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看魏晋名士
世说新语读后感_7
世说新语读后感世说新语读后感1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
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
有人诣见料视财务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麓，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末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
于是胜负始分。
意思就是：祖少士贪财，阮遥集喜好木屐，都是常常自我谋划管理。
同样是一种问题，可是还不可以由此分出两人高下。
有人到祖少士家去，看见他正在清点查询财务，客人到了，还没有整理整理完毕，剩下两只小木箱，便放在背后，侧着身子遮挡，心神没办法平静。
又有到阮遥集家去的。
看见他正在亲自用口吹火给木屐涂蜡，因而叹息到：“不知这一辈子会穿几双木屐！”神态安闲自在。
于是两人的高下才分出来。
读完这一则我不禁为祖少士的问题而笑出来。
钱乃是身外之物，人去世了不可以把钱带走，人活着也不可以把钱看的太重。
钱虽然是每人都渴望的得到的东西可是不可以把每一块钱都看的十分要紧那样的话将会先把自我的生活搞的一团糟再把其他人搞乱。
这就成了得不偿失。
不只会搞乱生活并且还会有偷盗的心里总觉的不满足。
如此最后还会害了自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大家喜欢钱可以，但要光明正大的得到。
大家要掌握以一种视资金如土的方法去看待资金。
资金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些人把资金当作一种工具去做坏事。
拉拢人心。
钱会使人走向犯罪的道路。
钱毕竟不是万能的。
所以还是让大家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正确的认识资金不可以够被资金所迷惑不可以被资金所借助。
大家仅有正确的看待资金才不会让生活被资金所搞乱。
世说新语读后感2《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
它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政治、思想、道德、文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皆有涉及，由长短不一的一千多则小故事组成，注重描写人物的形貌、才学、心理，善于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其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鲁迅曾经评论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魏晋风骨 名士风流
魏晋风骨名士风流志人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为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世说新语》。
它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代表了当时志人小说的最高成就。
内容上展示名士风流，思想上彰显魏晋风骨。
笔法简约隽永，没有铺叙和过多描写，直呈人物本身最有特征、最富于意味的动作和语言。
如今我们一提到“名士”“风流”习惯性将其与“魏晋”联系起来，这与《世说新语》这本小说本身有着莫大的联系。
标签：《世说新语》；语言一、《世说新语》的思想内容（一）内容——名士风流彰风骨《世说新语》反映了土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他们标榜推崇儒家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为人处世以及生活的标准。
与此同时也崇尚老庄的自然玄理，无为禅说。
其中大多篇章描述魏晋风度名士风流。
土族文人放荡的行为、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淡反映出当时魏晋时期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同时也对魏晋上层社会士大夫的斗争、社会风尚、人际关系与交往甚至是文学艺术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展现。
此书主要记言记事，但也有一些风景描写的山水小品。
1.孔门四科（1）《文学》谈禅《文学》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尾柄确几日：“至不？”客日：“至”。
乐因又举尾日：“若至者哪得去？”于是客乃悟服。
乐辞约而旨远皆此类。
谈禅的名士，因谈禅理难通，就用动作来启发和暗示。
这则玄谈即是相喻于无言，彼此默契于心。
表现了佛教禅机的神秘色彩和玄谈言约旨远的特点。
（2）《言语》寄思《言语》篇中部分描写了国破家亡后，一些南下士族官吏的思想情绪。
较为典型的有如下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正白有三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此篇反映了东晋高级士族官僚无法收复失地的软弱无能和没落情绪，于此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
2.正褒反贬（1）《雅量》容人魏晋时期崇尚的风度即如王子猷类似的放荡任性行为，尤其知识分子更是追求兴之所至的意境，及平时生活态度的潇洒有致。
《世说新语》魏晋一段烟云水气的风骨
世说新语》魏晋一段烟云水气的风骨荷衣魏晋是一个战火频仍，政权更迭不断的乱世，也是一个精神自由，美学艺术打开新境界的盛世。
就像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重重矛盾的时代，有必须时刻直面的死亡，也有因生命无常而诞生出的“人”的觉醒。
因为洞悉了生命的无常，打破了礼教的束缚，魏晋的名士活成中国史上最有趣，最自由，最恣意，最洒脱的一群文人，他们追求人格之美、思想之美、自然之美、精神之美、仪容之美、深情之美、形式之美、语言之美，性情之美，以文学、以书法、以绘画、以诗歌、以雕塑，甚至以生命书写着魏晋风骨。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小故事，一日夜里，琼英纷纷，玉蕊匝地，住在山阴的王徽之半夜醒来，命人开窗上酒，一边赏雪一边小酌。
望着眼前一片皎洁无暇的天地，他吟诵起了左思的《招隐》，忽然间就想起来戴逵这位隐士。
于是，当即命人驾小舟前往刻县，一夜风雪茫茫，涉水而来，就在次日清晨赶到戴逵家门口时，王徽之却命人原路返回。
随行的人不解忙问缘由，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徽之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在魏晋十分显赫的氏族，他的父亲是王羲之，弟弟是王献之，两人并称书法史上的“二王”，在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族，王徽之不仅没有黯然失色，反而以率真洒脱的名士风度，成就了他书法和人格的风骨。
后人评价他的书法“徽之得其（王羲之）之势”，可见他的书法成就之高。
在众多的兄弟之中，王徽之与王献之感情最深厚，王徽之与王献之皆病，王献之先去世，因为担忧他的身体，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王徽之一直记挂着王献之，便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子敬（王献之的字）的消息。
”身边的人支吾不肯作答，他随即明白自语：“此已丧矣”。
说话时他的表情看似很平静，并马上叫来车马前去奔丧。
来到灵堂，他取来王献之的琴，以琴声寄托哀思，虽未落泪却越弹越难过，终不成曲调。
于是以琴掷地，长叹一声“人琴俱亡”，此后，不过一个月，王徽之也随之故去。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_2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世说新语》读书笔记1古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世说新语》就像无数宝藏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世说新语》叙事简明，精炼生动，为小品文之典范，词汇之丰富，远远超过其他笔记小说，对后代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影响。
刚开始读《世说新语》，总是囫囵吞枣着看，有些字词的意思也不是很了解。
后来，作为“小书虫”的我被《世说新语》中的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所吸引，看得越发仔细起来，遇到不懂的词句也会耐心的查《古汉语词典》。
大部分文言文不仅有趣，而且也带着许多道理呢。
其中，“德行”篇中有一篇__让我记忆犹新：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
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
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
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这篇__的意思是：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表示为难。
王朗却说：“好在船还比较宽敞，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强盗来了，王朗就想丢下那人不管了。
华歆说：“开始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正是为了这一点。
既然允许他搭我们的船，怎么可以因为情况危急便把他扔下呢?”于是仍像当初那样携带关照那个人，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王朗的优劣。
王朗表面上大方，实际上是在不涉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送人情。
一旦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矛盾，他就露出了极端自私、背信弃义的真面孔。
而华歆则一诺千金，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就一定要遵守。
我们应该向华歆学习，守信用、讲道义，像王朗那样的德行，是应该被人们所鄙弃的。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2从《世说新语？俭啬卷》中的四个故事说起。
《世说新语？俭啬卷》中有九个晋人俭啬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是说王戎。
一：王戎担任司徒时既贵且富，在京城的首善之地都数一数二。
王戎亲自掌管田契，经常与夫人在烛下计算财产。
“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是琅琊王氏在东晋极盛之时。
在西晋琅琊王氏并不是一流的门阀，河东裴氏、颖川荀氏的声望当时都比琅琊王氏要稍高一些。
从《世说新语》谈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从《世说新语》谈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意义关键词：魏晋风度;精神内涵;时代意义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漢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魏晋名士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一种异于流俗的、超群洒脱的方式生活着并重新思考、诠释生命的意义，构筑了文学史上一道绚烂夺目的风景。
一、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魏晋时代是美的自觉的时代，《世说新语》中晋人发现了人物的美，包括人物的自然美，行为美，更重要的人格美。
如果说道家求真，儒家求善，那么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则求美，他们赋予美特殊的内涵。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魏晋时期品评人物即是从人物外貌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以一种艺术审美的眼光对人物精神风韵进行关注。
对于自然美，魏晋士人特别追慕姿容行止的洒脱俊逸，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
《世说新语》专门有《容止》篇来表现时人的仪容之美。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当时以白皙、瘦弱、清俊为美，魏晋士人这种瘦削俊逸的形貌也恰增添了一些仙风道骨的清逸之气。
对于人格美，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象”和佛学“略形取神”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重视人的内在神韵。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魏晋人常喜爱用自然之物来比喻人物，这是人格美的一种整体表现，这种描述方式使自然美与人格美相互映衬。
从《世说新语》看晋人的出世入世
从《世说新语》看晋人的出世入世对待以山水为依托的生存方式的情感与态度，作为魏晋士人山水情怀的重要元素之一，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出世情怀”；相对于此的，即是一种“入世情怀”。
魏晋风度绽放着清峻淡远之美，看似放达、通脱的士人行为也确实会叫人联想到世外的高士；那便不妨立下这“出世情怀”和“入世情怀”的名目，依寻着士人们解放、自由、旷达的行为之“迹”，探究一下此“迹”背后的“质”。
入世情怀动荡的时代，士人的选择多半只有两条。
要么隐世避居，要么各侍其主。
从事实看来，曹魏、西晋时代的士人们，多半选择的是后者。
建安之风，在乱世之秋一定程度上也是极具吸引力的。
魏武的理想，是齐桓公的霸业，选才与能讲的是为才是用，他为当时注进的是慷慨悲凉的士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徒叹乱世生命的悲忧，不如慷慨振作，一同去建立万世的基业。
不是被曹孟德杀掉的士人孔融还曾经被曹魏风气所吸引，进入其政权内部，并还企图劝王朗北来投奔曹操吗？如果说曹操的时代，是因一种新的风气吸引士人竞相入世，那么到了曹丕魏文的时代，因为道玄思想已在整个社会结根滋长，作为政权核心的主导者，曹丕走的是一条与士风同流之路。
政治上他提倡轻法息兵的道家精神，并为了表明此意，还曾向孙权寄去自己的《典论》与诗赋，他那些早已受道玄思想影响的臣子们，看见自己的皇帝尚且爱好文学，尊奉黄老，自然更是大畅玄学、旷达之风气，上者倡之，下者和之。
司马氏的王朝不是象曹氏父子吸引士人入世，司马氏对待士人的手段很残酷；对依附曹魏的士人，采用了残酷的杀戮手段；对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士人，也多半加以杀害。
名士们除了进入司马氏的政权外，几乎毫无别的选择。
被迫入晋的士人们是带着一种苍凉之情入晋的，他们眼中的山水，是宣泄悲凉情感的“道具”。
而主动采取一种与政权合作的态度的士人们，则日子过的大多轻松愉快，山水在他们的眼中也是“道具”，却成了关乎自身得失、置名置利的道具。
入世的大前提下，士人们山水情怀的表现形式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类型：“士不遇情怀”、“怀故情怀”、“沽名钓誉之道具”。
魏晋名士
魏晋名士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
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
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
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
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
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
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
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
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
’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文档资料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一、狂狷的表现“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仁诞》）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
” [3] 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
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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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
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
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
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
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①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一、学术史回顾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
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
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
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
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
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
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琴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小雅·鹿鸣）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诗·大雅·既醉》）①陈洪著，《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据萧家成《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一书的表述：“酒文化就是围绕酒这一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
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的总和。
①”关于酒的起源，主要有着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两个传说，当然，对于杜康造酒这一传说在古籍中的记载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
少康，杜康也。
②”但是后代也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考古发现的酒具将酒史向前延伸了数千年。
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有大量的酒具存在，酒史之悠久可见一斑。
对于酒的起源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这里我们就略过，仅谈谈酒与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酒，从它产生以来，就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更与文人墨客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至魏晋，酒在魏晋名士生活乃至生命中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谈起魏晋名士，我们心中浮现的必是洒脱不羁的浪漫文人形象。
饮酒、服药的风气则更是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
《世说新语》是最能体现魏晋时期士人风范的作品，其中有《任诞》一篇，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最能体现“任诞”之风的莫过于饮酒，所以《任诞》篇共54条，其中提到“酒”一字的就有26条，占了几乎一半，更不用说那些不提及“酒”但实际言饮酒，如《文学》篇中的阮籍借酒避司马氏，但最后还是写了一篇时人谓之“神笔”的文章（第六十七：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
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
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
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
时人以为神笔。
③）之类的条目了。
这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酒在魏晋名士生活甚至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虽然酒有着非凡的魅力，但同时也是有着无尽的苦闷和无奈，而最能体会酒中苦辣酸甜的，也莫过于魏晋名士。
正如研究酒与艺术的鲁克兵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一时期（笔者注：魏晋时期）离酒更近，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时的①萧家成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②转引自萧家成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③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人们离酒更远。
①”题中“药”一字涵盖的内容太广泛，但在这里我仅仅指的是魏晋名士所嗜的不同寻常之药——五石散。
五石散，据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其他》所述：“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
②”据《抱朴子·金丹》说：“五石者，丹砂、雄黄、白凡、曾青、慈石也。
”而唐人孙思邈则在其《千金翼方》里说五石是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英、钟乳、石硫黄。
③虽药方用料不同，但其功用却大概一致，可以轻身延年、益精补气、令人有子、治疗疾病。
相传五石散出于汉代，至魏晋正始年间，由于名士何晏服用此药获得神效，遂风行一时。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用之者寡，靡有传焉。
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也④。
而且何晏自己也说道：“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⑤”由此可见服散在魏晋时期的风行了。
而据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记载，说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
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
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而且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
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
但吃药之后的发冷恰恰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
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
因此五石散又名寒食散。
只有一样不必吃冷的，那就是酒⑥。
在《世说新语》中，虽然明着提到“吃药”、“服散”一类的话并不多，但纵观全书，，写名士们吃完药“行散”之类的话却也是随处可见的。
甚至连走路一词都慢慢的被“行散”所取代，由此可见吃药在魏晋士人中的盛行程度了。
所以，酒和药就一起构成了魏晋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成了他们寄托情感或者实现自我的手段了。
换句话说，酒与药在魏晋名士的生活中①鲁克兵著，《执着与逍遥——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②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③转引自陈洪著，《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④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⑤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⑥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若想要更加真切地认识魏晋名士，探讨其人生、其人格，酒与药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三、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说到魏晋名士在这里首先要谈谈中国的“士”。
士在西周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品级，是靠田地税收生活的非体力劳动者，从事下层官吏与侍卫、出征等事务。
自春秋战国以降，社会秩序崩坏，“士”阶级的地位也产生上浮和下沉的分化，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①。
自孔子率先提出“士志于道”之后，“以天下为己任”便成了“士”的基本特征。
但是“士”的这一传统特征是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可以集学者、地主、官僚于一身。
其中魏晋南北朝时代因儒学中衰，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高僧更能体现“士”的基本精神。
“士”又有着独立的品格和牺牲的精神。
从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身”（《孟子·尽心上》）的杀身成仁，到汉末党人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清道夫，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休戚与共，都成为儒学之士的人格理想。
而从庄子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缮性》）的存身之道，到阮籍的“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②”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处世态度，都有从抗世疾俗的角度维护了社会基本价值，并成了道家名士的人格理想。
而“名士”，先秦就有此名目，但名士成为明显的阶层，并活跃于社会当在东汉后期，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王室渐渐衰微。
随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西周强盛局面的结束，社会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革，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军①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②《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中华书局，第1361页③《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嵇康，中华书局，第1369页事实力不断下降，诸侯实力在摆脱“周礼”的束缚后迅速增强，以至能与天子分庭抗礼①。
在这种情势下，士人阶层的人数急剧增加，且随着社会又一次大分工的出现，士的分化也相当激烈，加之私人设教的出现，教育的贵族垄断开始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平民接受教育，挤入“士”阶层的情况也很普遍。
于是人数众多的士人阶层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成了社会上的一支主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名士”指的是“名望高而不仕的人”。
《礼记·月令》：“[季春三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郑玄注：“名士，不仕者。
”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这样的定义合乎春秋战国及此前的社会名士的实际情况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