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读后感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读后感
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有许多的共性和规律，各民族也积累了许多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

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也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然而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

与西方严格的方法论、理论描述的精确、细腻和定性定量相比，传统的翻译研究又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

因而，了解西方的翻译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廖七一先生为我们较为全面的介绍了西方翻译思想和研究成果，使我对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本书的第一章是西方翻译理论概览，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被粗略的分为三大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今。

古典译论时期：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如《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等。

古典译论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等。

近代译论时期：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就翻译理论而言，这一时期被称为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翻译理论家开始走出狭窄的研究范围，视野更加开阔，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

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德.阿伯兰顿、巴托，俄国的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德国的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

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被誉为“翻译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世界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世界范围的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蓬勃发展。

代表人物有克罗齐、本杰明、波斯盖特、楚科夫斯基、里查兹、庞德、威尔、卡特福德、奈达威尔斯、利维、霍姆斯、费维尔、布罗克、佐哈尔、图里、福科、海德格尔、德里达等。

从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和发展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三条基本主线：语文学和文艺学译论，其代表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多累、德莱顿、歌德、泰勒斯、利维等；诠释学和语言学译论，其代表是奥古斯丁、伊拉斯谟、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穆南、卡特福德等；跨
文化交际学译论，其代表是奈达、霍姆斯、巴斯奈特、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

这三种译论的彼消此涨、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构成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推动了世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本书采用了根茨勒的划分方法，分出五大翻译流派：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

美国翻译培训派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侧重实践，强调译作的品位与文学价值，译论限于美学经验和指令性翻译规则。

代表人物有策德内斯、里查兹、庞德、威尔等。

翻译科学派亦称翻译语言学派。

六十年代以前，描写语言学对个体语言系统所做的精密语法描写对翻译者并不具有多少理论价值。

乔姆斯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给语言学带来了一场大变革，他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极大的影响了奈达、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

乔姆斯基与奈达的理论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动因与研究内容。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探索人脑的结构，讨论语法的普遍规则及普遍词汇形式的存在与否，从而改变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心；而奈达的翻译理论则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深层结构，他试图寻找在不同语言间转换这些实体的各种方法。

这两者分别为语言学与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

代表人物有奈达、威尔斯、卡德等。

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兴起了一种以探讨译文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派——翻译研究派。

七十年代，该学派主要采用译入文化文学研究手段，侧重直观法和文学翻译；到八十年代，该派学者兰伯特转向了译学客观描述和个案研究；英国的巴斯奈特和八十年代移居美国饿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则转向文化研究模式，将翻译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

代表人物有利维、米科、波波维奇、霍姆斯列费维尔、布罗克和巴斯奈特等。

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发源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合乎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多元体系派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译入“多元体系”这一概念，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讨。

代表人物有通加诺夫、佐哈尔、图里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也应运而生。

翻译结构主义派又称翻译创新派，其主要代表有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

本书的第三章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评述。

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他们摆脱了传统思维的约束，在译论研究和发展上有了很大突破：他们极大的扩展了译论的研究范畴，使翻译学从文学、宗教等封闭性视角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并真正称为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的科学和艺术；他们深化了对翻译基本命题的科学探讨，提出了种种翻译理论模式和翻译策略，许多翻译理论家还积极建立了各有侧重的翻译理论体系；他们注重翻译方法论的研究和革新，在不排除宏观描述的同时增强了微观分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形式论证，对翻译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本书主要介绍了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巴尔胡达罗夫、费道罗夫、科米萨罗夫、穆南、塞莱丝柯维奇等翻译理论家。

第四章是西方翻译理论与英汉互译，试图应用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考察英汉翻译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这一章从文本功能与翻译、意象与翻译、文化负载词汇与翻译、广告与翻译、信息论与翻译、文化观念与翻译这几个方面对西方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阐述。

第五章是西方翻译理论展望。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繁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和时代。

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源流与发展，西方译论的流变与文学、语言，特别是哲学思潮的演变不无关系，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已日渐力不从心。

许多翻译理论家已经认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来分析翻译的研究方法已过于狭隘。

本书预测，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廖七一的这本《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横跨古今，从翻译的产生、到当代的主要翻译理论、再到对未来翻译理论发展的预测，全面的介绍了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

虽然从书名来看，本书写的是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

但是读完此书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将时间割裂开来，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孤立的铺开，而是充分考虑到对翻译理论发展历史不十分熟悉的读者，把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简明扼要的给读者加以陈述。

有了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整体
认识，读者对当代翻译理论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入和充分。

另外，作者还在此书中阐述了自己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走向的深刻洞察，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预测，使读者在了解了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后，又对未来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了一定把握。

我认为，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没有空洞的介绍翻译理论，而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紧密的结合了起来，在本书的第四章作者别出心裁的用西方翻译理论分析了英汉互译的标准和技巧，展示给读者如何运用西方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

这也有力的驳斥了一些人所抱的“翻译无理论”的观点，表明翻译理论的研究对翻译实践的发展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总而言之，读罢此书后，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学习当代主要西方翻译理论家研究成果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