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本与收益经济学理论的腐败问题分析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现代金融２００８年第９期总第３０７期在经济学上，腐败的概念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规则，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个体谋取利益”。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剖析腐败现象时，开始运用经济学工具，利用不同的变量，创设不同的公式与模型对其进行研究、解释和说明。

本文以“成本与收益”函数为基础，对腐败行为进行多维度思考，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一、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决策树模型根据委托与代理理论，决策者腐败的收益直接来源于贿赂收入。

决策者关于腐败和廉洁决策函数可以采用腐败与廉洁决策树模型（如图所示）。

当出现腐败机会或诱因时，决策者通常有两种选择：腐败或是廉洁。

如选择廉洁，将得到相应报酬，包括即期收入Ｌ和未来的预期收入Ｐ，以及道德满足感Ｍ。

如果选择腐败，将获得腐败收入（Ｓ）＝直接贿赂收入（Ｓ１）＋精神慰藉（Ｓ２），他将为此付出各种成本Ｃ。

腐败成本主要包括私人成本（Ｃ１）和社会成本（Ｃ２）：私人成本（物质成本、精神成本和未来成本）；社会成本包括资源配置非优化、制度设置不合理、国家机器偏废和社会不稳定等。

物质成本（Ｘ１）主要指目前薪金收入、福利收入和闲暇价格等；精神成本（Ｘ２）主要指：上级信任度、社会舆论和群众拥护度等；未来成本（Ｘ３）主要包括升迁的可能及所带来的收入、子女前途、罚金损失等。

其函数公式Ｃ＝Ｃ１＋Ｃ２＝ｆ１（Ｘ１，Ｘ２，Ｘ３）＋ｆ２（Ｙ１，Ｙ２，Ｙ３，Ｙ４）。

该函数比较复杂，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这取决于腐败被查处的概率Ｐ和逃避的概率（１－Ｐ），而被查处的概率（Ｐ）的大小是一个关键变量。

决策者腐败的预期效用函数可以如下方程表示：Ｅｕ＝Ｕ［Ｓ－ｐ（Ｃ１＋Ｃ２）＋（Ｉ－ｐ）（Ｐ＋Ｌ），Ｍ］决策者作为理性人，在进行腐败决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决定是否实施腐败。

当“成本＜收益”时，会选择腐败；反之，会选择廉洁。

我们把这两个不等式通称为“腐败实施不等式”，它既是从深层次认识腐败的一把钥匙，也是从根本上反腐败的一大依据。

二、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决策者是独立的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个人只能根据私人收益和成本分析比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不会考虑到社会利益。

如果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就可能会从事腐败；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就会“铤而走险”。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下列公式无疑是正确的：以Ｐ和Ｌ分别表示正当收入和腐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则腐败的私人收益可表达为Ｐ＋Ｌ。

只有在腐败获得的私人收益超过或至少等于私人成本时，才有腐败行为。

若查处的概率为ｐ（０＜ｐ＜１），则腐败条件为：（１－ｐ）（Ｐ＋Ｌ）≥Ｐ０，若以Ｐ０表示目前的正当收入，Ｐ１是降职后的收入，则腐败条件为：（１－ｐ）（Ｐ０＋Ｌ）＋Ｐ１＊ｐ≥Ｐ０，如果在查处腐败行为后，除上述处罚外，还对腐败者处以罚款、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等更为严厉的处罚，则腐败的利益还将扣除这些惩罚带来的损失，该条件变为：（１－ｐ）（Ｐ０＋Ｌ）＋Ｐ０＊ｐ－Ｍ＊ｐ≥Ｐ０，其中Ｍ表示腐败遭受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腐败诱因决定于查处概率和腐败收益，前者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后者与诱因成正相关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

上图为腐败成本与收益的曲线图，设腐败带来的各种成本均能量化，则中间４５°线表示腐败的收益与成本相抵时的状况，可称它为抵偿线。

它是腐败者投入与收益相等的情况，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决策者不会腐败。

而腐败的心理成本曲线之所以有所起伏，是因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往往第一次腐败心理压力较大，而随着腐败次数的增多，该成本呈下降趋势，且该曲线随着决策者职务的升高也会有所下降。

机会成本曲线中，由于腐败者的投入较为稳定，且随着腐败收益的形式多样化、隐蔽性越来越强、腐败人职务越来越高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该成本处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ＣｐＣｐ’线是腐败的惩罚曲线，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也是每个决策者在决定腐败时所主要考虑的，它整体上在抵偿线之上，并与之相切于Ｐ点，表明一旦招致惩罚，则会超过其腐败收益或至少与之相等（Ｐ）。

根据腐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模型，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大的，决策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腐败的，而当对腐败的惩罚已达到腐败的总成本曲线时，将使腐败行为不仅无收益，而且代价特大时，理性的决策者将不会腐败，社会中的腐败现基于成本与收益经济学理论的腐败问题分析□龚荒徐燕蔺明理论探讨腐败的实际成本与收益曲线７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现代金融２００８年第９期总第３０７期象将彻底消失。

但这个结论显然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

由于我国腐败领域出现的新规律、新趋势，原有的反腐架构面临着不尽适应现实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钻制度漏洞，甚至给腐败行为蒙上合法的外衣。

腐败现象的主要特征有：一是家族式夫荣妻贵、父荣子贵、子荣父贵现象沉渣泛起，一人掌权，全家享用。

二是高智能式。

利用高新技术和互联网络进行违法犯罪。

三是隐蔽式。

行贿主体的多元化、作案手段的多样化、赃款转移的全球化和作案工具的科技化，致使腐败更加隐蔽，使案件更难以查处。

四是涉黑式。

逐渐与黑恶势力进行勾结。

五是腐败犯罪呈现国际化趋势。

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惩罚成本在一定时期相对固定，且惩罚成本很低。

一是财产处罚很少；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四是惩处法规弹性过大，刚性不足，司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上图的理论曲线并不能真正体现腐败行为的深层次根源，应对其进行修正。

受反腐力度等因素制约，现实中的腐败理论总成本曲线（ＣｔＣｔ＇）要下移，使腐败成本低于腐败收益，腐败行为是“有利可图”的。

三、腐败现象存在的机制分析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两种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反腐败工作制度化进程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反腐败呈现出“案件越抓越多”的被动局面。

因此，对腐败根源进行深入探讨，对治理当代中国腐败的制度性病理机制大有裨益。

（一）激励机制。

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成为腐败行为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激励社会成员特别是公职人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激励意味着以某种形式的奖励使组织中的个人为组织目标而努力。

当前的激励机制是在打破大锅饭机制后逐渐形成的。

现行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激励机制存在明显的问题：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功绩制原则贯彻不充分、财政预算制度不完善等，这些问题导致激励机制必然被扭曲。

（二）机会结构。

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腐败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

腐败机会多、从事腐败的难度小是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

腐败本身的利润率很高，成本很小，例如，很可能就是签个字得到的收益就很大。

主要原因一是权力大且集中。

“一把手腐败”现象特别严重，反映了权力大且集中的危害性。

大权在握又无监督，自然容易腐败。

二是自由裁量权大。

三是经济改革的措施极易造成某种形式的双轨制或某种形式的主动设租，比如政府放开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很可能成为这一领域内政府允许的提前起跑者，并因此占据有利位置，获得巨额租金。

（三）约束机制。

约束机制的力度不够，表现为“自律约束机制弱化”、“责任约束机制乏力”、“制度约束机制疲软”、“舆论约束机制欠缺”。

四、治理腐败的建议与对策由于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反腐败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这也是影响反腐败力度不够、致使腐败成本偏低、腐败问题解决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反腐败的对策与建议：（一）加强惩罚机制，提高腐败成本。

如果在查处腐败行为后，除了降职减薪外，腐败者还将受到罚款、审查、监禁、社会歧视、丧失名誉等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损失，且全部纳入腐败成本中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

因此，腐败的成本要取决于腐败得到惩罚的成本，那么，加强处罚机制，扩大对腐败的查处范围，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使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思想上后悔莫及，提高腐败的成本，从而使腐败行为有所收敛，使腐败者抛弃侥幸思想，产生畏惧而不敢腐败。

（二）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提高查处概率。

造成腐败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太低。

一些地区和部门的某些案件，查处久议不判，领导庇护，地方保护，通风报信，大事化小，动软不碰硬，查下不查上等，严重降低了反腐败的效率。

要建立快速、秘密、高效的查处案件程序，提高查处概率，要把反腐工作做得好不好作为考查各级党政领导和各部门领导工作实绩的一个重要依据。

领导者失职以致发生严重腐败问题或者为了地方、部门利益纵容、袒护腐败行为的，应当追究其责任。

（三）完善激励机制，增加廉政收益。

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是由丧失的薪金和额外惩罚构成，那么，提高腐败成本的“反向举措”就是增加廉政收益，即“高薪养廉”，提高政府官员的薪金。

我国目前公务员工资待遇偏低，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指数适当提高其收入水平。

另外，还要继续整顿工资外的收入，将工资外的补贴、福利等纳入工资内，逐步实现实物福利货币化，不断完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增加廉政收益，可以使政府官员在“高薪”激励下，增强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风险意识，提高自我约束、拒绝腐败的能力，促使公职人员通过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获得较好的工资待遇。

（四）建立健全法制。

随着我国进入“矛盾凸现期”，各种利益冲突和资源配置不均现象的出现，使得反腐败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缩短制度与问题的滞后区间，提高执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才能缩小制裁腐败者的自由裁量空间，遏制腐败的蔓延。

（五）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我国腐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制度不均衡，对政府官员约束的制度供给不足，“公权”使用泛滥，限制市场主体的某些制度又过分供给。

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就是通过制度制约把以寻租为特征的腐败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建立完善权力制衡机制是当务之急。

（六）加强教育，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

按照“经济人”的假说，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的，但如果欲望无限膨胀，思想腐化堕落，他们也会丧失理性。

纵观近年来被查处的一批高官的腐败轨迹，剖析其腐败的思想根源，无一例外都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发生了错位、扭曲和颠倒。

所以，腐败的产生还在于思想的腐化堕落，道德和理性的缺失。

加强教育，培养理性，成为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不仅要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而且要防患于未然，预防腐败，加强政府官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的教育和道义责任、人文素养和社会良知的培养，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得“不愿为”的自律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农业银行铜山县支行）理论探讨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