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籍贯问题
【吃喝玩乐在镇江】镇江历史人物,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Ta是镇江人啊!!!
说起镇江的历史人物，不得不从镇江地理位置说起。
镇江扼南北要冲，得山水之胜，钟灵俊秀，代不乏才。
镇江曾乃东吴大帝孙权之都城，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家乡，明太祖朱元璋之祖籍，三国吴大帝孙权、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之故里。
镇江“梁祝”“白蛇传”“牛郎织女”“二乔故里”“董永和七仙女”众传说之发源地，更有四大名著仍且提及。
历代文人墨客纷来，寻幽探胜，寄情抒怀，耕耘风雅，播种斯文。
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李白的“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杜牧的“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范仲淹的“山分江色破，潮带海声来”，沈括的“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镜里天”，萨都剌的“野人一过竹林寺，无数竹林生白烟”，冷士嵋的“槛外晴川甘露寺，窗前秋水玉圌峰”。
东晋之时，中原鸿儒显宦纷纷南下，著有《晋书》的臧荣绪，撰有《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圆周率的发明者祖冲之，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编纂者萧统，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刘勰......北宋之时，书画家米芾，抗金名将宗泽，“水运仪象台”的苏颂，“宋末三杰”之一的陆秀夫，科学坐标《梦溪笔谈》的沈括，南山鹤林寺池旁写下《爱莲说》的周敦颐......明清两代之时，诗人龚自珍，书画家笪重光，书法家王文治，文史学家陈庆年，医药鼻祖的葛玄，传说中在金山出家的唐朝高僧玄奘，法海和尚，还有在《水浒》中镇江润州督统制李逵等，官居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杨一清，主持编修《大清一统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的张玉书......近代之时，金融家陈光甫，历史学家柳诒徵，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华生电扇发明者杨济川，世界语运动开创者之一的符恼武，著《铁云藏龟》和《老残游记》的刘鹗，辛亥广州起义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上将军的赵声，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马贡芳，爱国民主人士冷遹。
李鸿章与华美银行的夭折
李鸿章与华美银行的夭折说起中国近代银行的创办，世人皆知盛宣怀于1897年5月在上海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实，早在十年前，即1887年，（光绪十三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曾经发起组建中国华美银行，只因保守势力群起反对，慈禧太后亲自下旨，严责李鸿章，无奈华美银行流产夭折，致使创建中国近代银行的步伐，整整推迟十年之久。
孔子在《为政》篇谆谆告诫后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银行业发展一日千里，回顾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创办华美银行这段历史，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李鸿章下令办银行1887年7月，有两名美国人，一位是子爵米建威，一位是他的助手，名叫黄腾派克，经时任驻美公使张荫桓的介绍，来到中国上海，要创办电话公司。
当时盛宣怀已经在上海担任电报局总办，早在1881年就成功架设津沪电线,并迅速扩至福、台、川、滇及江浙，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电报业务。
盛宣怀知道电话比电报更加快捷、方便，所以他与马建忠代表李鸿章在上海与米建威谈判签订合同四款，其中涉及到创办“官银行”事宜，但合同对米建威的电话公司作了种种限制。
米建威遂放弃创办电话公司的初衷，直奔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中国合作创办银行。
李鸿章当时肩负筹办北洋防务的重任，他要大办海军、兴修铁路、构筑炮台、维护电报、电线、开办军事学堂，还要效忠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提供经费，经常为银钱短缺而苦恼。
他知道，一旦能与美国合办一个银行，则经费开支，源源不断，可摆脱完全依赖户部的窘境。
李鸿章命令天津海关道监督周馥，会同回到天津的东海关监督兼办轮船、电报事务盛宣怀，另有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据美国商人米建威称，议设各口华美银行事宜等情到本阁爵大臣，据此。
除批该美商米建威所禀，拟于黄腾派克等集中美商一千万元，在中国各口岸设华美银行。
自系为振兴商务，有裨两国商民起见。
”这个命令是1887年7月23日发出，（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命令中李鸿章提纲携领说道：“本大臣督办中国通商事务，于中国铁路、矿务、纺织、营造诸大端，皆当次第举办，而银行尤为各事之枢纽。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人物介绍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人物介绍原名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改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以字行,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
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洗名若瑟,亦作若石。
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
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辗转至沪定居。
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
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余卷。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
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屡屡-朝廷献策,都似泥牛入海。
光绪二十五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并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只署弟名。
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将祖遗己产青浦等地的熟田3000亩捐给教会,亲立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光绪二十八年初冬,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参看《大事记》,学生集体退学。
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
他曾号召:“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
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
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
古代汉语(二)语法部分教案
第三章语法在《古代汉语》绪论中，我们了解到古代汉语是研究古代的汉语言文字的课程，汉代把研究汉语言文字的学问叫“小学”，发展到唐代末年，就形成三门学科：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唯独没有提到语法学，可见古人对语法问题不关注或者说关注很少。
中国的语法学发展得较晚，虽然历代的传注中也涉及了一些语法问题，如虚词的研究从元代开始有专书出现（卢以纬的《助语辞》，又名《语助》），但系统的语法研究是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的，从此汉语有了系统的语法学著作。
我国古代语法学史，即建国前的语法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按王力先生说法）：一是兴起阶段（公元1898年—1935年），以马建忠、杨树达、黎锦熙为代表主要参照西洋语法著作，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建立一套为这个体系服务的名称术语，研究划分词类的标准、方法，对句法结构的分析也提出了一套方法。
二是发展时期（公元1936年—1948年），以王力、吕叔湘、高名凯为代表用西洋普通语言学理论作指导，直接研究原始材料，建立汉语自己的体系。
观念上的进步表现在树立历史观点和系统观点，区分材料的时代性，重视共时语法系统的平面描写。
方法上的进步表现为更重视科学的归纳研究。
代表人物代表著作：马建忠《马氏文通》马建忠（1845年—1900年），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市）人。
通晓拉丁文、英文、法文。
1876年留学法国，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
归国后入李鸿章幕府办洋务，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
1884年，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马建忠任上海招商局总办，当时法国侵略军扬言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
为了便于招商局商轮在海上通行，也使招商局的船只在中法开战后免于为法国所夺，保存民族航运业，经李鸿章批准，将轮船招商局转售给美国商行暂管，各商轮全部改悬美国旗帜，此举使马建忠遭到朝臣的激烈抨击，一些对李鸿章心存忌妒的士大夫，也借此发起猛烈攻势，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
同时一向妒忌马建忠的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力作伪证，参劾眉叔。
近现代史上马姓十大风云人物
近现代史上马姓十大风云人物一、马相伯马相伯(18401940),祖籍湖北蒲圻，生于广西桂林，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
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辛亥革命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旋即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
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精力逐步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校长。
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髙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三、马约翰马约翰(18821920年与1925年1966年在清华大学从事体育教学52年，编制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受到国家器重和人民尊敬。
终生锻炼，年逾80仍鹤发童颜，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
为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四、马寅初马寅初(18821970),浙江余杭人，现代学者、书法家、教育家。
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
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自幼好书，擅楷、行兼及篆。
出版《马叙伦墨迹选集》、《马叙伦先生书法选集》等。
作有论书绝句首及短论数篇，言简意赅。
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
七、马公愚马公愚(1893-1969),浙江省永嘉县人。
与胞兄孟容同为著名书画家，西泠印社社员。
1914年创设东瓯美术会，1919年与郑振铎等发起永嘉新学会。
后任上海美专教授，大夏大学文书主任兼中国文学系国文教授。
爱国老人：马相伯
马相伯：大爱无疆，青史永垂的‚传奇‛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崛起和民族振兴而奔走呼号。
在那个风雨飘摇，政权瞬变的世纪里，他以对国家和人民永恒不移的至爱情感，将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融入脚下这片神奇的沃土之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
1939年4月，在他百年寿诞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祝词电贺，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他就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代宗师，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字相伯。
1840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中。
他自少聪颖过人，富有胆识，12岁时便独自乘船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读书。
在十年苦读期间，他古今中外无所不窥，除了对中国传统经典有系统的阅读之外，还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等）以及哲学、神学等用力极深，并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
后来，他担任过徐汇公学的教师和校长，并在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神父。
但他因不满法国教士对中国人的歧视，于38岁时愤然脱离教会，投身晚清的洋务运动，成为李鸿‚传奇人生‛：谱写教育救国的千古绝唱。
马相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臵之不理的。
虽然此前在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诸多挫败，但是他在痛定思痛，总结经验之后，毅然将自己的救国理想转移到‚启发民智，振兴教育‛的道路上。
从此，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炎黄子孙创立一所新式大学，便成为马相伯最大的人生夙愿。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强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并形成了自己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独到见解。
然而，要想实现为旧中国创办一所堪与西方大学相提并论的新式大学，其中的各种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毁家兴学，创办震旦‛：1900年，马相伯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余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浅谈马建忠和
浅谈马建忠和浅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一百多年前，马建忠创作了《马氏文通》，开了中国语法学之先河，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马建忠作为《马氏文通》的作者，同样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
马建忠，晚清出生在江苏丹徒。
那时候，中国已经千疮百孔。
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人们不仅在身体上收到外国侵略者的奴役，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摧残。
同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科学技术也随之涌入中国，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
马建忠作为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却也是一个维新改良主义者，同时也是时代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
马建忠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
此外，马建忠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多年的外交经历，也让他对国外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
马建忠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疑也是有所建树的。
梁启超也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
”而作为学者的马建忠，他也至少懂得希腊、拉丁、英文、法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字，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是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
再加上马建忠长期从事中、西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从而具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
在仕途失意时，本着发展民族文化，救国救民的原则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语法学，也奠定了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基础。
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当作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来纪念，这大概是马建忠他自己没有料到的。
马相伯三戏袁世凯的典故_作文素材
马相伯三戏袁世凯的典故本文是关于作文素材的马相伯三戏袁世凯的典故，感谢您的阅读！1882年，李鸿章派马相伯与其弟马建忠会同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鲜平定“壬午”政变，使国王李熙得以复辟，这是清末唯一成功的外交活动。
其时袁世凯只是丁汝昌麾下的小军官，对马相伯执弟子礼。
开始，马相伯很欣赏他的机敏和善解人意，曾应袁的请求，向李鸿章推荐他为驻朝商务专员，于是袁对马更加恭谨。
但袁世凯终于暴露了丑态，有一次，他竟向马相伯请教如何在官场能够脱颖而出，平步青云。
马相伯这才知道他是个官迷心窍的“禄蠹”，就戏谑地说：“唯有厚赂宦官，由宦官而结识亲贵，即可越级超升，甚至做抚台也不难。
”袁世凯竟把马的戏言当真，成千上万地花银子去交结宦官，果然官运亨通。
后来袁氏拜倒慈禧的足下，成为荣禄的党羽，干出一系列坏事，权欲恶性膨胀，终成窃国大盗。
马相伯每悔自己当年的戏言。
袁世凯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子后，请马相伯做平政院平政和大总统顾问官，想通过马相伯笼络社会精英分子，但马相伯绝不屈从袁世凯。
有一次，袁对马说：“现在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马相伯的幽默风趣劲儿上来了，漫应之：“君所指者，殆即磕头请安之谓乎?果尔，便足以邦安、国治、天下平;则我愿自今日始，朝即一头，晚参一拜，天天不懈，为天下倡导!”这次袁世凯知道马先生调侃他，只好嘿嘿地打哈哈。
马相伯的民主思想和袁氏的帝制野心，更是水火不相容的。
袁氏称帝前派他的大儿子袁克定设盛宴敦请马相伯、严复等社会名流，征求帝制意见，旁人都期期艾艾，模棱两可，唯有马相伯不肯含糊，坚决反对帝制。
会后还写了文章《国民大会说》，登在《益世报》上公开倡“民主为邦本”之说。
但袁氏皇帝瘾太大，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的诤言，悍然改年号为“洪宪”，做起皇帝来。
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只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就一命呜呼了。
马相伯仍不放过他，随口占了一联，戏称袁氏是“病犯‘六君子’，命送‘二陈汤’”。
六君子、二陈汤，都是中药汤头名，凑巧袁氏生前唆使杨庆、严复等六人组织“筹安会”，为袁氏帝制鸣锣开道，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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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无处安放青春的故乡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籍贯问题
文/邱隆洪
前不久，镇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辑出版了《侨海镇江人》一书，记载了48位或祖籍在镇江、或出生在镇江、或长期工作在镇江的侨海骄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语言学家马建忠，简介中称他为“江苏镇江人”，事迹介绍中更进一步说他“生于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一个天主教家庭……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
”这些都是编者经过查阅若干资料、并经过详细分析做出的叙述，自然不会有错，不过却让笔者想起了困惑人们多时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籍贯问题。
权威工具书《辞海》是这样介绍的，马相伯、马建忠均为“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不过让人困惑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编的《丹徒县志》卷三十“人物”并没有收录马氏兄弟，同一时期编纂的《丹阳县志》第三十一卷“人物”也仅收录了马相伯，他们兄弟俩到底是丹徒人还是丹阳人？这个问题让喜爱研读地方文史的人们一头雾水，近些年，笔者多次被人问到这一问题，因为各种工具书及地方史志的记述出入较大，笔者不敢贸然作答。
最近，笔者又一次遇到同事追问这一问题，耐着性子查阅了大量资料，总算理出个头绪。
原来，这一问题与马氏兄弟年轻时期的一段不快经历有关。
问题缘起：《清史稿》的记载错了吗？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还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著述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关于马氏兄弟的籍贯，话分两头，先说去世较早的马建忠。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较早记载是官修史书《清史稿》的记录，该书卷四四六“马建忠传”称他为“江苏丹徒人”，这一说法也为后人编撰的包括人物工具书和地方史志在内的各类书籍沿用，《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镇江人物辞典》等，均采用了这一表述，不多赘述。
关于马相伯的籍贯，众多书籍和相关资料就莫衷一是了，或说他是丹阳人（周俊元撰《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或说他是丹徒人（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或说他是“丹阳人，生于丹徒”（如《民国人物大辞典》），或说他是“丹阳人，寄籍丹徒”（方豪撰《马相伯先生事略》）。
最有意思的是1939年马相伯先生逝世后复旦大学举行的追悼会，陈仲达宣读的祝文称“前校长丹徒马相伯先生”，而毛西璧宣读的“行述”却称“老师姓马氏，字相伯，江苏丹阳人也”，叶季纯在演说中则称“丹徒马老师相伯夫子”。
看来，马相伯先生的籍贯问题在当时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也难怪后来人们要问：《清史稿》的记载错了吗？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到底是哪里人？
追根溯源：马氏兄弟到底是哪里人？
要想弄明白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籍贯问题，还得从他们兄弟俩的身世说起。
马氏兄弟祖籍在丹阳县北乡马家村（今属丹阳开发区），据清咸丰戊午（1858年）重修的《马氏族谱》记载，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为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巨著《文献通考》的编纂者）之后，系马端临第二十世孙。
他们的父亲马松岩，年幼时多病，便致力研究医学，不仅自己身体好了起来，还因精通医术闻名乡里，27岁时从丹阳乡下来到镇江府城
里行医，开设了药铺，后来又开设了米行，娶了同县的沈姓小姐为妻，遂定居丹徒（即今镇江），所以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其实生于丹徒，即今镇江城内。
至于有的资料记载马相伯生于丹阳马家村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有马相伯本人的讲述为证，在马相伯口述、王瑞霖记录的《一日一谈》（复兴书局1936年出版）一书中，马相伯谈及自己的幼年时，是这样说的：“我的祖籍是丹阳，而我自己却生在镇江。
”
马家信奉天主教由来很久，马松岩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沈氏也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来后受洗取圣名若瑟。
马松岩夫妻虽然信教，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传统士子那样，走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正途”，先后将兄弟俩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
因为信教，对西学早有接触的马相伯对父母的安排很是不满，12岁时偷偷独自一人从镇江坐船去了上海，经人介绍入法国传教士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读书。
两年后太平军攻占镇江，马松岩夫妻带着马建忠，几经辗转，迁到了上海。
马建忠也进了徐汇公学，兄弟俩成绩优异，声名鹊起。
据蒋文野先生编辑的《马建忠编年事辑》记载，马建忠随父母避难上海时9岁，马相伯14岁。
年少时代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在去上海之前，随父母居住在镇江城内，那时正处于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躲避战火，兄弟俩也曾随父母回马家村短暂居住，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居住在镇江城内，之后他们一家定居上海，故乡马家村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的印象，说他们是“丹阳人，生于丹徒”，还是比较准确的。
至于《清史稿》称马建忠为“丹徒人”，有的资料称他们兄弟俩“寄籍丹徒”，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原“真相”：当事人其实早已揭晓答案
“寄籍”就是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籍贯附于外地。
祖籍丹阳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俩为何要“寄籍丹徒”？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少年经历有关。
年幼时，马氏兄弟按照父母的意愿打算参加入学考试进入官学读书时，家庭信教的背景给他们兄弟俩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麻烦，丹阳县学给他们吃了个闭门羹，居然不让他们参加考试。
马相伯生前曾向随侍多年的韩景琦吐露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见韩景琦撰《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
原来，马氏兄弟在丹阳县学应童子试时，当地一些守旧的士绅因他们兄弟俩早有文名，怕他们占了生员名额，便拿他们家信教为借口，反对他们应考。
好在当时丹徒县学的主事者惜才，加上他们的父亲在丹徒行医多年，积累了一些人脉，于是兄弟俩改在丹徒应试。
这就是他们兄弟俩“寄籍丹徒”的由来，《清史稿》据此称马建忠为“丹徒人”，并无不妥。
马建忠在自己撰述的著作《适可斋记言》中就自称“南徐马建忠”，“南徐”为镇江的别称，说明马建忠就把自己当作丹徒（即今镇江）人。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俩“寄籍丹徒”应试，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不过毕竟不是他们当初的本意，事出无奈，这一事件难免给他们带来不快，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
马相伯本人早年填写籍贯时，往往就写丹徒，在《一日一谈》中还称镇江为“可爱的第二故乡”。
马相伯身边的人知晓并认可他“寄籍丹徒”的事实，他的得意门生、民国名人邵力子在《相伯先生寿言》中称他为“吾师丹徒马相伯先生”，他的另一得意门生、也是民国名人的于右任在《祭相伯先生文》中称他为“丹徒国师”。
另据黄炎培回忆，清朝末年，马相伯被推为江苏学务总会评议员，评议员是分县的，虽然早已知道马相伯是丹阳人，黄炎培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马相伯代表的是丹徒而不是丹阳。
（见黄炎培撰《我所见一百一龄马相伯先生之生平》）
不过，马相伯桑梓情深，关心家乡，晚年还将全部私人藏书数千卷捐赠丹阳，深孚众望，上世纪初丹阳旅沪同乡会成立时，他被聘为会董，后来还被推为会长，此时籍贯再填丹徒，自然是不合适了，所以晚年填写籍贯时，他又改为丹阳。
他这一改，让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凌乱”了，于是就有了众多关于他的籍贯表述不一的论著。
韩景琦专门就籍贯问题问过马相伯，
马主动向他讲述了早年“寄籍”应考的往事，这才让后人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马氏兄弟籍贯问题，其实早已由当事人揭晓答案。
附图：马相伯、马建忠、《马氏文通》书影、《适可斋记言》书影、《马氏族谱》书影原载2016年京江晚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