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4期(总第4期)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冯渊源□邓小兵 摘要　在法治社会,作为大众传媒,既要保障知情权,即受众希望知道更多有关国家管理、行政实施、社会万象等等诸多情况的权利,又要保障隐私权,即受众不希望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关的情况被别人过为关注的权利,二者之间势必产生矛盾与冲突。

在充分保障人民知情权的同时,又能恰当维护人民的隐私权,将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强调,一方面应加重对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应严格限制隐私权的范围。

关键词　大众传媒　隐私权　知情权作者简介　冯渊源,兰州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邓小兵,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兰州　730000)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正日益觉察到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雷区”———隐私权。

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美国。

1890年,美国两位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或情感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指责新闻传播有时会侵犯了“个人私生活的神圣界限”。

〔1〕文章认为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共享的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才能形视它。

从此以后,关于隐私的理论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理论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有学者认为,构成隐私有两个要件:一为“私”,二为“隐”。

前者指纯粹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事情,这是隐私的本质所在。

后者则指某个事情、某个信息不为人知的事实状态,它包括:当事人不愿这种个人私事被他人知悉;按正常的心理和道德水准,这种个人隐私不便让他人知道,否则会对当事人产生各种不利的后果;这种个人私事当事人不愿或便他人干涉;某些私人领域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

因此,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

因此,隐私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信息,为无形的隐私;二是个人私事,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为有形的隐私。

〔2〕《新闻学大辞典》中则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私事保守秘密的权利,个人的私生活可以拒绝记者采访、拍照和公开传播,以保护个人生活的安宁,包括:不经当事人允许,不得公开采访对象在个别交谈中谈到的个人隐私;在非公开场合,不经当事人允许或未向当事人表明身份不得进行拍照、电视摄像、录音等活动;不得私拆个人信件、窃听电话以获取新闻;记者不得有偷拍私人活动照片的权利,又称‘肖像权’。

”〔3〕这恰好是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隐私权所作的界定,有着直接指导现实生活的意义。

不管是哪种理论,还是从哪种角度,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共同的一点,即不论是个人信息还是个人私事、个人领域,都是与公民(自然人)个人相关的,所不愿传播出去的秘密。

若传播出去,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使当事人蒙受耻辱、羞愧自责、痛苦、社会评价降低或烦恼不安等。

另外,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即自然人。

企业也有自己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秘密,若传播出去会有损企业的经济利益,但这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不能作为隐私权对待。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作为基本法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没有对隐私权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民事司法活动却提出了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并实际上将之视为名誉权予以保护。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事实上,隐私权和名誉权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侵害名誉权一般是用捏造事实或侮辱、诽谤等方式传播虚假的“事实”的行为,而侵犯隐私权则是将被害人客观存在的隐私公之于众的行为。

另外,名誉权对每个公民来说是相同的,法律对每一个公民的名誉权给予相同的保护,而隐私权则因人而异,有些信息,虽然同样隐秘,但对甲来说可能是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对乙来说则不属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关键是看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知名度等等。

此外,隐私权还有与名誉权无关的独立领域,如公民的住址秘密、住宅不受侵犯或侵扰等。

侵犯了这些权利,显然不能等同于侵犯名誉权,所以不应该将二者随便混同。

随着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丰富,以后的民事立法理应将隐私权独立出来进行保护。

并且,由于当今大众传媒彼此之间的业务竞争日趋激烈,为了抢得独家新闻的利益机制所趋或者为了简单迎合受众的低级猎奇心理,侵害公民隐私权的情况可能呈上升之势。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对公民权利的日益重视及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加强,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

而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了解权,这一权利同样是由美国率先提出来的,不过这次不是由法学家提出,而是从事大众传媒职业的人提出来的。

一位名叫肯特・库珀的编辑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到知情权,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美国Indiana 大学教授Ralph L.H olsinger在其《Media Law》中也提到:“正如宪法序言中所宣称的,宪法建立了一个人民的政府。

于是,很容易假定,宪法文件的部分创始人包含有这样的意图,即人们有权了解政府的信息。

毕竟,如果人们准备对如何接受管理作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就必须首先了解政府及政府人员执行公务的有关信息。

这种思想在今天就体现为‘知情权’。

”〔4〕可见,知情权最初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利益。

美国国会1976年通过的一项“阳光下的政府”法案正是一个使联邦行政管理机构的决定让公众知晓的直接尝试。

知情权概念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以简约、明了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要求和权利意识,从而为当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建设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认识主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有关知情权的理论并不多见。

学者宋小卫认为,知情权有广狭两义,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民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知情权是指广义的知情权。

〔5〕在这里,该学者所指的狭义的知情权显然与肯特・库珀的理论相似。

比较权威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没有知情权的概念,与之近似的有一个闻知权的概念:“闻知权,又称‘知晓权’、‘获知权’、‘知事权’、‘了解权’、‘知察权’、‘知的权利’,指公民了解政府及官员行政情况及其他社会信息的权利,西方新闻学中常使用的新闻观念。

凡政府或新闻媒介有意扣压消息,或有意传播虚假的消息,被认为侵犯了这项权利。

”〔6〕在这个概念中,知情权的范围除了与政治利益有关的信息外,还包括其他社会信息。

法律上关于知情权的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中提到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接受的服务的情况的权利”。

知情权给大众传媒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为了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我们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广告等大众传媒去接收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事件、信息,因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被扩展到极大的限度。

但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

一方面,受众希望知道更多的有关国家管理、行政实施和社会万象等等诸多情况,以满足自己的社会参与心理和好奇心理,即满足自己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受众又不希望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情况被他人过分关注,希望将自己隐藏起来,以维护自己的隐私权。

那么,对于特定的事例,到底该属于知情权的范围还是属于隐私权的范围,正确界定也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了。

1987年1月号的《小说林》杂志,刊登了河北香河作者王某的纪实作品《杨沫的初恋》,其后杨沫认为《初恋》对某些细节的描写,构成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她为此发表了声明:“我的初恋,不经我的许可,我本人不愿意公布它,任何人、任何报刊也无权公之于众。

”后经过有关部门的介入调解,《小说林》杂志因此受到了处理。

〔7〕这可算是我国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激烈冲突较早的一个案例了。

将二者如何有机地协调起来,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权利范围各作一个明确的界定。

一般地,隐私权的范围,如前所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信息资料,如公民的住址秘密、个人的档案秘密等,禁止他人非法收集、传播或利用;二是个人的私事,如情感秘密等。

对于私人活动,禁止他人干涉、追查、跟踪、拍照、摄影、摄像,禁止非法搅扰;三是个人的领域,如日记、身体、通信禁止偷看和宣扬,对于他人行李和书包禁止非法检查,禁止擅自闯入公民住宅,尤其是卧室,禁止在居所安装窃听、监视装置等。

大众传媒若是侵犯了公民的这些权利,将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能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而知情权的范围,对普通公民而言,知情权的“情”字应该是除隐私权的“私”字之外的其他事情。

两者的范围不应该有重合的地方。

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8〕也就是说,当个人信息、个人私事或者个人领域与政治相牵连,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时,这些个人情况就不应再属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属于知情权的范围,属于舆论监督的范围。

在我国,获知与政治利益有关的信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指公众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

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权力,其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对于前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和对决策效果的监督;对后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人物产生的监督和对决策人物行为的监督。

在动态的意义上,舆论监督则特指新闻媒介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以及对于政府和政党的批评,促使其修正错误。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李勇华在《繁荣的启迪》中认为:“依法治国是国策,清除腐败不能靠人治,由颇具‘杀伤力’的舆论监督开道,继之以法律措施解决,反腐法制新闻最能解气提气,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

”〔9〕因此,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部分限制: (1)行为背景之公开;(2)个人生活的公开的道德方面的检验;(3)财产登记与申报;(4)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地受到公众和新闻界的关注、监督;(5)不经其本人之事先同意,可刊登其照片,发表有关其背景、操行、活动的消息、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