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初探

《绩效评价视角下高校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初探》摘要：李小华和董军（2012）以MPA研究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公共服务动机对个体绩效的影响，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强的政府公务员绩效更高，不同于家庭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服务动机的形成并不受公共事业部门组织环境因素的影响，但部门文化氛围、制度结构、任务目标、绩效评价等大部分组织环境特征对公共服务动机确实产生着影响，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研究更多以政府公务员为被试群体，针对教师群体，尤其是高等院校教师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很少【摘要】本文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通过回顾我国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发展历程，综述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了现有高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中引入公共服务评价维度的必要性所在，并初步探讨了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主要因素，指出了基于中国背景的高校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局限和进一步发展方向。

【关键词】工作绩效教师绩效评价公共服务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高校教师参与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及动机量表编制研究——绩效评价视角”（课题编号：DJD16014）。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2-0020-02教师绩效评价（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基础。

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能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对高等教育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的社会公共服务属性日益凸显。

高校管理者与时俱进，开始尝试拓展教师绩效评价维度，引入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以更客观、全面地为高校教学管理和人事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一、我国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的发展历程我国教师绩效评价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受阻停滞、恢复发展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在建国初期的初步形成阶段，高等院校在教师绩效评价方面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经验，以教学为主要评价内容；并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以思想政治素质、学术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为主要衡量标准，采用了领导评价和群众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紧接着，受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影响，高等教育陷入全面停滞。

直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教师绩效评价才得以恢复发展。

1984年5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组织，参照西方国家教师绩效评价的实践成果，教师评价内容开始向教学、科研并重的二维评价体系发展；同时，借鉴国内事业单位员工考核方法，以德、能、勤、绩为主要衡量标准，多采用职务晋升和年度考核的评价方式，绩效评价工作开始趋于规范化、制度化。

到二十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加速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也进入了第四阶段。

1991年5月，全国第一次教育督导工作会议颁布《教育督导暂行规定》，为我国教师评价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一时期，竞争机制被引入高等院校管理体制中，计量、统计等数学方法和一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数学模型开始运用于教师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和设立，绩效评价开始向教学、科研、公共服务三维评价体系转变，并普遍采用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二、公共服务评价维度的引入二十世纪80年代，是我国教师绩效评价恢复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大发展时期。

学者们围绕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测量维度、前因后果及中介变量等因素进行了广泛测量和探讨。

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被Perry和Wise（1990）定义为一种“主要基于公共机构的动机所驱使的个体倾向”，是新公共管理研究领域解释个体从事公共服务时具有非自利动机的一种新兴理论。

实践中，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励作用也已被应用于西方国家公共事业部门人员的招聘和日常管理和考核当中。

（一）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作为中西方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重要议题，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共事业部门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效力受到了广泛关注。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主要持有直接相关论和间接路径论两种观点。

持有直接相关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和公共事业员工绩效之间存在着积极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员工的工作绩效水平就越高。

Naff和Crum（1999）通过对美国联邦雇员的业绩评估状况的调研，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和个体绩效存在积极的正相关关系。

Brewer和Selden（2000）则分析了1996年美国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9710名雇员的价值原则调查数据，得出了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正相关的结果。

此外，Lewis和Frank（2002），以及Kim（2005）的研究也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之间具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Rits（2009）则发现，员工公共服务动机中对公共利益和组织的认同感越强，工作绩效就越高。

我国对公共服务动机后果变量的研究起步较晚。

孟凡蓉和马新奕（2010）以东西部140名义务教育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得出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相关的结果。

吴绍宏（2010）对澳门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通过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施加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该将公共服务动机纳入政府公务员的激励体系。

李小华和董军（2012）以MPA研究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公共服务动机对个体绩效的影响，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强的政府公务员绩效更高。

综观中西方学者论点，大部分研究支持，公共事业员工公共服务动机和其工作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通过直接影响或间接路径而起作用。

（二）绩效评价体系引入公共服务评价的必要性我国高等院校教师大部分属于事业编制人员，服务于国家现代化教育事业，承担着培养社会高级人才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使命，工作性质具备典型的公共部门员工的特征。

可以说，高校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对其教育教学工作的投入程度产生着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教师工作绩效和高校教育质量的高低。

近十年，高校管理者已经注意到教师公共服务的参与程度对教师个人发展和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积极影响。

为了构建符合新时代高校教学、科研规律以及社会服务职能特点的教师综合评价体系，诸多高校开始尝试在现有的教学、科研二维评价体系中加入一定比重的教师公共服务评价指标，比如积极承担学生活动指导、为企事业单位授课、提供国家机关决策咨询、接受学校委托的媒体采访等公共事务等，以实现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三维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质”与“量”相结合的全面的教师综合绩效评价。

在此背景下，想要充分调动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基本任务外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并科学衡量教师公共服务参与程度，势必需要深入解析高校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探索、验证不同因素对教师绩效影响的权重大小，以更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师公共服务工作考核的界定范围和评价指标。

三、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一）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在教育领域，我们将教师具有的超越自身和小团体利益，关注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生成长，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能激励自身投入的这种信念、价值和责任感定义为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它对高校教师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属性的必要要求。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自二十世纪90年代Perry和Wise（1990）正式提出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概念以来，经过Vandenabeele（2008）和Kim（2009）的进一步概念诠释以及测量维度拓展，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后果变量（即工作绩效）的探讨以外，PSM的前因变量（即影响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

通过已有文献梳理，大部分针对公共事业员工的前因调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个人特征，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对员工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存在着较大争议。

Perry（1997）通过对295名美国公共事业部门员工的考察发现，在公共责任和自我牺牲这两个维度上，男性的公共服务动机普遍高于女性。

Buelens和Van den Broeck（2007）证实了在处理同事间良好关系方面，男性更具有主动性。

叶先宝、赖桂梅（2011）通过选取福建省337名公、私部门员工进行测量，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男性PSM略高于女性。

相反的，Naff和Crum（1999）对美国联邦政府一万名公务员的调查研究表明，性别和教育水平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最为显著。

其中，女性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高于男性。

White（1999）通过研究性别对个人道德发展的影响，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具道德性。

Kilkon等人（2013）随机抽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329名大学生，调查发现在选择公共事业部门就业倾向上，女生较男生表现出了更高的公共服务精神。

学者们对年龄的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

Perry（1997）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公共责任感会增强。

但Moynihan和Pandey（2007）对274名美国公共信息和通信项目的高管研究否认了这一结果。

2.家庭特征，主要包括父母从业领域，榜样作用，个人与父母的关系等。

Perry（1997）检验了家庭因素对个人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作用，发现父母利他行为的榜样作用越大，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但个人与父母的关系对PSM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Lewis和Frank（2002）通过1989和1998的一项综合社会调查发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会给孩子留下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印象，从而影响孩子未来在私营和公共事业部门之间的就业选择。

Perry（2008）以志愿服务为中介因素，更进一步地调查了家庭因素的影响作用，指出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在家庭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这种形成过程受到父母的显著影响。

3.组织环境特征或工作特征，主要包括组织文化、领导与成员关系、同事关系、制度繁琐程度、绩效评价等。

不同于家庭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服务动机的形成并不受公共事业部门组织环境因素的影响，但部门文化氛围、制度结构、任务目标、绩效评价等大部分组织环境特征对公共服务动机确实产生着影响。

Perry（1982）研究发现，个体绩效的可测度和任务目标的清晰度和个人公共服务动机积极相关。

Romzek（1990）同样发现，组织文化、同事关系和奖励制度这三个因素对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有着显著影响。

此外，Moynihan和Pandey（2007）的实证研究证实，虽然组织文化这一变量的影响效果尚不明确，但制度繁琐程度越高，越会削弱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因此，减少官僚作风的组织改革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