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钱钟书论“暝色起愁”
钱钟书论“暝色起愁”《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之二十九文/周敏《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九则《君子于役》，副标题为《暝色起愁》。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以上是钱钟书对《诗经-君子于役》一诗的节录。
（《君子于役》全诗如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鸡栖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我猜想，这原来就是钱钟书读书时的摘录，他写《管锥编》时直接抄下来的，所以和《诗经-君子于役》原文不同。
钱钟书此则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君子于役》的诗旨，另一个是关于《君子于役》的闺怨黄昏意象（暝色起愁）及其源流。
【诗旨辨正】关于《君子于役》的诗旨，钱钟书主要提出顾炎武的误解加以讨论，指出了其误解的原因，提出了正解，说明了辨正的理由。
《君子于役》诗见上。
那么，《君子于役》的诗旨是什么呢？钱钟书首先抬出了顾炎武的见解：“按《日知录》卷三论此诗，谓古之‘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夕是‘当归之时’，是以‘无卜夜之宾，有宵行之禁’，及夫德衰邪作，长夜之饮，昏夜之乞，‘晦明节乱矣’。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著作，他在这本书中论此诗说，古时候“君子日落时就回家吃饭睡觉”，日落是当归之时，夜间没有宾客往来，路上实行宵禁，后来，人们道德下滑，日落不归，喝酒寻欢，偷鸡摸狗，昼夜颠倒。
意谓《君子于役》是思妇怨夫日落不归。
这是顾炎武对《君子于役》诗旨的看法。
钱钟书对此持否定态度。
钱钟书指出，君子在外服役，有多种可能，不止一端。
有士卒戍边远征者：击鼓南行，零雨西悲；有使臣奔走王事者：六辔驰驱，四牡騑嘽；有马夫随军劳顿者：王事靡盬，仆夫况瘁。
凡此种种，都不可能如种田农夫那样，天天早出晚归，但是也经常昼动夜息。
问题是，顾炎武为何置种种可能于不顾，偏偏认定君子是能归不归并由此认为《君子于役》的诗旨是讥刺时风日下，道德沦丧呢？对此，钱钟书结合顾炎武的生平思想和学识，以敏锐的眼光，判断他是“意有所讽，借题发策”，以至于不怕别人误会他论诗差池。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浅谈宋诗的理趣美
浅谈宋诗的理趣美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诚如此言，宋诗喜欢议论，喜欢在诗中谈论哲理。
但许多宋诗在阐发道理时并非只是空洞枯燥、淡而无味的说教，而往往是寓之于形、伴之以趣，融形、理、趣于一体，从而使宋诗呈现出独特的理趣美。
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
这个说法是宋人先提出来的。
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
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包恢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当推苏轼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七绝从横侧、远近、高低的不同视角去描绘庐山峰峦重叠、变化多姿的景色。
作者用庐山面目随人的现象，启发人们观察事物要“出乎其外”，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乃至发现出美来。
否则，就会被事物的一个局部、一个细节所阻碍，无法客观、整体的把握事物特点。
诗人在自己游山的感受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揭示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一古老哲理。
“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语言浅近，哲理深刻，含有禅言偈语的机锋，至今仍被人引用不疲。
如果说“形”是一首诗的躯体，那么“理”便是这首诗的灵魂，“趣”便是这首诗的性格。
读这类诗歌犹如和一位幽默风趣的智慧老人在谈话，既能让你得到谆谆教诲，又让你感到和蔼可亲。
又如苏轼的另一首七绝《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己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唐道人是天目山中的一个道士，这首诗是作者与他交谈后有感而作。
离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身处雷电之下，雷电似有无穷威力，令英雄豪杰也惊怖失箸（用刘备典故）。
作者由此归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雷霆之威”对于把浮名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是不起丝毫作用的。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钱钟书笔下的“宋诗”汉语言文学1002班郑云丹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
如此简单的罗列出来，可能有的人会不明白，就以一个事情为例，“在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由此可见，宋朝当时的文化是何等的辉煌!此外，还因为当时宋朝正好收拾了残唐五代的那种混乱的割据局面，使人民获得了比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促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
于是便出现了后来“诗”和“词”，( "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
有大量的文人学子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北宋有沈括、辛弃疾、朱熹和李清照等;南宋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
纵观历史，可以说“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朝时期，人们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诗”和“史”的不同二、宋代的五七言诗反映部分真实的社会现象三、宋诗所存在的缺点首先，钱钟书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
在他看来，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历史资料只是局部说明诗歌内容上的真实性，但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1、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和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
2、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
情辞丰腴华采浓
情辞丰腴华采浓，风骨瘦劲幽韵香——唐宋诗赏析及关于唐宋诗之别之浅见诗歌分唐界宋，而在宗唐宗宋的论争之中，历来有不少偏颇之词，且多于抑宋扬唐。
唐、宋诗均自成一代之诗。
唐音未必都是燕赵佳人，宋调亦未必都味同嚼蜡，各有其动人处。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即指出：“唐、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正因为宋人的性分才情与唐人迥然有异，故诗的神理趣味也全然不同。
下面就具体分析两首宋诗和两首唐诗，冀窥唐宋诗异变之一斑，兼驳“抑宋”之论。
一、宋诗两首：（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梅妻鹤子”的林逋历来受人推崇的一联诗句就出自《山园小梅》。
诗之开头，先写梅的品质不同凡花。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百花飘零凋尽，唯有梅花还茂盛妍丽地开放，占尽了小园美好风光。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联诗历来被读者誉为咏梅的绝唱。
梅花之美，不同于牡丹的富丽，更不同于桃花的妖艳，而是一种淡雅娴静的美。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直接介绍，而是只写它的姿态，写它的的香气。
上句，疏落的梅枝，纵横交错，映在清浅明澈的水塘中，写姿态，又不直接写姿态，而重于突出水中的梅影。
下句，黄昏的淡月下，飘散着缕缕幽香，这是写梅花的香气。
中国的传统欣赏趣味，是讲求雅和韵的，不要求强烈的刺激，这里所写的香气，是那种淡淡的幽香，所以很雅致，很有韵味。
疏落的梅枝，是倒映在水中的，读者感受到的是摇曳的梅影，着笔处是水，而且是清浅明澈的水；缕缕幽香，是在月下游动飘散的，（这里，月也是黄昏的初月）是在淡淡的月色下。
这样写，环境气氛，与梅花的姿态幽香显得十分和谐，恰倒好处。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从侧面加强了前面一联描绘出的梅花之美。
“霜禽”，既指寒霜中的飞禽，也指禽的羽毛洁白如霜。
霜禽想要在梅枝上歇息，必须要先偷眼看看，这里写出了霜禽对梅花不敢随便冒犯，而是既爱又恨；而粉蝶如果知道有梅花，也一定对它无限深情。
唐诗过后是宋词读后感
唐诗过后是宋词读后感《唐诗过后是宋词》是一本由钱钟书先生所著的文学随笔，书中以钱钟书先生独特的文学眼光和深刻的思考，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比较。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深受启发，对唐诗和宋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书中，钱钟书先生首先从唐诗和宋词的历史背景入手，深入分析了唐诗和宋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
唐诗是在盛世时期诞生的，而宋词则是在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产生的。
唐诗以其豪放奔放、气势磅礴的风格而闻名，而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特点而著称。
通过对这两种文学形式的历史渊源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和文化价值。
其次，钱钟书先生还从诗歌的形式和风格入手，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唐诗以其严整的韵律和雄浑的气势而著称，而宋词则以其柔美的音韵和婉约的情感而出名。
通过对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
最后，钱钟书先生还从诗歌的主题和意境入手，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解读。
唐诗以其豪放奔放、气吞山河的雄浑气势而著称，而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情感而出名。
通过对这两种诗歌形式的主题和意境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情感内涵和审美趣味。
通过阅读《唐诗过后是宋词》，我对唐诗和宋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唐诗和宋词各有千秋，各有卓越之处。
唐诗以其雄浑豪放、气吞山河的风格而著称，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特点而出名。
在欣赏唐诗和宋词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不拘泥于形式和风格，而是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内在含义和文化价值。
唐诗和宋词都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它们各自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魅力，都值得我们深入品味和欣赏。
希望我们能够在欣赏唐诗和宋词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两种古代诗歌形式的魅力和魅力，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
什么是“诗分唐宋”
什么是“诗分唐宋”（1）“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 亦非仅朝代之别, 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 斯分两种诗。
”“诗分唐宋”, 有两层含义, 一指朝代, 一指风格。
不过, 唐诗有下开宋调者, 如韩愈、孟郊诗派以及杜甫夔州以后的诗；宋诗也有嗣响唐音者, 如宋初的白体与西昆体。
而且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 宋诗也有江西、永嘉之别。
从大体上说, 唐、宋诗的风格颇有不同。
从总体美学风貌上看, 唐诗主情, 以韵胜；宋诗主理, 以意胜。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近代。
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 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
（2）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浅谈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 其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瑰宝, 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呕心沥血所创造出的文学珍宝。
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 其实是就唐诗与宋诗二者间的差别而言的, 但不能忽视的是, 唐诗与宋诗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这要表现在:①唐诗和宋诗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个诗歌史来看, 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收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
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 并采用俗字俚语, 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 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 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
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 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 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 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
②宋诗对唐诗又有创新a. 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 宋人只能向深处挖掘。
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 便是向口常生活倾斜。
琐事细物, 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
且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 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多是普通人。
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正 当本 体 裁 以 划 时 期 ，不 必 尽 与 朝 政 国 事 之 治 乱 盛 衰 吻合 ” … ，文 学 创 作 并 不 是 社 会 变 革 、 时 代
盛 衰 的 翻 版 和 再 现 ，社 会 时 代 对 文 学 创 作 也 没 有 绝 对 的 主 宰 力 量 ，社 会 时 代 的 分 期 与 文 学 创 作 的
否定 “ 社会 造 因说 ”
钱 钟 书对 “ 诗分 唐宋 ” 的 阐释是 以他对 “ 社 会 造 因说 ” 的 否 定 作 为 理 论 前 提 的 ： “ 每见 文学 史 作 者 ， 固 执 社 会 造 因之 说 ， 以普 通 之 社 会 状 况 解 释 特 殊 之 文 学 风 格 ， 以某 种 文 学 之 产 生 胥 由 于 某 时 某 地 ；… … 盖 时 地 之 外 ，必 有 无 量 数 影 响 势 力 ，为 一 人 之 所 独 具 ，而 非 流 辈 之 所 共 被 焉 … … 岂 可 以 时 地 二 字 草 草 了之 哉 ！ ” ＂ 将 文学 视为 时代 精神 产物 的 “ 社 会 造 因 说 ” 是 中 国 现 代 主 流 文 论 的 思 想 基 石 ，胡 适 “ 今 日
之 中 国 ， 当 造 今 日之 文 学 ”、 “ 惟 实 写 今 日社 会 之 情 状 ，故 能 成 真 正 文 学 ” ＿ ３ ｊ ，陈 独 秀 “ 文 学是
“ 诗分唐宋” 的理论 内涵做 出了更为合理的 阐释 。认为与其将唐诗宋 诗视 为唐宋两个社会 阶段 的产 物 ，不如将它 们视为创作主体 的不 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 向，性情 心理 的复杂性决 定 了这 两种创作倾 向往往 交缠在
一
起 。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 的纠偏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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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
钱钟书先生总结了宋诗的特点：1、首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里所谓的“文”，其实就是指散文，而我们都知道，散文和议论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
二是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就成了充满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的说理。
同时又因为时代政治的争辩，和疑经惑古的风气，宋人好议论则更为普遍。
2、其次，以才学为诗。
宋诗好用典，这突出表现在以江西诗派为首的诗派群中。
宋代诗人多博学之才，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正反映了宋诗的特色。
用典其实可以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用典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学术、文化的昌盛也是有关系的。
3、再者，讲求理趣。
苏轼曾言：“物固是理”，又曰：“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
”。
宋代诗人越来越自觉深入到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特别擅长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他们将平凡的世俗事件升华为某种人生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
他们认为追求平淡自然，抹去文字表面的色彩，就自然会追寻字面深处包涵的深蕴。
4、最后，上述三个特点并不是自宋朝才开始的，而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至少都可以追溯到杜甫。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而对于哲理诗而言，宋朝之前亦已有之。
六朝时期的玄言诗，唐代王维的禅理诗，都可以说是纯粹的哲理诗。
但都未能真正形成哲理诗的诗风。
而是直至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善于不时在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出现精警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句，揭示盛衰交替的客观规律，回味往事所带给人的哲理感受。
宋人成功的哲理诗，或称理趣诗，主要是由刘禹锡的这种脱离意象的哲理诗处发展而来。
而如果上溯得更久远些，大致与中国重直觉、重形象的文化心理有关。
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即以水寓理。
在钱钟书先生看来，宋诗与唐诗相较，在题材方面是向日常生活范畴上进一步的拓展，在整体的风格上则追求平淡，而在诗歌技巧上是进一步的精致工整，比如说用典、句式音调以奇拗为主，特别是对于对偶的要求，更严于唐人，讲究公切（王安石），讲究自然（陈师道《观月》）。
宋诗对于唐诗中个别词句更细致的推敲。
如宋人郑毅夫的“一粒不出仓，藏中群鼠肥。
”即比唐人曹邺“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来的简洁。
将唐人所“抒发”过的情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如王维“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
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
”就没有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脍炙人口。
喜作“翻案语”。
典型的如陈彦柔的“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
”其实这既是对前人之作的用典，也是对前人之作的另一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