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物候情怀

古代文学论杜甫的物候情怀陈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数量极多，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杜甫对大自然景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绘声绘色的描写，对这些外在的物候有着复杂的情怀和深刻真挚的抒发。

正是因为杜甫将自己的情感与外在的物候现象有机的结合，使这些物候超越了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具有广阔的文化意义与深厚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杜甫；物候；诗歌竺可桢曾在《物候学》里提出关于“物候”的定义，他认为“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1]，“降霜下雪，河开河冻…候鸟春来秋往，这就叫物候”[2]。

物候在变化过程中相应地产生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如植物的发芽、开花、结果、落叶，鸟的迁徙、昆虫的鸣叫，天气中风雨雷电等，都属于物候现象。

通读杜甫的诗歌，便会发现在他的诗里有很多植物和动物现象，构成杜甫诗歌审美观照的对象，成为他作品独特的表现方式。

在杜诗中，动植物种类繁多，动物类有鸥、燕、鱼、凤凰、鸿雁等，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3]等；植物类有丁香、病橘、落木等，如“江风萧萧云拂地，山木惨惨天欲雨”[3]等。

当然还有不少描写天气水文现象的诗，这些都是杜甫对大自然变化独特观察和绘声绘色描写的结果。

一、物候类型在大自然中受天气变化影响而出现的物候现象很多，在这些物候现象中，杜甫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特殊的一类。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植物物候；二是动物物候；三是气象水文现象。

[4](一)动物物候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5]诗人借助外在的物候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杜甫在特定时期生命意识支配下的特殊选择。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6]，象不仅是一般的客观存在物，而是包含作者特殊情感的象，是诗人主体情感的外在表现。

杜诗中有许多写鱼的诗。

他常用困网之鱼、饥饿之鱼、刀俎之鱼来象征受难百姓。

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

”[3]诗人巧妙地运用“渔夺”一词来比喻那些剥削人民，收刮民脂民膏的残酷官吏，下层百姓就如同网中的鱼，被渔人一网打尽。

在《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中告诫朋友要爱民，“难拒供给费，慎哀渔夺私。

”[3]虽要向百姓收取军费，但要体恤人民。

大历四年杜甫在路途中有感而作《遣遇》：“石间采蕨女…渔夺成逋逃。

”[3]诗中描写采蕨女的苦难遭遇和人民逃难以致村庄空无一人的现实。

批判上层官吏为官不仁，谴责达官贵人对人民施以沉重的苛捐杂税的罪行，使百姓像困网之鱼一样无处可逃。

诗人对受困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真实地反映动乱年代的社会惨状。

战乱年代里，人民就像刀俎之鱼任人宰割，“一国实三公…色悲充尔娱”[3]。

宝应元年四月，严武被召还朝，讵料，“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七月剑南四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诛。

[3]这些所谓的“三公”藐视国家纲纪，乘机作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借伏诛之名滥杀无辜，以至于千万百姓如同刀俎之鱼一般。

王嗣爽《杜臆》评论：“鬼妾”连“马”言之，则色悲者不独鬼妾矣。

“色悲充尔娱”，如目见之，读之酸心。

”[7]对此状，杜甫无不为之惊讶，为之痛心。

天宝十载，杜甫进献《三大礼赋》，对仕途充满期待。

因房琯事件，“公(杜甫)上疏救房馆…坐房馆党也”[8]。

他人竭力营救杜甫虽幸免于死，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认识到仕途险恶。

他挥笔写下《独立》[3]，“此诗言托物兴感，有忧馋畏讥之意”[3]，诗人悲悯自叹，寻求独立之意。

乾元二年，弃官远去，开始他浪迹天涯的漫长之旅。

上元元年，杜甫抵达成都，投靠当地方官的朋友，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草堂。

作《堂成》记载草堂的建立，“背郭堂成荫白茅…频来语燕定新巢。

”[3]。

诗开头两句通过草堂环境的刻画勾勒出其具体方位，中间四句描写草堂本身的自然景色。

通过对草堂四周情况的刻画，把自己经历颠沛流离的苦难后新居初定的生活与心情，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

西南地区优美怡人的自然环境使得杜甫这颗长期漂泊的心得到短暂的休憩。

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隔篱呼取尽馀杯。

”[3]此诗草堂成后春景，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诗人诚朴的性格和喜客的心情。

笔下的群鸥是无拘无束、安闲自在，给诗人宁静的生活增添几分春意。

(二)植物物候自然物象一旦进入作家的视界，便带上其主观情感，投射出诗人的主观色彩。

正如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9]杜诗之“花”物候，正是以鲜明的个性体现出丰富的意蕴。

花开花落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诗人感叹时光逝去。

杜甫在《曲江二首》中描述了一片飞花本是春天的气息。

对杜甫而言，正是这小小的一片飞花，让他洞悉到暮春流逝的讯息。

“风飘万点”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无可奈何的韶华易逝。

“诗以仕不得志，有感于暮春而作”[3]，因感于暮春，故暮春之景与惜春、留春之情汇于字里行间，情景交融。

正是“仕不得志”而有感，故留春与惜春之情蕴含广泛的社会内容。

在《花底》[3]中也是如此，开头便用“千蕊”、“万花”的夸张手法来夸赞花的美。

诗人浓墨重彩地描绘花的情形以及自己看见花的心情。

但最后笔峰一转，叹息“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颜色虽好，却不忍看到其零落，诗人7778的爱花、惜花之情跃然纸上，同时也感概时光易逝。

随着时间的变化，对“花”的感受更强烈。

如“仆夫问盥栉，暮颜靦青镜。

随意簪葛巾，仰惭林花盛”[3]，这是诗人伤年齿之衰。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3]，白发、黄花本是自然现象。

但在诗人眼里，“花”之明媚艳丽、勃勃生机与他与日俱增、无法阻遏的衰颜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令他触目惊心而又不可避免。

最后无奈地感慨：“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

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

”[3]花开花败本是自然规律，诗人却认为“花”匆匆飞去，不曾考虑赏花之人的心情。

就像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手指尖悄然流逝，只剩半生感慨。

(三)气候水文现象风雨现象在不同人生阶段传达诗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处境。

少年壮游时期，杜诗中的风雨意象呈现出积极昂扬的气势，折射出诗人壮志凌云。

如“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

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3]，诗人于开元二十五年到兖州，与许主簿游南池时所作，表现诗人心情愉悦的状态。

在《李监宅二首》其二云：“华馆春风起，高城烟雾开”[3]传达出王孙贵裔的风韵，豪门大家的气派十足。

同时为下文赞扬主人热情好客埋下伏笔。

《夜宴左氏庄》诗曰：“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苇草堂。

”[3]整首诗取象清新自然：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散发出大自然的灵动生趣以及透露出诗人悠闲自得的几分愉悦。

诗人用“落、张、流、带”等字将自然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读之使人感叹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

杜甫应试落第困居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3]的艰难生活时，风雨便是苦难的象征。

《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3]，写于天宝中年，唐明皇用兵吐蕃，以致民不聊生。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

”[3]以凉风起兴，下言群盗纵横，象征时事令人焦虑。

《散愁二首》诗曰：“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

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

”[3]蜀天多阴雨，令诗人联想到连年不断的战争。

杜甫的生活由意气风发转变到四处漂泊，所处的时代也由天下太平变成风雨飘摇。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的动乱使得诗人更加关注和描绘自然界的物候现象，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景。

同时，这些物候现象是诗人在艰苦环境里悲惨遭遇和忧患心情的外化和物化。

二、物候选择的原因(一)自然气候的影响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北方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离海洋较远，或者受地形阻挡，湿润的气流难以到达，降水量较小，空气比较干燥，多陆少水。

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

[10]诗人早期在北方的生活习惯以及创作风格也必然会受当地自然气候的影响。

杜甫未曾到达巴蜀以前，诗里较少有对风雨等天气水文的描写。

而巴蜀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有风，降雨量多。

杜甫入蜀后创作大量描写自然物候的诗歌。

然而，每个时节的景色又不径相同。

在春天他偏爱刻画“春雨”，譬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中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3]、《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3]等，与之不同的是，夔州地势繁琐，峡深山高。

在夔州时则偏爱描写“秋雨”，譬如《雨二首》、《白帝》等。

这都是受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形成。

(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关怀者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乃至自己穷困潦倒仍心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3]的宏愿，其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中国农民以田园牧耕为主，祈求风调雨顺。

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得以丰收，则民生安乐，人民幸福。

反之，则民不聊生。

杜甫站在人民的角度，选取大量的雨意象入诗。

在万物复苏需要雨来滋润庄稼时，则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3]，再如《雨晴》、《喜雨》等。

在久旱无雨时，杜甫又开始替黎民百姓担忧，希望可以天降甘霖解决人民忧虑。

如《夏日叹》：“上苍久无雷…举目唯蒿莱。

”该诗杜甫作于乾元二年。

关中大旱，造成严重灾荒，灾民到处逃荒。

杜甫从洛阳回到华州，时刻关注动荡的时局和受难的人民。

在这首诗里，杜甫寄希望于上天，祈求降雨，减少人民的苦难。

此外还有《雷》、《火》等都寄托作者的希望。

正是因为杜甫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关注和描绘自然气候，促使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被赋予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真正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

(三)体物与缘情在长期动荡的时间里，杜甫苦闷忧虑，百感交集，故将自己忧患苦闷情绪有意识地外化，他将诗歌的两大功能——体物与缘情完美结合。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是以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6]外界的客观物象影响着诗人情感，并由感情生发为文辞，正如《毛诗序》所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1]，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1]。

体物与缘情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十分贴切地描写景物情状，另一方面要借助景物充分表达作者的情感，达到“写气图貌，情貌无遗”，情与景密切结合。

王元化先生认为：“‘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

”[12]最后达到一种“思与境偕”的境界。

对于“物”的范围，则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6]，诗人往往借助外在的物，以物为纽带，创造出情景结合的好作品。

杜诗词组往往将景物与情志紧密结合达到“化合”的程度。

[14]如《曲江对酒》：“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3]在自然界中，桃花杨花本就是自然飘落，黄鸟百鸟也不在乎谁伴随着谁飞行。

但一经杜甫将汉字特殊组合，尤其是“逐”字与“兼”的运用，将一种前后有序的画面感呈现出来，也将自己的情志寓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