒已经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文学和文论趋向于独立。
秦汉大统一帝国建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都是想统治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于太学中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钦定的官学。
另外，儒学内部有了论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论争中，今文经取得了胜利。
东汉后，古文经渐盛，郑玄集古、今文经的大成，结束了古、今文经学之争。
因此，两汉文论以儒学为宗是其大的背景。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汉代文论不断深化。
出现了《毛诗序》这样一批理论l生很强，观点鲜明的论文。
论述的范围也更广。
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
二、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化学术氛围较自由，战国诸子仍有影响，当时的文论较为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这一时期对文论有所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包含着他的文论思想。
包括实录精神以及春秋义法，说明作家的创作要如实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文章写作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当然，最为人欣赏的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发愤著书”说。
三、“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小学议论文作文：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0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这篇课文讲述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编写史记的故事。
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为了替某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被押解入狱受了酷刑，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一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就是司马迁活着的精神支柱。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用了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史记》。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到了很多司马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要学会克制自己。
有些人，受不了责备，动不动就哭。
但司马迁，他敢于直言，结果自己入狱受刑，为完成遗愿，忍辱负重，克制自己的愤恨，坚持写书。
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其次，要有责任感。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只知道玩乐，不负责任。
而司马迁，他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这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他才完成了《史记》。
最后，要学会打基础。
司马迁从小就听父老乡亲们讲历史故事，年轻时努力读书、广交朋友，我们的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打好基础才能使以后的学习更坚定。
读完这篇课文，我深受教育。
我决心要向司马迁那样，做一个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人，勤奋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我阅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名著，书中记述了中华名族上上下下五千年里的名人、伟人的故事和事迹。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是《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读完这个故事，我感慨万分。
这个故事描述了司马迁在遭受牢狱之灾后，发愤写史书的故事。
当时，司马迁因为为一位将军辩护而入狱受了酷刑，他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又想到史记还未完成，还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想让自己的死重于泰山，于是在狱中继续书写史记。
他花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52万余字的辉煌巨著。
司马迁发愤图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忍辱负重写史记的精神怎能不令人叹服呢？想到司马迁的故事，再想想我自己，真是自叹不如。
他发愤写史记，最终完成了；而我呢，连做个简单的支架都未完成。
记得那是五年级的科学课，夏老师说马上要举行“搭支架”比赛。
我回家后，就饶有兴趣地搭起支架来，并且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成。
开始，我挺有耐心地卷起报纸卷来，再拿来胶水，然后开始粘合。
当我刚黏好一个雏形的时候，一根报纸卷散了，我忙去粘起，刚黏好这根，那根又散了。
这样来来回回黏了好多次，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一个问题：支架蔫了。
我有点儿不耐烦了。
支架蔫了，就算在弄挺，它的受重力也大打折扣。
我很是厌烦，似乎忘记了刚刚暗下的决心。
一急之下，便一把抓起支架，扔在桌上不管了，第二天自然没能交上作品。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在遭受到飞来横祸之后，他仍然继续写。
我曾下决心暗下支架，但是一遇到困难，便半途而废。
我遇到的困难和司马迁的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天壤之别。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如同烙印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我要学习司马迁的精神，发愤图强，实现自我的理想，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在心中，我无时无刻的告诉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我下决心去做的事一定要坚持去做到。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磨难，我都要为追求我的梦想发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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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
代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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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
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
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
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在高风亮节与理想之间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觉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一个人要名垂青史，如果以死可以立功名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的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际，死节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社会影响，那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
于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发愤着书，这份郁郁不得志的愤慨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提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厄而作《》；放逐，乃赋《》；失明，厥有《》；膑脚，《》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囚秦，《》《》；《》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二，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着《史记》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有莫大的关系。
司马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他官至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但是事与愿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大典在泰山之巅举行，他却因病留滞周南（即今洛阳市），未能参与，这时司马迁正好到了洛阳，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
司马谈千叮咛万嘱咐：“余先周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显然，他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司马迁身上，谆谆教导司马迁要发扬祖德，克尽孝道，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重任。
他还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司马谈这样反反复复，一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再曰：“余死，汝必为太史。
”又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可见司马谈是多么想要完成这一部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杰作。
作为人子的司马迁此时不为情所动，也得为孝而行吧，于是他泪流满面，诚恳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
”也就因为这样，在他受刑之后依然选择活下来，是因为司马迁深知，他自己要弥补两代人的遗憾，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誓言，完成父亲的重托，实现父亲的遗愿。
当然，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司马迁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其三，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着《史记》和他自身的坚持是离不开的。
首先，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这说明他从小就天资聪明，再加上来自家庭、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司马迁练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其次，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就在父亲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游历大江南北。
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南下至江陵，渡江辗转到汨罗江凭吊屈原；沿湘江溯流而上，探访九里山，瞻仰舜帝陵墓，观看有关的文物和书册；到过现在的浙江会稽山，考察有关大禹的传说；北上到淮阴，深入街巷，探访韩信的事迹；又到齐鲁搜集孔子、孟子的轶事。
为了进一步研究儒家的学说，司马迁虚心地向当地的儒生们请教。
他还到秦汉之际风云人物的故里，对楚汉相争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进行安抚，他借机深入调查各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
也正是他这一时期的游历，他积累了大量的史学资料，为他之后编纂《史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三，编书是一种寂寞的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非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司马迁能孜孜不倦苦攻十八载，确实是一位有毅力、了不起的史学家。
“发愤着书”说对后世的进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鼓舞和激励后世作家在精神上引先贤为精神同道，越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承受生活的磨难，以写作作为抗争的手段。
儒家主张中和，道家混沌，墨家非乐，法家不辨，司马迁提出“发愤”的主张突破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
具体到文论思想上，唐李白有“哀怨起骚人”的诗句，韩愈“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柳宗元“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其励”，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陆游“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清龚自珍“泄天下之拗怒”等等，都有司马迁的血液。
它和西方“愤怒出诗人”一样，表明了共同的写作方向，成为黑暗社会进步文人从事写作的共同特点。
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人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究其精神实质也是“小异”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