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集群辨识及空间组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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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分布——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分析

中国经济分布——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分析

中国经济分布——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分析作者:孙富金之宏谈永仁孟显铎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年第03期[摘要]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区经济在正确的政策和稳定的环境下都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在结构格局上呈现诸多特点。

文章以西方区位经济理论为指导,介绍中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一个特点:制造产业集聚,浅要分析其中原因,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区位经济;产业集聚;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作者简介]孙富,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硕士研究生;金之宏,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硕士研究生;谈永仁,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硕士研究生;孟显铎,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7)03-0118-0003一、引言中国是一个地理面积广大的国家,其经济的分布向来是不均衡的。

在经济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其分布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地理上并无规律可循。

历史上的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多,一直是经济活动相对聚集和活跃的地方。

建国前,受战争因素影响,我国工业在地理位置上高度集中,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省中部地区,上海、无锡、天津和青岛集中了大量的纺织和机械修理等轻工业。

建国后受到中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重工业逐渐向内陆省份转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将六成以上的新工业布局于内陆省份。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大幅提高,我国产业经济的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

凭借国际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历史形成的工业基础以及配套的政策优惠,东部沿海各种对外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

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交通运输尤其是海洋运输上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政策优惠措施,东部沿海省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这就解决了私人储蓄不足的制约,诱发了一个类似“大推动”的工业化过程。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

0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研究背景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 制造业发展对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地区的制造业面临着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的挑 战和机遇。
针对这一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的演变规律和机制,为该地区 的制造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各城市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制造业发展格局,推动了区域内的协调发展。
制造业产业链完善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完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 合作更加紧密,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制造业集聚度分析
制造业空间集聚趋势明显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形成了 多个具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
通过本研究,可以促进学术界和实 务界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 业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推动该领域 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02
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主要从制造业结构、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等方 面进行研究。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升级、竞争力提升等方面。
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规律和趋 势,为该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供理论支持。
本研究还可以为其他类似城市群地 区的制造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价值。
通过分析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的演 变过程和机制,本研究可以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制定制造业发展政策的 科学依据。

区域经济集群研究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

区域经济集群研究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

区域经济集群研究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揭示该区域经济集群的形成机制、发展特点及其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区域之一,其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成就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代表。

文章首先回顾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与起步,到后来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再到当前的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区域经济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活力。

接着,文章从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创新能力、开放程度等多个维度,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演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该区域经济集群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集群的形成机制,包括政策支持、市场机制、区域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文章也分析了该区域经济集群的发展特点,如产业高度集聚、创新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区域协同性强等,这些都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能够持续领先的重要原因。

文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集群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将继续发挥其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章也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该区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区域经济集群理论基础区域经济集群,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众多具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

这种集聚不仅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还推动了知识的溢出和技术的创新,进而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集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产业集聚到创新网络的演变过程。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强调了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并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产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之一,其产业集聚现象尤为突出,对于研究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将对产业集聚的概念、类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概述,明确产业集聚效应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随后,通过对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的产业集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发展历程以及现状特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产业集聚对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的集聚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效应、溢出效应等。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收集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等工具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在该区域的实际表现。

本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乃至全国的产业集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产业集聚理论概述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互动机制的有机体系的现象。

产业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其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资源、交通条件、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

产业集聚理论源于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他强调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

随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等都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些理论都强调了产业集聚的经济性,包括成本节约、资源共享、知识溢出等。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集聚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现状

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现状

1 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现状1.1 城市等级体系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等级序列完善,目前已形成了5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特大城市上海,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和全国性中心城市,本区城市体系的核心和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层次包括特大城市南京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历史上曾先后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现在分别为江苏和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三层次为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扬州等大中城市;第四层次为南通、镇江、湖州、嘉兴等中小城市;第五层次为其它小城市和卫星城市。

与1998年相比,2003年20-50万人口的城市减少3个(减少启东、丹阳、萧山、海门、宜兴,增加舟山和靖江),小于20万人口的城市减少2个(舟山和靖江)。

总的看,人口集聚度有所提高,尤其是舟山和靖江有质的飞跃,大部分是通过撤并扩大规模的,如萧山并入杭州等。

1.2 核心—外围结构的空间格局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核心是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围的经济势能逐渐降低,核心—外围结构明显。

我们选择了以上海为中心分别向北、向西北、向西、向西南和向南的5个方向的剖面线,通过比较人均GDP 的空间变化(表1,图1—图5),发现自上海向长江三角洲的外围,人均 GDP随距离的增加而明显减少。

其中向西北、向西和向西南的变化呈现较连贯的渐变趋势,而向北和向南的两个方向上呈现不连贯的突变,宁波比上海下降了13200元/人,而南通比上海降低了32800元/人。

可见长江和杭州湾的空间阻隔作用是巨大的,这也说明了长江三角洲区域跨江和跨湾发展的必要性。

1.3 核心区的网络结构和对外辐射轴尚未形成大都市连绵区最大的特征是网络结构的形成。

以交通网络为例,长江三角洲区域的通达性仍然有待提高,还不能实现城城直接互通,大多数城市的过境流都必须穿城而过,最大交通时距超过14小时,最大空间距离662km(扬州—舟山)(表2)。

图1 上海向北剖面线人均CDP变化Fig.1 The change of GDP from Shanghai to the northern periphery环度和连通性是衡量交通体系网络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1]。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新态势和新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新态势和新特征
地区投资, 在省际间开通著名商标保护直通车, 共建
我 国很 多化工企业选 址不 当
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新 闻发布会 上表示 , 很多 化工企业存在选址不 当、 没按 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等
高, 逐步形成空 间耦合和联动发展的格局。各城市
施南水北调等外调水 工程的基础 上 , 有效地提高流
域水资源承载力 , 做好外调水和当地水的配置 , 实现
水资源 的高效利用 , 以达到支持流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 的目的。 摘 自2 0 年 2月8日《 06 中国环境报》
在投资准入、 市场秩序 、 信用信息等方面联合 协作 , 企业异地办厂实行市场准入政策 , 鼓励 民营企业跨
同时 , 月球探测工程将在诸多领域促进我国的 科技创新能力 , 将催生一大批科学技术成果并应用
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 将为我 国在相关研究领域

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 、 高水平 的人才 , 将大大激发全
民族的创新精神、 探索精神和科学精神。 摘 自20 年 2月 1 06 1日《 光明 日 报》
更多基础学科间的交叉、 渗透与共同发展。
速通道 的建设, 缩短了城市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 , 城 市间的交易成本 、 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 加
快了大都市圈空 间结构发育 , 促进形成了以上海为 中心和南京 、 I宁波等为次中心 , 杭卅 、 覆盖 1 个城市 6 所辖区域 , 口超过 4 0 人 00万的大都市连绵区。
心。
三角城市群不仅经济保持 了平稳较快增长 , 而且在
参与全球化竞争 中呈现 出新 的发展态 势和新 的特
点。
5 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分工不断深化 , . 正
在形成 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引言:产业集聚是指一定区域内相同或相近产业的企业相互之间进行合作、交流和协同发展,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产业群体。

产业集聚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带来了许多外溢效应。

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对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一、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的产业集聚现状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由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份组成,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

该区域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涵盖了机械、化工、电子、汽车等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支撑体系。

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拥有发达的金融、物流和人力资源等配套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支持。

二、产业集聚的经济效益1.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业集聚使得同一行业的企业能够共享和利用共同的资源,如原材料、技术和人才等。

这种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利用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创造就业机会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由于同行业的企业互相吸引,吸引力强的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刺激就业增长。

3.促进技术创新与提升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流合作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

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追求创新和提升,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三、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通过对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的实证研究,可以找到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

例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就业率和GDP增速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这与该地区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应密切相关。

1.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长江三角洲次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技术和销售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需求和优势。

通过集聚效应,这些企业能够共享供应链资源和经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减少原材料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共享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长江三角洲docx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并与世界接轨,这种发展体现在中国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沟通桥梁,并且越来越受到国内以及国外的重视。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称为长三角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地区。

长期以来,由于此区域所在地具有的战略意义,国家对长三角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政策支持,再加之历史上此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经济积淀,长三角地区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地区以发展中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身份成功的承接了世界经济产业转移的前两次,即:20世纪80 年代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在国际间的转移和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时世界先进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目前长三角地区则经历着世界经济的第三次转移,即正流行的以服务外包和高端制造和技术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产业转移。

经过前两次产业转移,目前长三角地区基本建成了世界先进制造业中心,而要想成为能与纽约、伦敦和东京相媲美的世界经济中心,则需搭乘世界经济第三次产业转移之快车,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升级,抓紧时间完成第三次产业转移。

一、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现状要想升级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就需要对长三角目前的产业结构进行一番了解。

1、空间分布上,长三角产业以集群化发展为主长三角区域的经济以在其内部各地区形成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群为主要布局模式。

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区域性中心,以沪宁杭和沪杭雨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主轴,向长江岸线和杭州湾扩展。

其中,上海建有临近虹桥机场的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浦东张江高科技等高新园区;江苏建成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沪宁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主线,沿江两岸为辐射走廊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浙江形成以杭州、宁波为两极,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为基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浙江省正在重点建设三个大产业带:环杭州湾大产业,这个产业带以高新技术及临港重化工产业为主;温台沿海产业带,以轻工业、医药和机械为主;金衢丽沿高速公路产业带,以传统优势产业及资源深加工产业为主。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门槛特征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6期双月刊2021年11月出版收稿日期:2021-05-30作者简介:金飞(1982-),男,江苏盐城人,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研究员;徐长乐(1954-),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机理及效应研究:以扬子江城市群为例”(2017SJB121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加快推进具有国际竞争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研究”(21EY B002)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近年来,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产业挤压等各种风险挑战时,中国制造业已有的成本优势及市场基础正被逐渐削弱。

而且,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以“分离式集聚”为特征的传统市场分工所带来的“外部性”绩效日渐式微。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若想突破长期面临的“大而不强”与“低端同构”困境,不仅要实现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和低端代工,向以技术、品牌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的全面升级,还亟须沿着集聚化、融合化的思路,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维度和集聚方式上,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与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优化匹配,构建能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网络经济效应的空间协同布局。

现阶段,国内学界和业界也逐渐认识到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地理上不断集中,更应伴随着关联产业间的逐步共址,高度依赖单一产业发展的城市易于走向萧条。

现阶段,关联产业间的协同集聚也逐渐成为重塑城市内部产业空间结构的主导力量[1]。

从省际层面看,制造业部门区域性收敛,但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门槛特征金飞1,徐长乐1,2(1.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江苏南通226019;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200241)摘要:通过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空间层面的协同性进行综合评价,并以2008—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动态G M M 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分形特征

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经历了三 个阶段的演进[13]。第一阶段大致是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中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集聚式发展阶段。 自 1842 年上海开埠到 1895 年工业时代来临,是长 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内部结构转换的极为重要的时 期,而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则是城市体系基本确 立的阶段,至抗战爆发,随着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 最终确立,初步形成了长三角城市体系[14]。第二阶段 主要发生于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是在上海 促进下的外围区域要素本地化发展阶段。上海成为 国内最大的城市,苏、锡、常、宁、镇、扬、通、泰以及 杭、嘉、湖、绍、甬等城市先后发展成为工业城市,城 市空间组织演变为以宁沪—沪杭—杭甬为轴线的 “Z”字型格局;第三阶段是 1990 年代以后,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浦东开发开放,整个长三角由原来上 海独大的单极格局,逐渐演变为多核心网络化发展 的新格局,形成了多个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的空间 单元,并正在发展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全球城 市区域[8]。
数。
一般取欧式维数为 2,如果 D > 2,则城镇要素
的空间分布从中心向四周呈密度递增,城镇空间分
布呈漏斗离散态分布,这是一种非正常的情况,且
D 值越大其城市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越大;如果 D
= 2,城镇的要素分布在半径方向上是均匀变化的,
城镇空间分布呈均匀分布;如果 D < 2,城镇的空
间分布从中心向四周密度递减,城镇空间分布呈集
虑到上式中 r 取值影响分维的数值,可将其转化为
其平均半径,定义平均半径为[23]
s
1
Σ Rs
≡<( 1S
ri2)2
i=1
(1)
则分维计算公式为:
Rs ∝ S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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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集群辨识及空间组织特征袁丰1,陈雯1,宋正娜2(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210008;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210044)摘要: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主成分分析和企业空间分布数据的聚类分析,从产业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角度辨识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的制造业集群,并从企业、产业、区域3个维度刻画和比较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群的空间组织特征。

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冶金及装备、电子信息、纺织及服装等12个垂直联系紧密的制造业群组,并高度集聚于沿沪宁线、沪杭线、杭甬线的“Z ”字形区域。

冶金及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及服装3个制造集群分别呈现轮辐式、卫星式和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组织方式。

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集群在集群规模、大型企业占比、外资企业占比等方面,要明显高于浙江的制造业集群。

关键词:制造业集群;产业联系;地理临近;集群识别;长江三角洲地区DOI:10.3724/SP.J.1047.2015.015111引言早在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Marshall 就发现制造业存在由大企业组织和由在特定区位集中的专业化小企业组织2种方式[1]。

二战后,大批量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成为制造业组织的主导形式[2-3]。

但是,1970年代末,随着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地方化中小企业为主的组织方式又得到复苏[4-6]。

学术界也复兴了对企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区”、“新的产业空间”、“学习型区域”等概念[3,7-8],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是由Porter 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9-11]。

目前,关于产业集群研究仍然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10,12],焦点之一是如何界定和辨识区域产业集群[13]。

Porter 将产业集群定义为某一特定领域内的公司及其相关机构,因共用性和互补性而形成的地理上接近的相互联系的群体[9],因此,产业集群的辨识至少要满足相关产业的功能联系和空间邻近2条准则[14]。

从目前研究看,主要采用2类方法定量识别区域产业集群:(1)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图谱分析、多变量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15-17],该类方法侧重于测度区域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未界定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范围;(2)区位商、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9],该类方法重点测度特定产业的区位聚散结构,较少考虑产业间的垂直联系。

针对单独使用这2类方法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通过整合这2类方法来综合界定区域产业集群[14,18]。

此外,以上方法主要采用产业—区域数据,在实际应用时还会产生可变区域单元问题(MAUP )[19]。

为此,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为例,试图从产业集群的功能联系和空间邻近性出发,采用企业数据界定边界更为精确的区域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所识别集群的组织特征。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范围,面积21.07万km 2,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20-21],其中,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市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

制造业集群式和专业化分工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2-24],以该地区作为案例区具有一定典型性。

收稿日期:2013-12-11;修回日期:2014-04-19.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11、41130750);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2012年引进人才启动项目(NI-GLAS2012QD14)。

作者简介:袁丰(1982-),男,江苏无锡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发展。

E-mail :fyuan@V ol.17,No.12Dec.,2015第17卷第12期2015年12月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5年2集群分析的理论背景Boschma和Frenken认为产业集群分析,可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中观层面的产业及网络、宏观层面的区域系统3个维度进行剖析[25]。

2.1企业维度传统的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强调本地小企业、地方网络,以及自我支撑的内源式增长能力对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1,6]。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质疑甚至批判马歇尔产业区过于关注地方制度和网络,而忽视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作用[26-28];Knorrina和Meyer-Stamer在Markusen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集群内部企业规模和组织方式,提出了马歇尔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和轮辐式产业集群3种集群原型[29-30](表1)。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塑造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力量。

外资进入成为许多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例如,苏州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台湾企业生产网络的跨界扩展,并通过产业链关系带动当地企业的发展[31]。

而北京、青岛等国有企业发育地区,外资企业在当地集群中处于从属地位[32]。

2.2产业维度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普遍存在产业集群现象,但是具体集群组织方式明显受到产业特征的影响[3]。

王缉慈等根据产业特性将集群分为高端道路和创新的集群、低端道路和低成本的集群2类[33],认为前者形成的基础是创新、功能灵活性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而后者形成的基础则是低成本竞争。

曾刚和文嫮发现浦东信息产业集群具有外部联系广泛、内部水平垂直协作薄弱的特点[22],类似于卫星式产业集群组织方式;李小建等对钢卷尺企业集群的研究则发现类似于传统马歇尔产业区的组织特征,主要以小企业为主,是由外部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34]。

2.3区域维度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形成的产业集群所表现出的特征和运行机制也存在着差别,因此,对特定产业集群的把握,也要考虑其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环境。

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地方人际信任、制度厚度、网络及其地方嵌入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35]。

长三角地区空间范围广阔,其内部区域存在着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

其中,传统的苏南模式以中小型乡镇企业为主要特征,目前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从以苏南模式著称的区域转变成一个外资驱动型的全球城市和高科技中心[36];传统的温州模式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特征,目前通过企业兼并和并购形成了跨区域企业和大集团,并带动产业集群的升级[26]。

3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主成分分析,以及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聚类分析等,综合产业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定量辨识区域制造业集群。

3.1研究方法(1)运用投入产出表的主成分方法界定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间的功能联系。

该方法将具有相似经济技术联系的产业组合成一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表1区域产业集群分类Tab.1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clusters 注:根据文献[29]、[30]整理151212期袁丰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集群辨识及空间组织特征产业间价值流的行业结构,提取出来的因子成为构造投入产出关系的制造业群组的雏形,每个制造业群组中存在若干个联系强度各异的产业链[37]。

具体识别步骤如下:从投入产出表中截取所有制造业,则产业i和j之间的垂直联系可由a ij和b ij表示:a ij =xijPj;bij=yijSi(1)式中,x ij为j产业从i产业购买的中间投入;P j为j产业的总中间投入;y ij为i产业销售给j产业的中间产出;S j为i产业的总中间产出。

a ij和b ij的集合分别构成矩阵A和矩阵B’,将矩阵B’转置得到矩阵B;根据矩阵A和B,计算4个相关系数来衡量产业m 和n的投入产出结构的相似性:R(a m,a n)衡量2产业中间投入结构的相似程度;R(b m,b n)测量2个产业的中间产出结构的相似程度;R(a m,b n)表示产业m中间投入结构与产业n中间产出结构的相似程度;R (b m,a n)衡量产业m中间产出结构与产业n的中间投入结构的相似程度。

取上述4个相关系数中绝对值最大者组成产业间投入产出结构相似矩阵C,矩阵C每一列反映了一个制造业产业由与其他制造业产业投入产出相关性表示的投入产出结构特征;将矩阵C的每一列作为一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然后,用方差极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将因子荷载差异最大化,根据旋转后的荷载矩阵,以确定各个制造业群组中的产业,本文将每个主成分中荷载值超过0.40的产业归入对应的制造业群组,其中,载荷值大于0.70的作为主要产业,载荷值在0.40~0.70之间的作为次要产业[37-38]。

各产业在每组制造业群组中的地位可由中间投入贡献率(G bi)和中间产出贡献率(G fi)来定义,如式(2)所示。

Gbi =∑j k x ij∑i=1P i×100;G fi=∑j k x ij∑i=1S i×100(2)式中,k为产业集合内的产业个数。

对于北京、上海等单一城市区域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判定的制造业群组也满足企业间的空间邻近性的要求,可视为区域产业集群[37]。

(2)运用空间聚类的方法测度不同群组制造业的空间特征和识别区域制造业集群。

首先以县域为单元,通过Getis and Ord G i*统计的方法测度长三角地区各制造业群组的整体分布情况。

对于特定制造业群组q在县p的G i*统计量可由式(3)定义:G*p=∑q w pq L q-W p Lˉ(NS1p-W2q)/(N-1)(3)式中,L q是特定制造业群组n的就业人口;w pq 是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县域之间的距离倒数定义;W p是{w pq}的加和;N为县域单元的总数。

Getis and Ord G i*方法无法判断由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引起的产业向个别企业集中引起的集聚现象[39]。

所以,本文通过STAC方法来确定制造业集群更为精确的边界。

该方法用标准离差椭圆或者多边形的方式来表示企业点分布的空间聚类,为了更符合集群的实际情况,研究中用多边形区域作为区域集群的具体边界。

3.2数据来源与处理合并2007年上海134部门、江苏144部门和浙江144部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长三角地区投入产出表,通过该方式得到的投入产出表一定程度上会忽略产业在上海、江苏和浙江3个地区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但是不会对长三角整体产业间的功能联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从中截取制造业的相关信息,获得74×74的投入产出流量信息。

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于2004年第二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库,包含了企业名称、行业分类、产值、职工人数、地址等信息,共包含45.4万家制造业企业,职工总人数达到1594.1万人。

根据地址信息采用地址解析(Geocoding)方法,对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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