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中印两国是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邻国，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汉朝与印度的孔雀王朝便建立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中印两国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和交流。
一、历史文化交流1.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
公元1世纪初，佛教传入中国，获得了汉朝皇帝的支持和广泛的传播。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增加。
隋朝大业年间，第一批印度的佛教文献被翻译成中文。
唐朝时期，印度佛教大师玄奘（唐僧）来到中国，将印度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中文。
这些翻译出版的佛典，对中国的佛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2.印度教影响中国印度教虽然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其某些元素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印度的瑜伽术，使中国的养生术和宗教更加充实和丰富。
此外，印度教的神话故事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
3.博物馆的成立中国和印度都有许多博物馆展示各自的文物和历史。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与印度的塔基拉玛宫博物馆分别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在相互间进行了多次文物的交换展览。
此外，为加强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国还在印度开设了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
虽然在历史上中印两国有着悠久而广泛的文化交流，但在现代世界化的浪潮下，中印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面临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挑战与机遇。
1.文化交流的发展近年来，中印两国在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
许多中印两国的学者、艺术家、演员、作家等相互访问并举办文化交流活动。
例如，印度的泰姬陵等著名古迹在中国进行了展示，中国则派遣了艺术家等前往印度举办艺术活动，加强了两国文化互相的了解和交流。
2.科技合作的发展随着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印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在此方面，两国之间的合作逐渐从技术转移到了基础研究，从单个项目合作到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到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时期。
在这段由汉族中央政权转变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背景下，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不可避免。
这个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限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更包括了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交融。
这种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宗教方面。
首先，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
例如，南朝刘宋皇室与北方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婚姻联姻，使得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建立了亲缘关系。
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融合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交融的进程。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传入与交流，也对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产生了积极影响。
佛教一度成为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宗教之一，从印度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信仰。
佛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同时也带来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这种宗教与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此外，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还表现在语言和文学方面。
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使得北方方言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汉族士人也开始学习并使用北方方言。
这种语言上的融合，不仅促使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还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文学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以文人士人为主导，他们来源于不同的民族背景，因此他们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融合了多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
这种文学上的融合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表达方式。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在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段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是政治和宗教上的交流，更涉及了语言、文学和思想观念等方面。
这种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正是在这种交流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魏晋南北朝文化。
中印文化交往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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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窟：见证中印文化的交流历程
佛教石窟：见证中印文化的交流历程作者：赵声良来源：《中印对话》2019年第01期印度和中国都保存着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古代佛教石窟，见证着数千年中印文化互动交流的历程，从不同的角度代表着东方式的哲学思维方式。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形成了千百年来两国文化相互关联的重要纽带。
而印度和中国都保存着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古代佛教石窟，见证着数千年中印文化互动交流的历程。
中国和印度在文化理念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代表着东方式的哲学思维方式。
文明的对话作为敦煌石窟的管理和研究单位，敦煌研究院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与印度英迪拉·甘地國家艺术中心等学术机构进行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共同举办过学术研讨会。
在2004-2005年间，双方学者成功进行了互访活动。
敦煌研究院两名学者在印度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印度甘地艺术中心也派遣了三名学者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
此后，敦煌研究院还不断派学者到印度考察，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源流等问题，印度学者也时常到中国参加学术活动。
2018年9月，敦煌研究院与印度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印度文献的学习、鉴定和编目、两国佛教艺术比较研究、联合办展、学者互访、书籍出版、共建“文化角”等方面展开持续合作。
同年11月，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举办的“阿旃陀与敦煌”佛教艺术高级研究班，邀请了印度相关专家参予授课。
12月，由敦煌研究院与印度安贝德卡尔大学（Dr. Babasaheb ambedkarmarathwada University.BAMU）共同组织、在安贝德卡尔大学举办了“中印文明对话论坛”。
安贝德卡尔大学所在的奥兰伽巴德市，以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印度石窟阿旃陀石窟、埃罗拉石窟著称于世。
在这里举办“中印文明对话论坛”有着特别的意义。
安贝德卡尔大学副校长B.AChopade教授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李碧建公使先后在论坛开幕式致辞。
中印文化交往的前世今生
姜景奎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到底有多悠久，始自何时，至今没有定论。
从文字记载看，历两千余年而不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
季羡林先生把中印文化交流史分为七个阶段：一、滥觞（汉朝以前）；二、活跃（后汉三国）；三、鼎盛（两晋南北朝隋唐）；四、衰微（宋元）；五、复苏（明）；六、大转变（明末清初）；七、涓涓细流（清代和近现代）。
笔者添加一个阶段：八、蓬勃发展（当代）。
在这悠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印两大文明相互接触、碰撞，进而吸收、改造，直至融合、同化，演奏出一章又一章壮美的人类文明交响乐。
概言之，“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现代社会，人类通过电话、网络，随时可以交流信息。
古代则大不相同，纯物质的道路交通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
中印是邻居，之间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阻隔，但两大民族却克服了千辛万苦，硬是用双脚走出了三条通道。
其一，西域道，即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其二，滇缅道，即从我国四川、云南经缅甸到达印度的通道。
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这条通道即已存在。
其三，南海道，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条通道在西汉时已经确立，起点在日南（今越南境内），终点在黄支（今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拉姆）或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一个关于糖的故事严格说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首先始于物质文化交流。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发现四川产的布和竹杖经由印度转销大夏。
据考证，古代由中国传入印度的物产主要有丝、瓷器、茶、金属、植物、手工制品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主要有琉璃、水晶等。
这些物产流转，大大丰富了中印两国的物质文明。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两大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
中印两国在天文历算、化学医药、工农业技术乃至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交流。
天文历算方面，中国的二十八宿说影响了印度，印度的七曜和九执说影响了中国；化学医药方面，印度有医僧来华，有医书入华，大大丰富了中国医术学和医药学，发展了中国的实践医学。
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中印两国虽然拥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但他们的历史交流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两国之间的往来与交往曾经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本文将探讨中印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并梳理这些事件中所蕴含的共性和差异。
古代时期：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中印两国古代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当时中国的商代末期和周朝初期，印度的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正有一定的文化和贸易交流。
据《史记》记载，汉朝时期，一位叫做佚名的汉使曾经到过印度，这标志着两国之间的正式接触开始出现。
在古代，文化交流是中印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两国文明传承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例如，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秦始皇时期，印度国王善无畏遣使来华，与秦始皇交好，并从中国学习了建筑、制陶和饮食等方面的技术和文化。
在汉武帝时期，印度使臣谒见汉武帝，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而在唐朝时期，印度的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先后传入中国，标志着两国联系的更加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两国当时均为世界上最为富有的经济体之一，两国之间的贸易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更为频繁。
历史学家曾经称之为“印度海洋贸易”。
中世纪时期：纷争和对抗中世纪时期，中印关系的发展出现曲折，这其中包括了土地争端、宗教差异以及文化互相影响的因素。
在印度教传入中国后，印度教和佛教两种宗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唐朝时期，大唐传入的佛教曾经成为了中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平安时期的日本，佛教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文化。
中世纪时期的中印关系也受到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制约。
印度在那个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自然资源产出地之一，中国的大量人口和长期的黄河洪水造成的土地限制导致了对印度资源的需求，这局面也逐渐演变成了争夺。
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国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时期，这段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次分裂的历史过程。
与政权的更迭和战乱相伴而生的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本文将探讨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由鲜卑族、匈奴人及胡人所建立，南方政权则是中国的传统王朝。
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几百年，期间双方政权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与交流。
其中文化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内涵，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语言文字的交流与融合。
鲜卑族、匈奴人及胡人通常以鲜卑语、匈奴语及胡语为母语，而中国南方政权使用的则是汉语。
随着南北交流的不断深入，北方政权逐渐接受了汉语，并将其作为官方语言，促进了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文化融合。
除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南北朝时期还有着广泛的文化互动。
北方政权多数是鲜卑族和匈奴人建立的，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政权代表了传统的汉文化，宫廷文化、文人墨客的活动也在南方繁盛发展。
南方的文人经常会到北方政权所在地，与北方的学者交流并互相切磋。
这种文化碰撞使得南北文化得到了相互影响与共同发展。
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南北文化的交流，也有着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南方政权中，经常会有被北方掠夺的鲜卑族、匈奴人作为俘虏送到南方，这些人逐渐融入了南方社会，并与南方的汉人文化互相融合。
另一方面，南方政权也派遣使者到北方政权，与北方君主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
这种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南北方的文化内涵，也为后来的历史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使北方政权逐渐汉化，北方的统治者开始接受汉文化，并将其融入政权的运作和社会生活中。
浅谈古代中印文化交流
浅谈古代中印文化交流2010级政法系思政1班黄惠嫒100301113 摘要：对古代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可以从四个阶段去了解：1先秦至两汉时期，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步接触；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印交流的频繁时期；3隋唐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达到一个高峰；4宋元明清，这是中印两国交流的复苏及转变阶段。
通过了解几个阶段的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巩固传统的友谊，加强对各自文化的认识，以便今后两国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各时期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都是具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文化大国。
中印同属于亚洲大陆且是邻国，其深厚的文化沉淀更是两大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印度河、恒河孕育了印度文化；而中国的黄河、长江则孕育了华夏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可以看出，它们的文化是丰富的，古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可谓是多样的。
下面将通过分时期性的了解它们各自的交流，了解它们在古代的文化交往程度，从而加深我们对两国之间的理解。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这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首先面对的是它们交流的起源问题。
据《史记》的《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于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奉命出使西域于13年后回国，他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了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竹杖，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贩卖来的，“身毒“就是指印度，是我国早期对印度一词的音译。
由此可见，这则材料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记载，但今后，各学界对此开端也有各种推测，其中影响较广泛的有cina一词，印度古人把中国称作cina（支那），现在也是。
在印度，最显著的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奴法论》中有记载“支那”一词，关于支那，一般认为是中国的秦字。
法国学者伯希和对此的考证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这样认为。
此外，关于中印文化交流起源中还有月中兔，棉花海贝以及十八星宿等说法，可见中印交流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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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摘要：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佛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国和政府间往来及物质交流是这一时期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最显著特点。
佛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国具体表现为双方僧人学者的往来频繁，比较著名的僧人有法度、竺叔兰、鸠摩罗什、朱士行、竺法护、法显等等；政府间的往来和物质交流主要表现为两国互派使者并献本国珍贵物品；此外，僧人学者们不仅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教义，而且还把他们所掌握的医药知识、科技知识带到中国，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曾产生过深刻影响。
关键字：两晋南北朝中国印度文化交流佛教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已全面展开，双方的人员来往频繁，贸易活动增多，彼此间的了解逐步加深。
然而，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东传。
此外，政府间的往来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
一政府间的往来和物质交流（一）两晋时期据《晋书·四夷传》唯大秦国条下曰：“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
”这说明晋时印度与中国有海上贸易。
《符坚传》中提到符坚平定北方后“凡六十有二王使者皆遣使贡其方物”。
这六十二王中包括天竺，说明符坚很重视西域的经营。
晋时西北和西南到印度的交通都不曾断绝，人员往来很多，尤其是僧人和商人来往的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间的交往也一定存在。
火浣布大家都听说过，魏晋时期印度输入中国的物产中就数它名气最大，《晋书》卷一一三《符坚传》就明确指出：“天竺献火浣布”。
第二要数望舒草了，《拾遗记》卷九：“太始十年（274年）有孚支国献望舒草”。
孚支即浮图之谐音，犹言佛国也。
这都是这一时期中印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和物质交流的重要证明。
（二）南北朝时期继两晋以后，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南北朝时期更近一步发展，印度国王以国书或遣使朝奉以示通好的愿望。
因此，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和物质交流自然也更为频繁。
据《宋书·蛮夷传》，刘宋元嘉五年（428年）迦毗黎国国王月爱至宋文帝的国书：“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于海，其城四边，恶紫绀石，首罗天护，令国安稳。
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者来集，诸寺舍子，皆七宝形象，众庙供具，如先王法。
”梁武帝天监初（502年）印度屈多王至梁武帝的国书也被保存在《梁书·诸夷传》里。
有趣的是，这封国书和《宋书》中的那封月爱王的国书如出一辙，文字几乎是一样，原因不得而知。
这两封国书都言辞恳切地表达了强烈的通好愿望，是中印友好交往的重要见证物。
此外，正史中还记载了不少天竺国遣使贡献的事例。
如：《宋书·蛮夷传》天竺记迦毗黎国于元嘉五年“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
”“太宗泰始二年（466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
”《魏书·西域传》及罽宾国物产与《汉书同》又增记一些国家。
如南天竺国，“有伏丑城，周斤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
城中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浦萄。
土宜五谷。
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
”迷密国，“正元年（451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记有中天竺国物产，比历代所记项目又有所增加。
如貂、火齐、金缕织成、金皮、细摩白叠、好裘等，并说：“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之重沓也。
”“郁金独出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
”天监初，中天竺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朵香、古贝等物。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来华使者很多称得上“相望于途”了。
《魏书》各《本纪》中也有若干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统计，从451年到521年70年间印度各地派使者（其中包括若干商人）来北魏，至少有27次。
与北魏保持联系的主要是北印度诸国，其交通路线是西域道。
这一时期印度的友好使者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奇珍异宝和一些稀有动物，而中国传到印度的主要是丝和丝制品。
在科学技术上方面，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印度僧人来华，印度的一些天文历算知识和医药卫生知识也传到中国。
例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算经》等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同时还记载有《婆罗药方》、《龙树菩萨养性》等医药养生方面的书。
于法开把中印医术结合起来使一妇人顺产就很好的说明了印度医学的传入对中国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说:“于法开，祖术耆婆，妙通医法。
”耆婆是印度古代著名的医生，意思是他学习的医术是从古印度传来的。
一次，他到一家，正赶上那家妇人难产，无法治疗。
于法开说让妇人喝下少许羊肉汤，然后针灸，孩子生下，母子平安。
他同时还会针灸，这显然是中国的传统医术。
从这条记载看，于法开把中印医术结合起来了，是当时的“中西医结合”。
二佛教的传入（一）概况如果说东汉时中国的佛教信徒基本都是宫廷贵族、达官显贵的话，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已经有许多平民百姓信了佛教。
佛教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中逐步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于是印度佛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个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
因此，这一时期中英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佛教传入中国，具体表现为印度僧人来华及中国人到印度去进一步探索佛教。
据《高僧传》记载，这一时期来华的僧人主要有：佛陀耶舍、僧迦达多、昙摩耶舍、僧伽罗叉、昙柯迦罗、僧伽提婆、法度、竺叔兰、鸠摩罗什等。
《续高僧传》对此有又增加：菩提流支、拘那罗陀、那连提黎耶舍、勒那漫提、菩提达摩、那山屈多等。
其中对这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贡献比较突出的要数鸠摩罗什了。
鸠摩罗什，南天竺国人，曾去印度学习过佛经，于公元385年随吕光来到琼州（今甘肃武威）。
401年后秦皇帝姚兴将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并代之以国师之礼。
从此，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并建立起译经场。
他所翻译的佛经有三百余卷，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典，如《金刚金》、《法华经》、《大智度论》、《十诵律》等。
他还广收门徒，登坛说法，徒众达三千人。
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有：第一，他曾亲自去印度学习，他的行动对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榜样作用，有力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第二，他还翻译了大量佛经，不仅有翻译实践，而且有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他不仅把印度佛经介绍到中国，同时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的进步。
而中国古代翻译学的进步，正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大成果；第三，他和他的弟子的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是对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综合体，这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之一，在这其中鸠摩罗什弟子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僧人来华不仅翻译佛经、宣传佛法，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如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建筑、绘画、雕塑等，他们也把这些知识带进中国，传授开来，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吸收和接受印度文化的同时，中国人也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西天佛国的巨大的吸引力。
于是，一些中僧人开始掀起了一场西行求法的运动。
主要有：朱士行、竺法护、智猛、宝云、智严、惠睿、法显、惠生、法力、法朗、宋云等。
其中，法显是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法显，20岁成为正式僧人。
由于对佛经尤其是戒律感到不清楚和完善。
于399年，联合同学一起动身去天竺寻求戒律。
到达北印度后，在那里学习了三年后，在把求得的梵文佛典带回国途中，又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收获了丰富的佛教经典。
回国后，他写出自己历时三十多年、经历三十余国的回忆录《佛国经》(又名《法显记》)，记载了他的行程和所见所闻，对于研究印度古代史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资料。
他还翻译了大量佛经，为佛教在中国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发展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佛教在这一状态下在中国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曲折而显著的发展。
其发达标志主要有：第一，寺庙和僧尼数量激增。
据《魏书·释书记》和《洛阳珈蓝记》统计，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平城京内有寺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四方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
昌中（512-515年）天下有寺13727所，徒吕益众。
神龟元年（518年）洛阳城内寺庙已达500所。
魏末（534年）洛阳有寺庙1367所；天下有寺三万余所，僧尼200万人①。
第二，译经数量的增加。
这一时期印度来华的僧人与以前一样，主要是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由于中外僧人的通力合作，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700余部，1450卷。
第三，中国僧人的佛学撰述增加。
至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已发展至成熟时期。
佛教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师、律师和论师，表现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局面。
人们对佛教精义的理解加深，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当时中国僧人著述，分“注硫”、“论著”、“译著撰集”、“史地编著”、“目录”和“伪书”六类。
第四，不同流派的形成和争论。
南北朝时期各学派较之以以往更是纷纷出现，“各立门户，独尊一经一论，彼此争鸣。
”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发展最鲜明的特点。
除了佛教内部不同学派的争论外，佛教还同道家儒家进行争论，形成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既相互撞击又相互融合的局面。
第五，中国僧人出家有了正式的戒律。
佛教在中国由初期的分散随意开始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这边为僧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站稳了脚跟，人们对于佛教再也不那么陌生，佛教作为一股文化势力开始有力的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
三影响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对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医药方面在第二部分已有提到，下面就主要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宗教哲学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
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
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东汉时期，儒佛之间的冲突在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
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
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
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都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哲学在相互碰撞、吸收中走向融合并大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宗教哲学的发展。
（二）文学第一、想象世界的丰富。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