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诗剧的创作特征(一)
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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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 澎湃 的诗 歌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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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文学 创 作方 面 来 说 。 沫若 无 论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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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沫 若 的历 史 剧 创 作 在 文 学 史 上
占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现 代 文 学 发 在
展 的 第 一 个 十年 中 ． 沫 若 就 以 其 颇 郭
具 天 赋 的 创 作 才 华 写 出 了 著 名 的 剧 作 《 个 叛 逆 的 女 性 》， 中 包 括 《 三 其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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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里 ．郭 沫 若 为 我 们 塑 造 了一 个 充 满 叛 逆 精 神 和 蔑 视 权 贵 ．且 带 有 新 的 时 代 精 神 的女 性 形 象 。王 昭 君 对 封 建 社 会 王 权 和 夫 权 的反 抗 集 中体 现 了五 四时 代 的精 神 内 涵
概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诗剧合一”特点
概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诗剧合一”特点郭沫若主张“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来进行历史剧的创作，而身为诗人的作家，其历史剧具有独特的“诗剧合一”特点。
（1）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熔铸到历史人物身上。
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表现了自己。
《屈原》里的“雷电颂”完全是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就是他自己。
主要表现为内在的强烈的抒情性。
兼具剧作家与诗人两种气质的郭沫若，在其历史剧创作中，十分注意在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逐渐推向高潮，最后以长篇抒情独白的方式喷泻而出，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戏剧和抒情效果。
在戏剧进展过程中，不仅紧张曲折的情节、尖锐的性格冲突吸引着观众，更有一股层层推进的感情激流振荡着观众的心灵：戏剧与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2）以诗化的语言写历史剧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往往穿插着大量的民歌和抒情诗，有的根据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有的则直接由主人公反复吟诵，如《屈原》中的《橘颂》和《雷电颂》，《棠棣之花》中的《北行诗》，《南冠草》中的《大哀赋》，《虎符》中的《赞颂歌》等。
这些抒情的诗和歌不仅渲染了氛围，突出了人物性格，强化了剧本主题，而且其本身已经融为整个剧本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若没有《橘颂》和《雷电颂》，《屈原》一剧将大失光彩。
郭沫若还善于在史剧中运用富有韵味的长篇独白以充分揭示人物丰满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剧中人物的对白以及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充满了音乐的节奏和诗的激情，这种诗化的语言显示了郭沫若独有的诗剧合一的特色。
浅谈郭沫若早期的诗歌特征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
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
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
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
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定义。
郭沫若对诗歌的独到见解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一个公式中，这个公式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
即：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这个公式中，可以清晰的看出，郭沫若认为，直觉，情调，想象是组成诗歌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诗歌的主要组成内容,而直觉，情绪是属于感性因素，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以诗言志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看法大相径庭，而这与他吸收西方歌德式的浪漫主义有关，也是其倡导的主情主义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
而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之后，郭沫若还进行了补充和更为详细的解释，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诗人是感情的宠儿，诗的原始细胞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其中的关键词即直觉，情绪，想象类的关于思维活动的词语。
从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中可见郭沫若十分重视直觉，情绪等感性情感，并且把这些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位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同于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创造持有缘志抒情的功利性的取向，而是把自身的情思融入其中，提出诗歌创作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因情而发非因志而发，从而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那就是以直觉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感性内核说。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特点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特点华文戏剧发展一百周年;戏剧大师系列一九三六年五月，鲁迅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关于现代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有那些的提问时，把郭沫若同时列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最优秀的戏剧家」和「最优秀的诗人」之列，这在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戏剧—主要是历史剧—创作贯穿了郭沫若的一生，亦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期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有诗剧、话剧，更以历史剧题材为主，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几乎是与他的诗歌创作孪生于「五四」文学新潮中，迄于六十年代初，这四十余年大致可分为三期：二十年代以《三个叛逆女性》为代表的成型期，四十年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成熟期和建国后产生了《蔡文姬》《武则天》的延续期。
（1）早期诗剧郭氏共创作了十多部篇幅较短小的诗剧。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二十年代创作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萦》。
《卓文君》描写汉代孀居才女卓文君不从父命，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
《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
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
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
《聂萦》着重表现聂萦、聂政姐弟舍身除暴的侠义精神。
这三部诗剧，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也初步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豪放、热情、诗情迸发的特点。
（2）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郭沫若戏剧创作的高峰。
他在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写了六部剧作，其中以《屈原》为标志，思想艺术达到了他戏剧创作的顶峰。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以十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
《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质量。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一、封建主义的叛逆者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有易坎人、麦克昂、鼎堂等。
1892年11月16日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1897年，他入家塾拜沈焕章先生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5年郭沫若告别了家塾的教育，进入嘉定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7年升入嘉定中学。
1910年春，他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
1913年，他借报考天津军医学校的机会，初出夔门，经历了“幻灭的北征”以后，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二、为了报国济民由于他刻苦学习，意志顽强，竟以半年的准备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
”怀着学点实际本领“报国济民”的目的，他最初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志愿。
可是，由于两耳重听，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志愿而转向文学。
1915年秋，郭沫若有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肄业，被分配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
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
在广泛在五四之前，郭沫若基本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他怀有报国宏愿，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他的思想当时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三、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宗白华的帮助下，他的最早一批诗作问世了，并且，“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见《学生时代》〉许多震撼诗坛、动人心魄的诗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后来,作者将这些诗作编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
它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主义态度和艺术上大胆创新精神，为新诗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正是《女神》促进了中国新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刺激了新诗的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真正开辟了新道路。
首先，诗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一切黑暗的旧事物，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同时表现了对光明的新中国的热烈憧憬。
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点
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点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
《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
《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
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
“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
《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
《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
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
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
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
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
诗篇长短不一。
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
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
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的论文
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的论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一、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郭沫若无论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其涉足的领域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时代。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
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这种激情的抒发更显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女神》是不可不被提起的。
在“五四”的新诗坛上，《女神》的出版引起了一阵超乎寻常的轰动。
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时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
”可见，《女神》带给当时文坛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它在新诗创作的意象和境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和进步。
这部诗集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从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东、西方，特别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了“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以后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
在这部诗集中。
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和华丽的词藻，为我国新诗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于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形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正如那首题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诗：无数的白云正本文由收集整理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
力的音乐，力的诗歌。
力的律吕哟!在这首诗中，各种自然物象不断地涌现，诗人将整个大自然幻化为一幅幅力的画面和一组组力的旋律，使人在受到所描绘的自然景观的强烈的冲击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充溢在画面中的沸腾不已的一腔激情。
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
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摘要：郭沫若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文艺理论、考古、历史、书法等众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1]。
从以对人性和爱的热烈呼唤基调的诗歌（以《女神》为例）、洋溢着传统浪漫主义气息与悲剧力量的历史剧（以《屈原》为例）等角度探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体味其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情怀，旨在通过学习和研究其文学创作特色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且继续前进。
关键词：郭沫若；《女神》；《屈原》；创作特色郭沫若幼年时开始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等。
1906—1913先后在乐山和成都读小学。
对《庄子》等古代文学的涉猎，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自然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初步接触，梁启超、章太炎新思想的营养，培育了反抗与叛逆的性格，激发了他向往反清爱国民主运动。
小学、中学时代，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并大量阅读《国粹学报》、《清议报》以及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接受维新思想启迪，培养了爱国民主思想与反抗意识。
他的思想曾经经历过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到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发展和转变过程[2]。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革命浪潮大大激荡起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的同时,使得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是相当复杂的。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十九世纪末西欧的浪漫主义思想却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他的浪漫主义是生根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是和中国的革命现实相关联的；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郭沫若重视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灵感、重视直觉,强调创作的不自觉性[3]。
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的基础下,吸收了表现主义,他的文艺观具有多元复合的倾向。
郭沫若把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融合起来,注重自我表现和感情的流露,强调主观精神。
一、从《女神》看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特色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是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第二部个人的新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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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郭沫若诗剧的创作特征(一)
论文关键词:郭沫若诗剧“五四”时代精神
论文摘要:郭沫若的诗剧创作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破坏一切、创造一切、追求个性解放等。
艺术上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性和剧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诗剧的生成，离不开郭沫若的卓越开拓。
作为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以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诗歌话语，创建了现代诗剧体式。
郭沫若将“五四”乃至整个现代诗剧的起点铺得很高，并给同代及后代作家以巨大影响。
他创作诗剧集中在‘’五四”时期，主要作品有《黎明》、《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
这些诗剧体现了狂飘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黎明》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诗剧作品(作于1919年11月14日，后发表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抒发了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激情。
它描写一对挣脱了封建束缚的先觉儿女，回到了光辉明耀的大自然中。
但她们还惦念着尚未解放的兄弟姐妹。
于是她们向着太阳膜拜礼赞:我要涤荡去一些尘垢批糠。
我要创造出一些明耀辉光”。
她们赞美‘’天下的太阳”，祈祷太阳“永远放射你的金剪，射尽那些天狼”，‘’驱逐黑暗邪恶，恢复失去的乐园，来祝天地的新生”。
这是一篇以狂欢为基调的童话诗剧，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以最新最美的面貌出现，唤醒后觉者，一起砸碎“幽宫”、“囚笼”，向新世界奋进他们不仅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且还有必胜的信念。
驱逐邪恶、歌颂光明、欢庆新生构成了全诗的基本主题。
继《黎明》之后，1920年郭沫若又先后创作了四部诗剧:《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和《女神之再生》。
《凤凰涅架》可说是《黎明》的姐妹篇，也是破坏与创造主题的诗意表现。
如果说《黎明》体现了毁灭“幽宫”、“囚笼”、创造“明耀辉光”的精神，塑造了生机勃勃的先觉者的形象，那么《凤凰涅架》则进一步表现了毁灭与创造主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通过对先觉者的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抒写，来表现对新生祖国、新生自我的向往。
《凤凰涅架》写于1920年1月，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序曲，写的是一对凤凰“飞来在丹穴山上”，它们衔来香木，煽起火星，准备自焚而死。
此时它们的情感是“低昂”、“悲壮”的，为整个诗剧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第二部分是正戏。
包括“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四个部分。
“凤歌”，主要表现了男性对束缚个性、压抑民主的黑暗势力的极端不满和痛恨，诅咒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社会。
“凰歌”，唱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抒写了自我解剖、自我否定、渴求再生的精神。
“凤凰同歌”十分简短，进一步渲染了低昂悲壮的气氛，抒写了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决心:“身外的一切!/身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
”群鸟歌”，通过对岩鹰、家鸽、鹦鹉等一群凡鸟的抒写，有力地鞭挞了政客、奴才们的庸俗丑恶，反衬出凤凰的高洁、悲壮、崇高。
第三部分是“凤凰更生歌”，其中包括两曲。
一是“鸡鸣”，指出不仅“死了的凤凰更生了”，而且“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二是“凤凰和鸣”，抒写了坚贞纯洁的凤凰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在烈火中向着未来翱翔，在烈火中向着光明欢唱!“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凤凰涅架》集中表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不仅要毁灭罪恶的旧世界，把旧的一切连同旧的自我在烈火中统统烧毁，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和谐、净朗、芬芳和自由生动的新世界。
这种理想境界虽难免有“乌托邦”之嫌，但其破坏—创造的热望与激情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艺术传达。
1920年，郭沫若还先后创作了被称为《女神三部曲》的《棠棣之花》(写于1920年9月23日)、《女神之再生》(写于1920年12月20日)和《湘累》(写于1920年12月27日)。
这三部诗剧都取材于神话和历史。
诗人借助于这些神话和历史故事，意在传达“五四”先驱们为实现破坏—创造的社会文化理想所必备的巨人气魄和英雄精神。
《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
这部诗剧只写了聂母墓前聂政和聂荧诀别的一幕。
通过英雄
人物聂政、聂荧姐弟的抗暴锄恶，表现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和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同时也抒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女神之再生》是根据《列子·汤问篇》写的，但诗人并不为了再现这个神话传说，而是以此“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
共工是象征南方，撷项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
”其中的女神形象是理想的化身，她们本来就是这世界的创造者，曾经炼就五色彩石把天孔补全，为的是迎来一个“优美的世界”。
当她们发现这世界又要再遭“浩劫”时，便立志“创造些新的光明”，“创造些新的温热”，“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共工、额项为争夺帝位而互相征伐，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工战败，企图毁灭整个世界，结果与撷顶同归于尽。
诗剧反映了人民对军阀战争的憎恨，表现了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同样是“五四”时代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精神的体现。
《湘累》取材于屈原放逐后的生活，但只截取游湖这一片段。
诗人曾说:《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
诗人借屈原之口，抒发了对“混浊世界”的愤慈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叹息的赤子之心。
《湘累》中的“自我”形象，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形象体现和诗意概括，“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就鲜明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人们要求挣脱一切旧罗网、渴望新生的强烈愿望!总之，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五个诗剧都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