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动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缘起东亚合作的日益增强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日益改善的国际背景。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东亚金融危机使各国醒觉，增强了深化经济合作的紧迫感。在这场世纪末的大危机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处理东亚金融危机。当时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些经济学

家就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严重质疑，认为在拉美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药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给面临金融危机的所有国家。而事实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的迟钝与失误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东亚依靠别人的救援是不现实、不成功的，只有加强自身的合作才能拯救自己、发展自己。其中，日本对东亚经济联合的态度在危机后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积极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防范危机。2000年2月2日，日本为印度尼西亚、南韩、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的资金，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提供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这是日本力促东亚联合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开创互利双赢新局面的需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游离于区域经济集团化之外。无论是从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潮流，还是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密切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失为一项审时度势的战略。同时，中国与东盟合作，也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增进互信，消除误解，这不仅对双方经济的发展是双赢的，而且对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有利。

对东盟国家而言，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地理上与东盟相依相连，无疑是东盟理想的经贸伙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一直没缓过气来，“9·11”恐怖事件后，由于美国经济下滑，对美国市场严重依赖的东盟国家随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东亚地区，只有中国经济仍然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东盟认识到，与中国合作，搭中国经济快车是摆

脱目前困境和保持今后发展的重要出路。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深化经济合作关系，因而是东盟一项及时而必要的战略选择。

第三，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衰退，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增加对非美国地区的出口，而对增加本地区的出口就成为最优选择。中国同样需要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东盟必须将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上日程。

第四，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成功鼓舞了中国与东盟。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使美加墨三国都获得了自由贸易利益；由吉布提、埃及、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南非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已经在区内实现了零关税，并将在2004年由自由贸易区顺利过渡到关税联盟，以区域合作积极应对全球竞争。这都使中国—东盟各国对加强区域合作增强了信心。而且，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WTO的法律框架是相容的，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的。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机制

2002年11月在金边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蓝图规范化和具体化。《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目标是双方“结成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核心内容是确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和时间，为自由贸易区奠定法律基础”。同时，该协议规定了长期实现自由贸易的“早期收获”方案和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给予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非世贸组织成员国以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承诺以及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领域的未来谈判安排等内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它是广义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还确定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除涉及国家安全、人类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艺术保护等世贸组织允许例外及少数敏感产品外，其他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关于货物贸易的谈判从2003年初开始，服务贸易的谈判和投资也将同时进行。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商定将以农业、信息通讯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促进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为重点，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在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分析及统一国际、国内视角的基础上，对原有合作理念和范式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方式多样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采用区别对待，渐进的方法。关于货物贸易，根据已达成的协议，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除极少数特殊产品外，所有新产品的关税将降至0.5%，并取消所有非关税措施。对于服务贸易自由化，尽管这是中国较薄弱的

领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大大低于东盟国家，但中国仍将在向WTO承诺服务领域开

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东盟国家进入中国服务领域的机会。投资自由化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要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和法规要透明，同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的国民待遇。由于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实行分阶段的投资自由化较为现实。对于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产品，分为保护、暂时保护和敏感等类，逐期开放；将老成员和新加入的成员区别开来，新成员中有能力的可以先加入自由贸易区，其他成员有过渡期。

第二，合作范围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着重于经济领域，而且也有赖于双边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双边的政治互信及安全合作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以发表中国参与湄公河区域合作的《国家报告》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的全面合作。《国家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今后参与湄公河合作的计划和重点项目，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视和支持。以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而《联合宣言》确定了双方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内容和组织机制，表明中国在继续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双方的需求，不断地开发新的合作领域。同时，经过多年的谈判，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第三，多层面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是对WTO特例的运用。中国入世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互投资扫清了道路，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WTO的无歧视原则，并不排斥成员国内部的互惠安排，WTO承认经贸合作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使得区域合作作为一种过渡的途径；最终有助于达成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整个亚太区域合作组织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原有的APEC、东盟、新廖柔三角区的基础上建成的，是亚太区域合作组织中大圈套小圈中的中圈，具有过渡性，在整个东亚合作进程中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它为从“10+1”推进到“10+3”，吸引日本和韩国加入形成更大的一圈的自由贸易区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